王维画像（《晚笑堂竹庄画传》）
王维与李白、杜甫这三位唐代大诗人，在安史之乱期间，都曾遭受囚系之劫。李白因入幕永王军队，抗命兵败而下狱，被流放夜郎国。杜甫在投奔天子路上被胡羯叛军抓获带回长安城内，后来才借机逃跑。王维是未及撤离长安，也被胡羯叛军抓获，然后押解到东都洛阳，被迫担任伪职；唐军收复两京后，他因受伪职又被拘禁近两个月。不过此后，他们三人，还是王维在官场上“混”得最好。李白流放途中遇赦，随后辗转数地，依人为生，三年后逝世于当涂县。杜甫虽蒙授左拾遗，但触怒肃宗被贬，不久即弃官入川，漂泊西南多年而病故。王维则因其弟相助，免罪复官，并一步步升迁，最后在尚书右丞任上去世。但在诗歌创作上，与王维同龄的李白仍然写了很多好诗，诗仙风采仍在。比王维年轻10岁的杜甫更是实现了自我超越，成了千古诗圣。但唯有诗佛王维，却闲居懒赋诗，所写也几乎都是交游应酬之作，难以媲美其安史之乱前的众多杰出作品。最终没能像杜甫期待的那样“穷愁应有作”（《奉赠王中允维》），成为唐代的“凌云健笔”“文章老更成”的庾信。
何以如此呢？或如其所言：“壮心与身退，老病随年侵。”（《送韦大夫东京留守》），但王维是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人，也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他晚年情愿尽削官职，以换得其弟回朝相依，手足之情始终不渝。其母去世后，他放弃别业，施庄为寺，以作纪念，也是母子之情极为深厚。同时，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写作。如其弟王缙所言：“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乘兴为文，未尝废笔。”（《进王右丞集表》）。所以，在笔者看来，“年老力衰，心昏眼暗”（《责躬荐弟表》）固然是一个原因（王维出狱复官到去世只有三四年时间〔758—761〕），而不爱饮酒的个性，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王缙《进王右丞集表》
中国诗人与酒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王维也不例外，他一生饮酒，并借助诗酒丹青与一些同好结下友谊。但与李白、杜甫以及同时期的其他很多诗人相比，他在饮酒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李白是嗜酒的，杜甫也是嗜酒的，但王维饮酒而不爱酒。
据有关史传记载，生活中的王维茹素饮茶，不食膻腥，在辋川别业与好友裴迪经常往来，或弹琴或赋诗或啸咏，未言及其饮酒。而在王维本人的诗文中，描述自己以及他人饮酒、醉酒的情景也很少见。据日本学者入谷仙介统计，王维现存约四百首诗中，言及饮酒的只有二十余首，而其中没有一首言及自己的饮酒之乐。不仅如此，王维还把嗜酒、醉酒描述为负面的意象。如《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诗云：“既饱香积饭，不醉声闻酒。”这里虽然不是实写醉酒，但王维把奉行声闻小法比作醉酒，并表示了否定的态度，醉酒在这里显然是负面的意象。
而即使是饮酒，李白、贺知章等人常常是独酌、豪饮，以酒销愁，最后的结果往往是酩酊大醉。而王维则多是共饮、缓酌，以作应酬，没有酩酊大醉的场面。例如他说“不妨饮酒复垂钓，君但能来相往还”（《答张五弟》），虽有主动邀人饮酒之意，但这里的饮酒只是社交活动中可以选择的多种赏心乐事之一，其诗意的侧重点不在于饮酒而在于交游共处。再如“临当游南陂，约略执盃酒”（《晦日游大理寺韦卿城南别业》），也是与友人同游而共饮，所饮之量也不多。入谷仙介还指出，王维主动劝人饮酒的诗只限于别离和劝慰悲伤的朋友的场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曲》），即是典型之例。其名作《汉江临眺》尾联云：“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虽然写到醉酒，但主角是太守，即使包括诗人在内，醉酒也只是一笔带过的虚写，全诗的重点还都在于前三联的对自然景观的全神贯注的审美观照。
傅抱石作《渭城曲》诗意图
在其山水诗代表作《辋川集》二十首绝句中，只有三首写到饮酒，且都是共饮而非独酌：其七《茱萸沜》诗云：“山中倘留客，置此茱萸杯。”这是虚写并未发生的款待客人的共饮；茱萸果实可泡酒制药以养生，一次不宜多饮也是可想而知的。其九《临湖亭》诗云：“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这是为迎接客人的共饮，并且不是要一醉方休，而是还要静静地欣赏荷花盛开的自然美景。其二十《椒园》诗云：“椒浆奠瑶席，欲下云中君。”这是人与神的共饮，也是并未发生的虚写。
当然，王维也不免有独饮的时候，此时，他倾向于“酌酒会临泉水”（《田园乐》）、“可怜磐石临泉水，复有垂杨拂酒杯”（《戏题磐石》），强调的是与自然相融合的闲适，而无一醉方休的放纵。如若心情不好，别人可能是举杯浇愁，而王维则会对酒拒饮：“临觞忽不御，惆怅思远客”（《春中田园作》）、“不学御沟上，衔悲执杯酒。”（《资圣寺送甘二》）这与杜甫笔下的饮中八仙之“浪迹纵酒，以自昏秽”的形象截然不同。到了晚年，王维饮酒主要是为了养生，如其所云：“花醴和松屑，茶香透竹丛。”（《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如此饮用酒茶就更不会一醉方休了。
不嗜酒纵饮，就不会有阮籍那样的酣醉、恸哭、越礼等激越、放荡、迷狂之举，而会保持闲静、平和、清醒的精神状态。在王维的诗篇中，这种自由自在、闲静平和的精神状态经常可以看到。例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竹里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独来独往时很是悠闲自在。而当他与裴迪一起面对同样的山水田园景色时，裴迪或如狂士接舆一样沉醉狂歌（“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而王维只是拄杖倚门，沉静地观望倾听（“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两人的形象有着鲜明地对比，这自然凸显了诗人的独特心理个性。也正是因为经常处于自由自在、闲静平和的精神状态，所以诗人才会具有敏锐、细密的感知能力，从而对于司空见惯的明月相照之景也能够产生不同凡响的富有理趣的审美感受：“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这片清幽澄明之光，蕴含着物境与心境和谐交融的玄思远韵，让人回味无穷，足以与千年之前柏拉图关于人类理性的洞穴火光之喻相媲美。因为它们都体现了对人类心灵深处的洞察力以及对于人类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的高度肯定。而诗歌的涵泳玩味之审美愉悦还有助于我们在幽深、漫长的精神追求之旅中将种种疲倦、烦闷、孤独消解于无形之中，这又是柏拉图之喻所不及的了。
这里可做补充说明的是，东晋时期中国人形成了山水有灵，与人相知相亲的审美观念。在王维这首诗中，月与人之间即具有情感上的亲近和精神上的同质性，月与人之间原是相知相亲的一对精神知音。这种物与我精神上的和谐一致，与其说是依据佛法与自然合一的禅理，不如说是源自中国文化固有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因为这种禅理不同于原初的佛经教义，而是佛学与玄学相交融的中国化结果。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拓本
纵酒过度可能导致的身体危害，特别是社会政治上的危害，《尚书·酒诰》早已明言。但自从阮籍（竹林七贤）、陶渊明等诗人进入酒徒行列之后，纵酒豪饮就成为了迁客骚人摆脱世俗束缚，追求精神自由的一种手段和象征，这是因为纵酒酣醉可以给予他们一个对强权说不的理由。例如阮籍连醉60天让司马昭无法为其子提亲，陶渊明饮酒诗则说：“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二十首》其二十）也是以醉酒为自己的“谬误”找借口。这些言行，都是借酒说不的显著表现。杜甫对于纵酒酣醉的积极意义也是有清醒、准确的认知的。他在《饮中八仙歌》中最着重描述的一个人就是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中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正是借酒说不的典型形象。但是，王维似乎未能充分理解纵酒酣醉中所蕴含的对强权敢于说不的积极意义，所以，他对于前人嗜酒纵饮的个性特征并不认同。例如他说：“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偶然作六首》其四）其中的“耽”字蕴含了较明显的贬义。因此，阮籍的嗜酒酣醉也不会得到王维的认同，这也是可以推知的。这样，不爱纵饮酣醉的王维也就少了一个释放自我、坚持自我的精神助力。
王维对于安禄山的胁迫靠服药致疾，“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日”（《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以作抵制，但没有成功，在精神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他认为“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唯佛之力可凭”（《请施庄为寺表》），希望通过佛教修行获得解脱。但对于屈受伪职一事，虽然自认尚有微节，但还总是非常愧疚，不能释怀。同时，他也未能决绝地抛弃浮名，不再出仕。所以，每次升迁上表，都要检讨自己不能自刃杀身而折节偷生的罪过：“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谢除太子中允表》）“顷又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责躬荐弟表》）因而“跼天内省，无地自容”（《谢除太子中允表》）。还应注意的是，王维虽蒙宥罪拜官，但还总是处于惶恐不安之中。如其所言“捧戴惶惧，不知所裁”（《谢除太子中允表》）、“以荣为忧，席宠知惧”（《谢集贤学士表》）这样纠结、矛盾的精神状态之下，心中诗意还能残存多少？又如何再能写出以前那样的好诗呢？更不用说成为庾信了。
要之，当强权剥夺了个人的自我所有权，不可说不的时候，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被毁掉。王维，这位盛唐的天才，就是在安史之乱中，陷得太深，非常不幸地被强权毁掉了。但幸好我们还有李白、杜甫，还有以前的阮籍、陶潜、庾信……。所以，饮不饮酒其实并没那么重要，因为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关键在于有没有敢于说不的精神力量。
2024年5月于南京高云岭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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