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中的一本小说，《芬芳》是目前为止第一部由女性作家创作、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芬芳》给作者周瑄璞带来很多荣誉，包括今年揭晓的“2023年度中国好书”，被认为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中文学品质最高的作品。
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周瑄璞表示有此评价，她很欣慰。“每一部作品完成，作家有种如释重负又怅然若失之感，与笔下那么多可爱的人暂时告别了，但他们又永远属于你。”
周瑄璞在《芬芳》中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有的像在骄阳下坚挺的向日葵，有的像在夹缝中绽放的牵牛花，有的像在寒风中俏丽的红梅，有的则像寒冷季节里的一簇簇棉花。周瑄璞本人也像是一朵芬芳的花朵，从公交车售票员到著名作家，书写着自己和时代的传奇。周瑄璞说：“我们经常说书写时代，其实不用过分强调时代，写好了时光长河中的人，也就是写好了时代。”
命运和文学足够爱
我我只有感恩
周瑄璞的作品中，有长篇小说《多湾》《日近长安远》《芬芳》等，中短篇小说集《曼琴的四月》《骊歌》《隐藏的力量》等，曾获得中国女性文学奖、柳青文学奖、河南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诸多荣誉。
与她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周瑄璞的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高中毕业后做了6年公交车售票员，“在那里，人生百态、社会千面，都在小小的车厢里上演。”为了能在晚上上课以通过大学自学考试，周瑄璞在3年的时间里，固定上头班车，每天早上5点起床，5:40出车，中午1点下班，再回家吃饭、收拾、睡觉。晚上7点半赶到十几站之外的城里（西安人把城墙以内叫做城里）西大街夜校上课，晚上10点半下课回到家，读书、看报，收拾完第二天的东西，就赶快睡觉。
后来，周瑄璞到了机关工作，编辑八开小报的一个版面，半个月出一期报纸。自己也经常写点小文章，在报纸上发一发。几年后，她觉得人生这样可不行，必要有所追求，“我想要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总觉得有一个远方，在召唤我。我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幸福在彼岸，文学是船。’”
正式开始写作时，周瑄璞已经年近三十，且有了孩子，“孩子正小，我白天上班，晚上带着她写作。那时还没有电脑，我伏案在前，她站在身后，趴我背上，不停地捂眼睛、搂脖子、揉头发、要抱抱……终于我生气了，扯住孩子一把扔到床上。她大声啼哭，我默默流泪。后来我想了办法，晚上八九点跟她一起睡觉，定闹钟早上4点起来写作，写到7点，收拾出门上班。等到孩子大些了，她爸爸负责接送，我回家做饭，经常是步履匆匆，有时需要小跑，时间总不够用。我必须在晚上8点半之前收拾好家务，坐在电脑前，中间还要穿插着给孩子作业签字，招呼洗漱、睡觉。”
就这样，周瑄璞以家乡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多湾》，在2015年出版，荣获第五届柳青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也开启了她的“成名之路”。周瑄璞表示，写作对她意义重大，改变了她的命运，“通过写作，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我常常觉得，不是我在写作，而是文学塑造了我，改变了我。命运和文学足够爱我，我只有感恩文学。”
《芬芳》的书封上印着：“窘迫时不失自尊，自嘲中透着包容，艰辛里自寻幽默。那余味悠长而不张扬的，是泥土的气息，是岁月的芬芳。”这是《芬芳》里的芸芸众生，也是周瑄璞的自况。
写《芬芳》仿佛是和另一个自己对话
《芬芳》讲述杨烈芳等女性沉浮跌宕的命运，描绘了一个大家族中四代数十人的众生相，以充满美善的笔触书写了小人物的奋斗历程，记录其精神的蜕变；以元气淋漓的鲜活细节再现了中原乡村从上世纪70年代至当下的历史变迁。贾平凹评价说：“写活了时光，诉尽了乡情，描画出中原厚土的无穷魅力。一本书，留住乡愁。”
周瑄璞向记者介绍，《芬芳》创作于2022年，是她中年之后回望家乡，回忆童年时期所见的一些人物和故事而想要创作的一部作品，“基本是当成我的童年回忆录或乡村人物志来写的，所以从上世纪70年代悠悠缓缓地讲述。人到了一定年纪，就开始回望生命，借着一些人物和故事的外壳，其实是想记录时光流淌以及中原大地上的草木风物，乡村经历过的一切，都想细细记录下来，我要书写大地上的芸芸众生，尤其那些女性。”
写作《芬芳》，周瑄璞未做特别的准备，“因为那些人和事都烂熟于心，他们都在这片大地上发生过，四面八方的故事，亲见的，听来的，真实的，演绎的，我把他们都集中在一条过道里，一个家族中。《芬芳》总体写得比较顺畅，尤其是写到乡村风俗风物、人情世故的时候，一切都是手到擒来，仿佛是和另一个自己对话，就像是从前的自己，走在村街里或者村后小路上。人到了一定年纪，好像体内的还乡意识慢慢苏醒，写作，便是在亲近故乡，完成着另一种还乡。当然，毕竟是落在纸上，要具体和准确，做到道具真实、情感真实、逻辑真实。于是我会时常打电话给老家的人，询问一些详细情况，比如当时的物价、人们的交往、婚丧嫁娶习俗等等。”
两年时间，《芬芳》先后修改了七次。周瑄璞介绍说：“有一些情节上的改动。因为我这部作品是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入选项目，所以写作之中一直和编辑密切联系，就一些情节和人物形象沟通，会听取她的建议。完稿后编辑通读，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出版之前又召开一次改稿会，专家们一共提出20条意见建议。我综合考虑后，又与编辑协商，修改了大约10条，除了个别导向方面的线索，总体还是坚持了我自己的观点。”
此外，七易稿件，周瑄璞说自己始终在做的，是打磨语言和落实细节，“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首先要做到语言过关，这个要求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施起来不是那么容易。首先要保证你写的是文学语言，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甚至不是几天能说清的，是在多年与文字的朝夕相处、长期浸淫，在一遍遍实际操作中摸索、领悟出来的。而且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前提，体现着作家的性情心胸，总之很复杂，只能意会不可言传。除了精准凝练的起码要求外，要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独特的审美趋向，达到各美其美，于是就只能是一遍遍地修改、打磨语言。其实文学创作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除了一定的天赋要求外，没有什么捷径与窍门，就是业精于勤，功到自然成。”
我只有作家视角
首先要写好作品
《芬芳》中有两处，让周瑄璞写作时心里很难过：一个是白氏死去，她是一个苦难母亲的形象，夫妻不和，穷苦潦倒，儿子接连高考失败，她连复读的钱也拿不出来，在儿子第二次高考失败后上吊自杀。第三年她的儿子考上了学，虽然是花钱的委培生，但总算是有了学上，可以走出农村，可儿女们再也无法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她。另一处就是素芬被转正招干、吃了商品粮的丈夫抛弃，刚出月子抱着孩子回到娘家。她的整个天塌了，生活给这个单纯的女子如此打击和屈辱。
说起《芬芳》中的众多人物，周瑄璞最喜欢的是杨烈芳和杨素芬，“杨烈芳除了长得不美，几乎占尽了我所欣赏的全部女性优点——她坚强不屈、乐观勤劳，对生活对亲人充满着爱，又刚烈又温柔，能吃苦也会享受，无私奉献却又有自我意识。她对哥哥的支持、帮扶，对家庭的操持，不是通过牺牲掉自己、放弃自己的前程来实现，也不是来自外部力量的劝导，而是自发提出。她只是辍学回家，但没有放弃学习，而是用独特的方式完成自我教育，她一直都在进步成长。当她发现婚姻里没有信任，便果断放弃，不贪图对方的钱财，因为她相信自己有能力创造生活，不指望别人。”
杨素芬身上则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她美丽、单纯、善良，被抛弃后有泪水，有祈求，有幻想，发现挽回不了负心人，她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她是鲜活丰满、自尊自爱、真实可亲的女性形象，伤痛之后，最终还是勇敢地担起生活的责任，独自抚养女儿长大成人成才。“当我写到她前去离婚的场景，‘素芬把孩子交给妈，挑门帘到里边换衣裳，走到镜子前梳梳头，决绝地跟着他一起出门，走出过道，在街里人的注视下，坐在姓王的自行车后座上。’我们仿佛看到一幅油画，一个哺乳期的女子，带有尊严，勇敢地放手。这个画面忧伤而美好，我发自内心地疼惜和祝福她。”
作为女性作家，周瑄璞坦承自己写作时很少考虑“女性写作”“女性视角”，“我只有作家视角，首先要是一个合格作家，达到文学标准，然后才是女作家，而不是什么男作家视角、女作家视角。这些命题是评论家研究的，而一个写作者，首先要写好作品。”
周瑄璞表示，自己写了多部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是因为她是女人，最为了解女性，对她们的一切感同身受，以己为镜，写起来得心应手，“我愿意书写大地上的女性、生活中的女性。”
我是幸运小孩
童年几乎是写作的来源
周瑄璞曾说童年几乎是她写作的来源，她在《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中写到自己今生最早的记忆，是一岁多。科学研究的结论是，儿童最早的记忆通常在三岁之后，为此周瑄璞还在网上搜过相关知识，“有少数儿童能在三岁前有记忆。我问过身边的一些朋友，也有人说起自己一两岁时的记忆。我的的确确有文章中讲述的那样最初的人生记忆，也不知为什么会记得这一刻，而后来的很多事都忘记了。人生那么长，有那么多的日子，可是我们只是记住了某一件事、某一片刻，因为很珍贵，所以会去加工演绎，将它变为文学记忆。”
小时候，周瑄璞内心世界就非常丰富。她会和自己对话，激励、安慰自己，编织出许多语言，设计出很多场景，小小年纪就形成和运行自己的小宇宙。“随着年龄增长，总是想起小时候的事，我可以将30岁、40岁的事情忘掉，但童年留存下来的记忆，却一点点地去强化，去找寻，去重新建构。或许建构出来的，已经是另一个样子，但我一直不知疲倦地追忆似水年华。有时候回老家，会在我小时候走过的田间地头、大路小巷，再走一走，想到当时在这里做过什么，跟小伙伴怎么玩耍。如今他们都跑到别处，而我这个最早离开的人，又回来找寻。这可能是生命的本能，因为走向衰老，所以用幼年来补偿。文学就是回忆，我相信在每个作家心中，童年都非常重要。”
周瑄璞生于1970年，“母亲生下我后，就把我放在家里交给爷爷奶奶，她去西安和父亲团聚了，干临时工挣点钱。条件有限，孩子不能带在身边。我的童年是和爷爷奶奶婶婶度过的。”
周瑄璞的父亲考学走出农村，是大单位里的技术人员，外貌英俊，年富力强。母亲是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可是父母恩爱，齐心协力为家操劳，“我的母亲虽然一生操劳吃苦，但从没有受过来自丈夫的打击与伤害。婶婶过门后，待我像自己的孩子。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庭的优良传统吧。我从小到大的健全人格、阳光心态、对人对事的善意和责任感，与童年的成长环境有极大关系，我从小感受的都是亲人之间的关爱和来自家庭的温暖与力量。”
因为爸爸和叔叔都在大城市工作，时常给住在农村的周瑄璞或寄或带东西，以至于小伙伴们都羡慕她，周瑄璞为此很有优越感。“我以为这样的局面和感觉会伴随我一生，当我来到城市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我还是想要那个‘我是幸运小孩’的后果，于是努力地去做很多事情，一直默默奋斗，就是想得到来自于生活和命运的奖赏，来自于别人的喜爱和羡慕。虽然获得的可能是嫉妒的眼光和恶意的回报，但我也由此知道，生活和人性复杂，世界不会一直宠爱你，你时常会有教训和伤害，这也算是一个人生收获吧。”
只要双脚踏上那片土地
就有源源不断的素材向我走来
周瑄璞跟着奶奶在乡村度过童年，“可以说奶奶开启了我的文学梦，伴随耳畔的是她老人家的故事、歌谣，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清晰地还原她的音容笑貌。当然，或许是与生俱来的综合因素，使我注定要从事文学。”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周瑄璞和姐姐转学到西安，“一个乡下孩子初到城市，与父母颇为陌生，不愿与他们交流。外部世界所有的一切在自己内心聚集酝酿，总觉得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真正的情感，而外部，总有这样那样的虚假和不可靠。这或许是我写作后迷恋心理描写的原因。当我开始阅读西方名著，惊讶地发现，许多心理描写跟我的那些内心活动如此相似，原来这世上的人，无论外表如何不同，内心却是一样的。当时，我们姐妹几个没有城市户口，在那个一切凭粮本的时期，吃高价粮，生活困难。我能明显感到与班上同学的物质差距，从农村的幸运小孩变为城市里的灰小鸭，落差很大。敏感如我，种下了一颗‘别人有而我没有’的种子，好像后来的人生一直都在进行这种弥补，我将这一切都转化为文学。这或许就是海明威解释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的原因吧——‘源于童年的自卑’。”
和童年时期相比，周瑄璞认为现在的家乡，相同的是大地、四季、庄稼、河流，不同的是经营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所改变。“有专家评论说《芬芳》写到最后越来越快了，这很好解释，因为一切都提速了。从前坐火车回老家，漫漫长夜十来个小时，下了火车步行回村，要走半天；现在高铁3小时到达，再打上出租车，40分钟回村。交通、网络发达，物质生活极大丰富。”
周瑄璞说，自己每回一次老家，都能写出一些文字，“或者是短篇小说、纪实文学，或者是长篇小说的片段，只要双脚踏上那片土地，就有源源不断的素材向我走来。”
《芬芳》中写道：“什么时候，人们不论住在农村还是城市，都不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命运前途，农民不一定非得出去打工，孩子不一定非得考学出去，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在自己的家园，有钱花有事干，也能幸福地生活，他这样走出去的人，也愿意回来，那才是真正的好生活吧。”这是周瑄璞的愿景：“我期待这一切早日到来，我也愿意一路书写这不愿掉队、时时变化着的乡村。”
《芬芳》通过讲述几个普通女性的命运，来展现时代变迁、山乡巨变。在周瑄璞看来，人的成长，人的巨变，也是一种变化。因为人是时代的产物，每个人的道路和抉择都离不开时代的影响和政策的走向。
周瑄璞认为写作不难，只要有素材有故事，她就会一气呵成地先写下来，然后再慢慢修理、打磨、调整，将它们用在合适的地方。“我的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于写作，我对写作永远充满热爱和向往。如果生活有焦虑，我会用写作来化解，这也就是‘悲愤出诗人’的道理。”
周瑄璞感恩、热爱着文学，“对于一个心怀热爱的人来说，任何时候都是黄金时期，只要身体不出问题，我估计到七八十岁，还是会充满热情、如若初见地对待文学。一个作家的常态，就是写写写，其他一切行动，旅行、采访、读书、思索，都是为着这个基本点和中心服务的。我永远都在刚写完、正在写、将要写的路上。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根据地，那就是家乡厚土，美丽的中原大地，我会一直书写下去。”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供图/周瑄璞
编辑/张严涵
排版/王静
微信号｜bqtt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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