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西柏坡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从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在将要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无限感慨地对工作人员说了这样一段话：
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1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从毛泽东这段话，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对李大钊的敬仰之情和感激之情。那么，毛泽东和李大钊到底有哪些渊源呢？
1916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了李大钊这个名字
1916年的9月，毛泽东无意中看到一本《新青年》杂志，喜欢阅读的他便急忙借来看。就是在这本杂志中，毛泽东看到一篇署名李大钊的文章《青春》，他被这篇文章深深地吸引了。文章中号召青年：
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毛泽东对上述话语击掌赞叹，精神为之一振，并写下了自己的话语：
是的，要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
其实，那时，李大钊刚从日本回国，担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就这样，毛泽东在李大钊的文章里与他开始神交。
自此以后，毛泽东成了最忠实的《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之一。每阅读新的一期杂志，他总是反复阅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并摘抄一些精辟段落和具有哲理、远见的句子，以便好好消化。
读了若干《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后，毛泽东不再满足仅仅是阅读，自己也写起文章来。1917年，他写了一篇《体育之研究》，直接向《新青年》投稿。不久，这篇文章就在《新青年》上刊发出来。这对年轻的毛泽东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毛泽东与李大钊的第一次见面
提及毛泽东和李大钊的第一次见面，这里面有个人物必须介绍一下。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有个老师非常欣赏他，他就是杨昌济，他曾在国外留学。在湖南第一师范，杨昌济和毛泽东结下了很深的师生情。
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
2018年6月，杨昌济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担任伦理学教授。此时，杨昌济获得法国政府要在中国招募工人的消息。他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希望毛泽东和湖南的有志青年到法国“勤以做工，俭以求学”这一活动。毛泽东对这一活动很感兴趣，便有了来北京的计划。
1918年8月19日，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到达了北京。他先是寄住在恩师杨昌济家，后与其他来北京的湖南友人租住在一个窄小的四合院里。那时，生活非常艰辛，毛泽东也急需一份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恩师杨昌济又伸出了援手，他请求蔡元培对毛泽东给予帮助。蔡元培编写了个条子给了在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馆长的李大钊。李大钊便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
蔡元培
就这样，毛泽东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馆长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他仰慕已久且神交很久的大人物李大钊。在当时，李大钊可谓是红极一时的人物，但他对待毛泽东丝毫没有架子，耐心倾听毛泽东那难懂的湖南方言，并发现毛泽东思维敏捷，有难得的锐气。
第一次见面的融洽气氛，为他们后来的相处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在毛泽东当助理员的时候，他们多次交谈，畅谈想法，而且，李大钊也会耐心地讲解毛泽东向他提出的问题。无疑，李大钊那时成为了毛泽东的人生导师。
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
自此以后，毛泽东成为李大钊的铁杆粉丝。比如，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在天安门前做了一场叫《庶民的胜利》演讲，毛泽东专门港澳会场，认真聆听了演讲，并进行了深深的思考。1919年3月10日，聆听了李大钊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
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相继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以及后来寻文学研究会的改选大会，参加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等等。
1919年春天，毛泽东为送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出国，离开了北京，也就离开了北大图书馆，到了上海。虽然在北京不到半年，但毛泽东的收获是巨大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结识了他认为的第一楷模李大钊；二是他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主编了《湘江评论》，受到李大钊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送走赴法的勤工俭学的同学后，立刻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长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非常关注这一运动，并敏锐地认识到这一运动的伟大意义，于是便在湖南参与到五四运动中。为了更好地宣传五四运动，毛泽东通过奔波和张罗，主编了刊物《湘江评论》杂志，并于1919年7月24日正式创刊。
《湘江评论》带有浓浓的五四特征，文章犀利，锋芒毕露。不久，这份杂志带着它固有的激进和变革思想，传到了北京，引起了李大钊的高度重视和认可。李大钊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及时向全国读者介绍和推荐。他如是说：
能看到这份很好的兄弟期刊，真是令人非常高兴。
毛泽东撰写了文章《民众的大联合》，相继发在《湘江评论》的第二至第四期上。这篇文章通俗易懂，雄辩有力，充满着浓浓的爱国精神。毛泽东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每次变革的真正动力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在文章中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必告成功。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在全国青年人中引起了极大地轰动。李大钊仔细阅读了该文，被文章的内容深深吸引。他于1919年12月28日，在《新生活》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大联合》的短论，非常赞同毛泽东大联合的主张。他赞许道：
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大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众大联合的基础。
此时，虽然李大钊和毛泽东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湖南，远隔千里，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关于变革的思想也是相通的。
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和李大钊密切接触
1919年12月底，毛泽东代表第二次到了北京。他这次来北京，是作为100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团长来的，为了推动湖南反对军阀张敬尧的革命运动。临行时，他曾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准备在京建立临时的“平民通讯社”，专题报道驱张活动情况。
到北京后，毛泽东在陈旧破败的福佑寺租了房子，这也就是后来平民通讯社的社址。刚刚安顿下来，毛泽东便迫不及待地到北京大学去看望他的精神导师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
平民通讯社旧址
再次在馆长办公室，毛泽东向李大钊汇报了自己离开北京后，如何组织赴法轻功俭学的事情，如何开办《湘江评论》杂志的事情，以及湖南正在进行的驱张运动的事情。李大钊静静地听完毛泽东的讲述，谈了自己关于刊物创办和驱张运动的意见和想法。
接着，李大钊向毛泽东推荐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进步书籍，其中3本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深远。毛泽东曾这样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中共一大纪念馆内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主题雕塑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到李大钊处，就当时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还专门和李大钊讨论组织赴俄勤工俭学的问题。显然，赴俄勤工俭学这一话题，毛泽东是受李大钊影响的。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做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这桩事，我正和李大创君等商量。
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建立起了“留俄勤工俭学团”，认为“俄国学术劲射不可不研究”。此时的毛泽东认为赴俄学习比赴法学习还重要。他和李大钊都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去俄国取经，以拯救和改造中国。
1923年至李大钊就义前，他们都有着密切的交往和合作
1923年6月，李大钊和毛泽东同时在广州出席了中共三大。三大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这一议题，当时在大会上就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人赞同，有人反对。
中共三大会议旧址
当时的毛泽东在大会上显得很活跃，多次发言，赞同主张国共合作。而当时的李大钊发言并不多，只汇报了北京工作情况。但在国共合作这件事事上，他投了赞成票。在这一点上，李大钊和毛泽东又是相通的，会后，他们双双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会议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和毛泽东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大钊和毛泽东在主张上又是不谋而同，可以说两人有着高度的默契。在讨论国民党章程的时候，针对“不能党中有党”的说法，李大钊据理陈词，有理有据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而毛泽东则趁机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从而使反对国共合作的提案被轻易否决。
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所长。李大钊对此极为赞赏，并在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其实，早在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时，李大钊就开始把革命的目光转到了农村。他在1919年2月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热切地号召有志青年到农村去。他指出：
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
毛泽东还把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李大钊的思想和见地对毛泽东影响不可谓不大，这对于毛泽东后来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倾心农民运动并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大钊在毛泽东心中已经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可以说，李大钊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领路人。
因此，难怪毛泽东在进入北平时说了本文最开初的话语：
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1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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