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无意中读到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张磊夫先生的《国之枭雄：曹操传》，其中提到，曹操曾经写过一篇自我剖白的文章。
这是我第一次读《让县自明本志令》，也叫《述志令》当时我就深受震撼。曹操，从此在我心里，就成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中国人有谁不了解曹操呢？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大约是除了《西游记》之外，中国人读得最多的，几乎所有中小学必读书目中都有这两本小说。
奸臣，篡汉的贼子，智谋过人的混蛋，性格突出的恶棍，杀人如麻的暴君……加在他身上的标签有无数，基本就是一个“恶人的集大成者”。
但是在《述志令》中，我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曹操，真诚，忠贞，坦率，困囿于时代的混乱，在误解与诽谤中挣扎。
这是两个迥然而异的曹操。
真实的他究竟是怎样的？他面临了怎样的环境，做了怎样的选择？为什么会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成为《三国演义》里罪大恶极的人物？
我遂动念寻找他的真实面相，这也让我陷入绝望的泥淖之中。
曹操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且是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混乱、变动不居的时代中人。
于是，为了梳理曹操的真实面相，我也就跟着重新梳理了汉献帝、荀彧、袁绍、刘备、孙坚、孙权、孔融、杨修、曹丕、诸葛亮、鲁肃、周瑜的故事……这些我们眼里的“熟人”，最终全都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结果，就是现在的这本《曹操的自白书》。在这里，曹操不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人，而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无意为曹操翻案。最近这些年为历史人物翻案的书可谓汗牛充栋，有许多可以说是矫枉过正，更有很多纯粹是哗众取宠。何况无论从专业类历史研究还是大众类历史普及来看，曹操都已无案可翻。
我是记者出身。记者的职责之一其实是提出好问题，尽管价值评判有时也很重要，但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才是无限趋向于“直”的有效路径。我们所要做的，是从纷繁复杂的线索和环境中，去寻找他之所以成为他，或者他不得不成为他的因素和问题所在。
我想要探究的，是他处在一个怎样的环境，面对一个怎样的局面，做了哪些事以及哪些选择；而这些选择又导致怎样的结果。更进一步，这个结果与我们习惯的认知，又有怎样的不同。
当然，我也不奢望本书能够得到所有人，甚至是我十分敬重、喜欢和认同的历史学家与作家的认同。历史的面相从来就是多元的，而多元的历史又有多元的解释。
或者说，历史一经发生，就已经是不同的历史。
《三国演义》对曹操的种种编排，本书已多以史实破除其中的谬误与歪曲，兹不赘述。严谨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也有非常充分的，不喜欢、厌恶或者从价值观上否定曹操的理由。
曹操是个残暴的人，他经常屠城。
的确，在《三国志》中，多次出现曹操“屠城”的字样。但是我所看到的，具体描述曹操屠城的严肃史料，只有一处关于襄贲的记载，六个字，“所过多所残戮”。其他的记载，都是一个字，“屠”。
除刘备外，那个时代屠城的人实在太多了。董卓屠城吕布屠城，孙策屠城，孙权屠城，马超屠城……
还是那句话，我并不想替曹操洗白。虽然现在很难确切地知道那个时代的屠城到底有多么惨烈，但是屠城就是屠城，屠夫就是屠夫，没有什么好辩解的。
只是，我们是否可以就此认为曹操代表文明的倒退？
现代世界又如何？迟至二十一世纪，大屠杀仍在不断发生且效率进一步提升，谁比谁更文明？什么时代比什么时代更文明？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惜杀。和平时期惜杀，战争时期如麻。而已。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一个缺乏政治道德的人。
但与其说曹操是“挟”天子，不如说他是“奉天子以令不臣”。再说了，就算“挟”了天子，你以为哪个人就听你的“令”了？“奉天子”的目的，只不过是为获得一种合法的正义性，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
并且我还要说，汉献帝从来没有被挟持过。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还是曹操的合作对象。只是到了建安晚期，他们关系破裂，变成了敌对关系。顺便说一下，汉献帝是一个相当聪明和有能力的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傀儡。
曹操自封丞相，又自封魏公及至魏王，显然是有篡位准备。
然而事实是，曹操封魏公和魏王，至少合乎当时的“法律程序”，这些都有档可查。
更加重要的，如同本书论述，曹操后期的这一系列擅权的行为，更多出于自卫，而非进取目的。与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曹操经历了多重的变化。了解一个个体变化的过程，比简单地去做一个价值判断更有意义。
曹操为什么会成为戏剧或传说中白脸的曹操，而不是原真的、复杂的曹操？
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政治、公众和娱乐需要他成为单一化、符号化的曹操。就如同唐太宗被描述成完美无瑕的君主一样。
一切的脸谱化、道德化、污名化，都与真相无关。
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中的曹操，必须把他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情境，考察他所处的环境、社会关系，以及他的行动逻辑。
而令我惊奇的一件事情是：在过去的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人们是如此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曹操自己的作品。尽管他和曹丕、曹植共享“三曹”的盛誉，但是他的作品仅仅被当成文学，而不是了解他真实面貌的历史材料。
中国人常说，文如其人。但是在曹操身上，这句话似乎失效了。人们谈起他的作品的时候，总是指责他用虚假的文字掩盖真实的行动。这真是一件奇异的事情，至少我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中国文人的作品，被认为与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如此悖离。
我也企图说明的是，曹操是一个超越他的时代的人。
他从个体的经历出发，所要改变的，却是那个时代世族政治的整体缺陷。他想要修补甚至改变这种制度，使之成为一个世族与庶民共治的政治。
在《三国志》中，陈寿对他的评价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何为超世？超越了他所在的世界。
结果，他被他的时代所唾弃，也被身后长久的时代所咒骂，而世世代代君主体制下的官僚体系，更是必须把他抹黑成反面典型。但是想一想，哪怕直到今天，庶民的世界依旧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幻想而已。
换句话说，他的失败延续了两千年，到现在也没有成功。
但是说到底，我在文中谈到的曹操的理想和故事的主旨，他遭遇到的困难，汉室是否重新统一，他与汉献帝的真实关系如何，他为何孜孜以求于推翻世家大族独霸天下的权力，这些桩桩件件，与生活在现在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即便曹操如同我所论述的这样，又能对我们当下的世界和生活有什么影响？
为此，我们不仅要重新置身他所在的历史情境之中，寻找关于他的真相，也要从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才能发现关于他的真相对于我们自己的意义。
所以在本书中，我也悄悄地放入许多现代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以现代的观念去观照历史，观察历史人物，在于更好地了解和理解我们自己。当我们置身于自己的时代，置身于我们自己的情境，置身于我们自己的社会之中，我们会做怎样的选择？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
美国卓越的历史学家约瑟夫·J.埃利斯写过一本《华盛顿传》，他认为，华盛顿一生最大的关怀，就是历史将如何评价自己。其实曹操也一样。曹操在他的时代所关怀的是：他不要成为一个篡位的人。而华盛顿在他的时代，所关怀的是：他不要成为一个君主。
中国人常常批评一种观念，说“以成败论英雄”是不好的。我们更多的是“以道德论英雄”。所以当我们品评历史人物的时候，总是黑白分明，忠奸立辨。这不仅仅是大众心理，而且坚固地镌刻进了严肃学者的心理机制。用一个理论化的词来说，是“二元化”。
但我向来喜欢无是无非的结果。并非不关心是非，而是因为是非往往很难被简单判断。我们应该更多关心的是选择：当你处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之中，做怎样的选择。
曹操苦心孤诣地写下自白书，最后的结果却是失败。这封自白，也被当成了他的罪状。作为一个寒族，他试图改造时代的实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而在历史的评判中，他完全成了他想要成为的人的反面。
但是我所期望的是，处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不再以那样二元对立的方法去观察历史，以道德化的评判看待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只有当我们挣脱这可怕的价值观循环，成为一个客观观照历史与现实的民族，一个能够接受多元化思维的民族，我们才有可能更加靠近并实现现代化。
这是一本非虚构作品，其中的许多内容，难免会有个人的猜测、分析和推理。毕竟，曹操的时代距离我们将近两千年了，许多史料和细节早已湮灭，永无可能还原。这正是历史的一部分，它给我们的留白，恰恰是让我们自己去选择和决定要如何看待历史，以及如何用历史来定义自己。
作为一个记者出身的作者，我所能保证的是，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我都力争做到有据可查。对于引用的一些野史和传闻，我也都用明显的字样，例如“据说”“据传闻”等，给出标示。
然而，这并非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本大众读物。作为记者和历史爱好者，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尽心竭力去检索历史的细节，搭建其中的关联，如许知远所说，“在传说与不可考的真实间”挣扎着属于我个人的思考。但是作为门外汉，我自然无力按照学术规范，检查文物，搜寻文献，运用新的记录。其实，我们之间的目标也有很大的不同，历史非虚构并不追求学术上的贡献，而毋宁说是让读者有一个思考更多可能性的机会，也获得一种回看历史的全新视角与出发点。
因此，若本书在历史学术规范上有所不足，甚或冒犯只能请史学诸君原谅则个。至于其中若有谬误，甚或错漏那么问题自然是我全部承担，与我所引用的观点和文字，全不相干。
我并不期待这本书是对曹操真相的一个盖棺论定，它也不过是一家之言。但我很希望它能够成为破除妖魔化曹操的一个起点。让历史人物还原真实的面相，对于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
来源：连清川《曹操的自白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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