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乡愁》211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
在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
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
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
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
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
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在关于农村的文字中，“包产到户”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也是常被质疑和批判的。
即使在小岗村获得丰收的1979年，批评“包产到户”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
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此后，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也因此，中国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陆续实施，当年我们鲁西北偏僻的农村，也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1983年，是实施联产承包制的第二年。
那一年，距离高考还有两个月的时候，我被迫辍学，回到了农村。
那时候，我已经在读高二了。
我们60版的那代人，读书过程是：小学是5年制、初中3年制、高中是2年制。
合计起来读书10年，才进入高考的门槛，真正是“十年寒窗苦”。
我的小学时代，是在我们村里的小学读的。
初中之后，跟着父亲到了他执教的冠县，在冠县柳林镇著名的“武训中学”就读。
当时，父亲执教的高中在柳林镇的北侧，而“武训中学”在镇子中间。每天，我都是吃住在高中，跑着去中学读书，也是典型的“两点一线”。
初中三年，基本上是比较平稳的。但考上高中后，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实施，我的读书生涯就受到了严重影响。
因为生产队施行了联产承包，大方的田地被划分成大大小小的一条条的土地，每家都分到几小条田地。
土地分产到户，简单的农具分开后，生产队的牲口棚也要“解散”了。
一群的羸弱老牛，被分到几户一头，用于平时的耕作。
生产队的“大锅饭”，一下基本解散了。
这让北方的农民们，不适应了好一阵子。
以前在生产队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出工不出力”，好歹是男劳力挣得工分多点，女队员挣得工分少点。但毕竟，在生产队的日子，还能勉强“混日子”。
但联产承包后，每个人都是一个生产小组，每个家庭成了一个缩小版的生产队。
以前在生产队里，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要使用啥样的农具，社员们虽然也参与着做，但毕竟不是把式。
生产队的老把式，也就掰着指头都能数出来的那几个。
而现在，要种好自家的庄稼，要人人成为把式才行。
虽然之前大家也有自己的二分自留地，但种植比较单一，都是跟着生产队的“趋势”走。
但现在，不但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有的甚至更多。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一直期望有朝一日能过上“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北方农民们，还是有些懵圈了。
“问题是，现在土地是有了，但没技术啊，也没农具，缺少牲畜，连打场都找不到地方了……”
这些政策实施后的一系列问题，不是困扰着哪个家庭，而是当时北方生产队“解散”后的现状，是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要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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