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零年，周恩来因为领导学生运动，被南开大学开除了。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因为在国内无书可读，这才开启了周恩来的欧洲留学之旅。当年底，在严范孙的资助下，周恩来和李福景等人一起远渡重洋，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来到了法国马赛港，随后开启了他的欧洲之旅。直到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来奉命回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然而，他在欧洲的三年半时光，并没有在哪个大学读书深造。那么，他究竟在欧洲忙什么？
图|周恩来在法国
一、在忙着学习和调研，通过思考和观察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周恩来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但他也不是一下子就信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科学，周恩来认定了这个主义的科学性，才把自己的毕生精力交给这个主义。周恩来树立共产主义信仰，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初步认识阶段，也就是周恩来在日本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向世界各国送去了马克思主义。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第二年正好是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世界各地都举行了相应的纪念活动。
图|俄国十月革命
中国的李大钊（zhāo）等人，开始在北京研究、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经济比较发达，社会思潮也比较活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中国要早。那里的产业工人，也就是无产阶级，也比中国多。
而当时，周恩来正在日本留学。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初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虽然当时的他还不太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全貌，但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光明和希望。
正如他在新诗《雨中岚山》中写的那样：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这一点光明，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
图|《雨中岚山》石刻
但周恩来已经没有时间在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了，当时正处于五四运动前期，国内的救亡运动非常红火，有志青年都急于回国，周恩来也不例外。
2、了解认同阶段，也就是在国内领导学生运动入狱的时候。
周恩来回国的时间是一九一九年四月，他先到东北看望伯父，回到天津的时候已经是六月。
六月二十八日，留法学生和华工包围了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代表被迫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图|五四运动
虽说严格意义上的五四运动已经基本结束，但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正方兴未艾（ài）。
周恩来当时在天津学生界已经非常有名望了，因为他在南开学校（中学）期间，学习成绩特别优异，所办社团人数众多，主办刊物“文名”鹊起，是天津学生圈的风云人物。
还不仅是学生圈，当时的周恩来得到了严范孙发自肺腑的赏识，十五六岁的周恩来成为了严范孙的座上宾。而严范孙曾经是清朝的副部级官员，现在是民国的知名教育家，所交往的人，很多都是党政军学界的要员，周恩来在天津的社会圈也是混了个脸熟。
一九一九年，二十一岁的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旧日的老师、同学、朋友纷纷拜访，严范孙更是在家设宴给周恩来接风，坐陪的有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及日后的南京政府教育总长等人。
图|严范孙塑像
随后，周恩来担任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之后又参与发起觉悟社并主办觉悟社的社刊。也就是说，他很快就成为了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
周恩来领导天津学生抵制日货，带领数千学生请愿，并带头强闯直隶公署，遭到逮捕后被警察厅关押了六个月。在狱中，他和被关押的进步学生一起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从思想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当时对于如何实现这个主义还不是很清晰。
3、坚定信仰阶段，也就是周恩来到欧洲学习、调研阶段。
周恩来出狱后，在严范孙的资助下乘船到法国。当时，苏联成立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给自己定的任务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消灭阶级剥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欧洲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也是无产阶级比较壮大、阶级剥削比较普遍的区域，所以共产主义思潮在欧洲非常盛行。
图|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周恩来留学的目的就是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他知道当时的中国社会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对于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还没有系统的认知。
他刚到欧洲的时候，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阅读，广泛专研马克思主义著作，经过慎重的思考，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后，更加关心社会变革和救国救民，对自己能否读一个大学已经不在意了。
此时的周恩来，虽然只有二十三岁，但是已经完全具备了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没必要非得坐在教室里当学生了。
图|青年时期的周恩来
但不读大学，不代表不学习，周恩来在欧洲及以后，始终坚持大量的阅读、讨论和研究，其实质是在不断地学习。也正是因此，他才具有领导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储备和工作能力。
二、在忙着领导和参加学生运动，在运动中锻炼提高了工作能力
周恩来在欧洲组织学生运动？对，因为当时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非常多，特别是法国。
1、留法勤工俭学热潮。
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零年是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周恩来到法国的时候，大约有一千六百多留学生在法国，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集中在里昂。里昂的面积还不到五十平方公里，也就是说，绕里昂走一圈，也就是大半天的事。因此，当时留学生之间的联系和接触是非常紧密的。
图|留学生在马赛合影
为什么这么多留学生在里昂呢？这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向欧洲派出了大量劳工，从事运物资、挖战壕等工作，中国主要是因为这个成为战胜国。
中国劳工在法国比较多，法国因此同意退还庚（gēng）子赔款，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huī）等国民党元老提出用赔款建立中法大学，北京一个，里昂一个。
图|蔡元培
因为他们早年都有法国留学经历，认为年轻人应该到外面学习知识、开拓视野。所以他们建了华法教育会，组织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
现在，有了资金支持，他们一边筹建中法大学，一边积极动员进步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在一九一九年之前，也是可以留学法国的，但费用高、难度大。
现在情况好多了，从费用上看，华法教育会给补助，而且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大量青壮年男性死亡或伤残，缺少劳动力，打工补贴学习生活费用比较容易。
从入学上看，华法教育会在国内组织了一些法文学校，为赴法学习做好了相关准备，而里昂中法大学也承诺，可以让勤工俭学的学生免试入学。
图|华法教育会欢送勤工俭学生
于是就形成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
2、留法学生的困境和周恩来的处境。
但现实并没有想象的这么美好、这么简单。法国战后重建工作进展缓慢，里昂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仅有的岗位都特别辛苦。
大家到了法国之后，一边学习（主要是学法语，里昂中法大学当时还没建好），一边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就吃不上饭，遭遇了严峻的生存危机。一多半的学生，只能靠着华法教育会的补助维持生活。
周恩来的情况比绝大部分留学生要好，因为他有严范孙的资助。说起资助，因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比较大，所以一直是有贵人相助的。
图|周恩来在法国
周恩来十二岁到铁岭、沈阳读书，是靠伯父的支持。
十五岁入读南开后，经老师的帮助和个人的努力，成为免费生之一，还经常到校董、校长家蹭饭吃。
十九岁南开学校（中学）毕业后，得到于树德的帮助才能到日本留学。于树德并不是周恩来的校友，而是天津学生运动中的战友。他凑了钱准备留学，获得公费留学名额后就资助了周恩来。
赴欧则是得到了严范孙及李福景的帮助。周恩来、李福景和吴国祯是南开学校（中学）的好朋友，被人戏称为“南开三剑客”。当初，严范孙争取名额并出钱资助旅欧留学的一共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就是李福景。
图|周恩来、吴国祯、李福景
两人志向不同，李福景努力学习，周恩来则走上了革命道路。李福景在得到奖学金后，就将严范孙的两份资助一并给了周恩来。
同时，周恩来还通过给天津的报社写通讯赚稿费。所以，周恩来的生活，没有其他留学生那么惨。
3、留学生的斗争和团结。
虽然周恩来的日子过得去，但他并没有偏安一隅，他是以家国天下为己任，所以，他跟其他留学生紧紧地站在了一起，在一九二一年，领导并参与了三次学生运动：
第一次是反断供。在留学生很难找工作的情况下，华法教育会却宣布不再提供生活补助，于是留学生们就奋起反抗，到使馆请愿。
图|华法教育会同仁合影
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效果，学生们要求政府每月发四百法郎，最后政府同意发一百五十法郎，也就是每人每天五法郎，能保证基本的温饱。
第二次是反借款。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三亿法郎，说是救灾，实际是为了购买军火、扩大地盘，于是留学生们召开大会抵制借款，并通电国内揭露军阀嘴脸。
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借款活动被迫取消。
第三次是反毁约。北洋政府在借款挫败之后，很快就对留学生进行了报复，一方面是不再发放每天的五法郎生活费，另一方面是违背之前关于里昂中法大学让留学生免试入学的承诺，宣布了新的考试招生政策，还要从国内招生。
面对没饭吃、没书读的困境，留学生发起了占领里昂大学运动。结果法国警察先把学生抓了起来，随后又把蔡和森等人遣送回国了。
图|蔡和森
周恩来参与了三次斗争活动，发挥了组织和领导作用，并对相关活动进行了深入报道，使国内也及时掌握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活动中，周恩来等人负责组织后援队并处理善后工作。学生入狱后，大家多方营救，但只有赵世炎逃了出来。
虽然总的来看，斗争的效果并不如意，但通过三次斗争，赴法留学生达到了团结。
最初，赴法留学生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争取资助，另一派主张勤工俭学。两派的分歧既有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也有对理论问题的思考，意见针锋相对，互相之间也不太来往。
周恩来作为第三方，奔走于两派之间，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在三次斗争中，面对北洋政府和法国警察的压迫，两派终于实现了团结。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展现出了超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三、在忙着入党和建团，逐渐成为职业革命家
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张申府和刘清扬。
1、旧相识介绍入党。
张申府生于清末，从小接受良好的私塾教育，也在中国最早的新式学校读过书。张申府从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因此结识了李大钊。他常帮李大钊做事，成为李大钊的助手，也是毛泽东的领导。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建立共产党，陈独秀和李大钊、张申府商量，三人组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在北京的就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不久之后，他俩发展了第三个党员张国焘（tāo）。
张申府还成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秘书，蔡元培是清末进士、国民党元老、民国教育总长、知名学者，开现代教育之先河，毛泽东称赞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图|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一九二零年底，张申府随蔡元培到法国，同行的还有刘清扬。
刘清扬生于一八九四年，是天津女学生会的会长，与周恩来、邓颖超等人联合创办了觉悟社。
为了社员的安全，周恩来建议大家以代号为名发表文章、彼此联络。刘清扬代号念五（廿五即25）、周恩来代号伍豪（5号）。
图|觉悟社
觉悟社的成员有二十人，十男十女，他们都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当时女性刚刚可以走出家门读书，实行的是男女分校，平日更是要遵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节。觉悟社破除封建约束，男女共社，受到了李大钊的称赞。
觉悟社没有社长，周恩来担任社刊主编。后来，觉悟社骨干纷纷赴法留学，为旅欧共产党、共青团的创建打下了坚实基础。
张申府赴法前，陈独秀请他到法国秘密发展留学生党员。当时从上海到马赛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张申府在轮船上向刘清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到了法国后，张申府迅速把刘清扬发展成了党员，刘清扬也成了张申府的妻子。
周恩来和刘清扬同为觉悟社成员、学生运动领袖，比较熟悉。和张申府也有过接触，一起探讨过问题。因此，他俩到巴黎后，周恩来经常去找他们交流学习工作情况，探讨社会革命问题，被两人发展为中共党员。
图|张申府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时期，共产党没有对党员的信息进行系统登记，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召开前，才要求党员自己填表确认入党时间。
周恩来填写的是一九二二年七月，直到在他去世九年后，经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和中组部的查证，才确定为一九二一年。
难道周恩来记错了？当然不是。在七大召开前，毛泽东和董必武填写的入党时间都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也就是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周恩来则把入党时间往后写了一年。
到了党的八大召开时，秘书告诉周恩来，毛泽东和董必武的入党时间都改为一九二零年了（也就是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周恩来却说，我的党龄不能和主席和董老比，他们都参加了党的一大，是党的创始人。
图|周恩来和董必武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讲，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是我党、我军（领导南昌起义）的创始人。
2、为党和留学生工作。
周恩来入党一个月后，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张申府是负责人，成员有刘清扬、周恩来和赵世炎、陈公培。
赵世炎出生于一九零一年，从小接受了比周恩来还好的启蒙教育，一九一五年考入北师大附中，主编进步刊物，后来加入李大钊的少年中国学会，以学生会干事长的身份领导北师大附中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后来，赵世炎拿着陈独秀的介绍信，到法国找到了张申府。
图|赵世炎
陈公培的情况与赵世炎类似，一九二零年五月，他和赵世炎一道赴法勤工俭学。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重要工作就是要把在法国、德国等地的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向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扩大党组织，帮助他们解决思想上的困惑和生活中的困难。
一九二二年初，周恩来来到了德国柏林，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生活成本。当初，周恩来刚到欧洲时，是想在英国生活的，因为当时他的英语比较好，而法语基本不会。但是英国的生活成本比法国高很多，而且留学生大多在法国，于是周恩来就回到了法国。后来发现，柏林的生活成本比巴黎还低，于是就到了柏林。
另一个原因是工作需要。留学生在法国工作难、入学难，所以在党的帮助下，很多进步青年被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而在法国，很难申请到苏联的签证，于是党组织就派周恩来到柏林帮助转苏学生办签证，这样周恩来也就留在了柏林。
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孙炳文来到柏林，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申请。通过多次交谈和详细了解后，张申府、周恩来介绍两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德也从此，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
图|朱德（右一）在德国
当年，根据中央指示，整合旅德和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共产党旅欧支部，主要由张申府和赵世炎负责。
3、参与组建旅欧共青团。
经过前期的沟通联络和认真准备，一九二二年六月，成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后来改称共青团。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
随后，李维汉回国向中央汇报情况并留在国内工作，赵世炎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周恩来被选为书记。
旅欧共青团有三十多名成员，后来很多都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包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开国元帅聂荣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蔡畅、副总理李富春等。
图|邓小平在法国
共青团创办了刊物《少年》，周恩来任主编兼主要撰稿人，邓小平则负责刻板、印刷、装订工作。《少年》的编辑部就是周恩来入住的小旅馆，两人因此常常接触。他们夜以继日地学习、工作，办刊物常常是忙到深夜，邓小平因此常在这里打地铺，成了周恩来的室友。
邓小平曾说，在法国，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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