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一个基层治理研究概念的知识社会学再考察
刘燕舞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在基层治理研究中，一个被十分频繁运用的经典概念之一就是“内卷化”（involution）。为了廓清人们对这一经典概念的诸多误读误用，通过研究性阅读的知识社会学考察，对内卷化的学术演化脉络作了系统梳理和论述。戈登威瑟基于对文化模式的分析所构建的内卷化概念，核心特征是高水平重复的文化内卷化。相反，吉尔茨对内卷化的传承和转化运用则反映了农业内卷化中的低水平重复特征。吉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中的适得其反或事与愿违的理论逻辑为黄宗智、杜赞奇和当下学界的基层治理研究所传承和扩展深化。因为农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向度导引，黄宗智发展出了边际劳动报酬递减的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增长”的概念，而杜赞奇则从事与愿违的理论逻辑发展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在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内卷化”或将是基层治理面临的常态。在不同时期，因时空约束条件的不同，基层治理内卷化的类型也不同。基于治理过程的区分，当下基层治理中主要存在汲取型内卷化与分配型内卷化两种主要类型。未来基层治理研究应重视内卷化和去内卷化两者长期并存的趋势，不断突破内卷化困境，朝着实现基层社会发展与善治的方向持续迈进。
关键词：内卷化；基层治理；知识社会学
原文出处：刘燕舞.内卷化：一个基层治理研究概念的知识社会学再考察[J]求索,2024(6):72-82.
一、引言
在基层治理研究中，一个被十分频繁运用且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经典概念，就是“内卷化”（involution）。这一概念随着学者们各自研究场景和研究议题的切换被不断扩展深化。到底何为本源意义上的“内卷化”？它又是在何种程度上被转化使用和在当下基层治理研究中被扩展深化的？作为经典概念，其“范式”性的理论逻辑又体现在哪里？本文试图厘清和回答这些问题。
因为“内卷化”这一概念本身的经典性，学界已有一些文献对之作了评述。较早的一篇经典文献指出，“内卷化”作为在中国社会研究领域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代表性概念之一，学界却长期对其基本内涵存在着误读。因此，有必要从概念本身的由来对之进行梳理和说明。研究认为，黄宗智从边际效用递减的角度使用“内卷化”是对最早提出这一概念者亚历山大·戈登威瑟（Alexander A.Goldenweiser）的误读，但这一误读改变了学界后来关于“内卷化”概念的使用方向。有学者指出，“内卷化”是对经济主体特别是家庭农场或农户自我战胜、自我锁定机理的一种概括。一些研究则表明，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一些“改而不变”的现象揭示，随意运用“内卷化”的概念对之进行分析可能存在滥用之嫌，为了解释概念转换和滥用的情况，这些研究还特地将内卷化概念的发展划分为有明显时间顺序的以戈登威瑟、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黄宗智（PhilipC. C. Huang）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为代表的依次递进的四个阶段。对于前述研究，也有学者持系统性的批评态度，认为这些辨析与评述存在谬用、滥用以及泛化使用的情况，并认为从哲学层面来看，“内卷化”本质上只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非分析性概念。此外，最有影响的辨析与评述则是黄宗智本人对“内卷化”概念使用的梳理，他认为这一概念实质上是在两个层面使用，即农业体系中的内卷化和官僚体系中的内卷化。
通过检索和研读原始文献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对内卷化概念的直接运用方面，还是上述评述性研究对内卷化概念的梳理方面，均存在着一定偏差。对于既有研究，我们也不应抱着苛责的态度。例如，在文献的获得上，受时空条件的限制以及一些复杂因素的约束，找到最初的原始文献进行比对并非易事。在本文文献爬梳过程中，笔者深感其中之不易和艰辛。毕竟在今天搜索技术相当发达的情况下尚且如此，那么当年的一些文本存在一定偏差也就情有可原了。因此，本文试图在学界前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这一经典概念的学术脉络开展溯源式扫描，并就其在当下的基层治理研究中如何在类型化基础上持续扩展和深化继续向前推进展开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所做的工作，可以看作是学术意义上的对“内卷化”研究之“去内卷化”的探索性工作。即便如此，笔者在某些方面的认识仍可能受阅读无法穷尽之所限，所以，本文将从开放性视角，对一些既有判断持积极的保留态度，并期待学界共同为准确理解和运用这一经典概念开辟更多空间。
二、高水平重复的文化内卷化：戈登威瑟的原创性贡献
“内卷化”最早是用作文化分析的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瑟于1936年提出。起初，这一概念的构建者对于概念的能指（signified）和所指（signifier）是匹配的。但是，国内在引述和运用“内卷化”这个概念时，或语焉不详，或经再次转引之后的多次转引，导致相关语义信息在一再转引的过程中慢慢失真，对概念的误解、误用也就因此逐渐产生了。所以，有必要从溯源的角度对其作比较准确的爬梳，以期从源头上找准这一概念能为当下基层治理研究带来什么样的理论启迪。
戈登威瑟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人类学。1936年，戈登威瑟发表了一篇对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文章—“Loose 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in Primitive Society”。这篇短文中“involution”概念的提出，让他在学术史上留下了重要影响。
目力所及，较少有中文学者找到或研读戈登威瑟的这篇原文并将之如实呈现，这从各篇文献的引用出处便可知一二。即使是吉尔茨的《农业内卷化》一书，因为该书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版，所以国内大多数研究者似乎也没有阅读这本书的原著。他们在转引时的源头主要有三个：一是黄宗智的研究，二是杜赞奇的研究，三是《“内卷化”概念辨析》一文（以下简称“《辨析》文”）。黄、杜二人所用“内卷化”概念是从吉尔茨处借用而来，因为他们当时面对的主要是西方读者，而在西方学术谱系中，他们大概是能够做到不言自明的“明白”，因而在其著作中对相关知识信息的介绍均比较简化，反而是他们发表的论文对此有较为细致的表述。《辨析》文则是从吉尔茨引述戈登威瑟的内容中翻译而来，主要内容集中在吉尔茨《农业内卷化》一书第80—82页，特别是第81页中关于戈登威瑟观点直引部分的转引和翻译。其后一些文献受《辨析》文的影响，就直接援引了《辨析》文中的内容。那么，问题可能也就随之而来了。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辨析》文的处理方式上。这一处理方式或许存在两个偏差：其一，吉尔茨在引述时是有所省略的，即除了省略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外，他还省略了脚注中一些特别重要的内容。由于同属一种文化体系，这种省略对吉尔茨的理解并不构成障碍，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则不尽然。其二，对于一些关键的英语词句的理解有偏差。
吉尔茨在引述戈登威瑟的相关论述之前和之后，均对戈登威瑟所使用的“内卷化”概念有一个总结性表述。他认为，戈登威瑟是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的，这类文化模式在达到看起来将是它们最终的确定形态时，要么无法稳定下来，要么无法将它们自己转变成一种新的模式，相反却是通过使它们内部不断变得更加复杂而得以继续运行下去。他以部分省略的方式直接引述了戈登威瑟论文“Loose 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in Primitive Society”中关于“involution”的部分，特别是戈登威瑟用毛利人雕刻装饰艺术与晚期哥特式建筑艺术的特征举例，用以说明什么是“内卷化”。引述完后，吉尔茨总结认为，尽管对这一概念在具体层面上存在误用，但是从一般性理论角度来说，这个概念仅仅是被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来使用的。这个概念的意涵是指，人们通过在细节内部的过度复杂化而使一种业已建立的文化形态变得更加死板僵化。
例如，就毛利人的装饰艺术（如雕刻）来说，它本来就是以其复杂性、精致性以及装饰图案充分地渗透到整个装饰物为显著特征的。通过分析发现，这种装饰艺术设计中的要素数量其实很少。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复杂的设计是通过对一个要素以及同一要素内部空间的排列组合的多样性来实现的，表现为一种持续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排除了另外的一个或多个要素的作用。当在一个或多个要素内部操作却并没有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时，其必然结果就是（这种模式）持续重复累进的复杂化（即越来越复杂）。这种几乎没有变化的单调的多样化，以及单调乏味的技术娴熟化，就是所谓的“内卷化”。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可以用艺术中所谓的“华丽精致”进一步说明。就像晚期的哥特式艺术一样，虽然艺术的基本形态已经达到了不可改变的极限状态，其结构特征被固化得无法改变，有新意的独创也耗尽枯竭了，但艺术本身的变化仍在继续。尽管它用精美的图案给艺术品的四周镶边—这就是其引以为傲的“精致化”，但是丰富的创造力却已经从源头上枯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特别的技术娴熟。这种技术娴熟可以说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可能担心人们透过他所列举的例子还不能准确地理解“内卷化”的内涵，于是他又在脚注中对之作了更精炼、直白的概括：“复杂化，然后精致化、重复化，这些就是内卷化的特征。”
可以看出，戈登威瑟所言之“内卷化”，是指一种文化形态发展到顶峰后因为无法继续突破自我而发生新的质变，因而需要依赖这种文化形态内部细节的不断复杂化和精致化来持续地运转下去。从上述戈登威瑟对“内卷化”这一概念的举例式界定来看，如果择要总结其核心含义，“高水平重复”应该是较为贴切的概括，或者概括得更复杂一些，即是“高水平的内部的持续不断的复杂化、精致化和重复化”。它类似于中文语境里经常讲的“繁琐哲学”或者“叠床架屋”，也与当下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形式主义”神似。我国学界在运用“内卷化”概念时，其所指的内涵有时候恰恰是指“低水平重复”“低水平精细”或“低水平复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仅刚好把其原本意思理解反了，而且也存在随着研究议题转换而将原本应该成为一体的“复杂化、精致化，然后在此基础上的不断的重复化”割裂开来的问题。造成这种理解困境的原因，主要还是学界在多次转引时存在语义信息过滤或翻译偏差所致。
三、低水平重复的农业内卷化：吉尔茨与黄宗智的两次转化运用
（一）吉尔茨对内卷化的首次转化
“内卷化”概念自1936年被戈登威瑟提出后，在其后20多年的时间里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直到1963年吉尔茨出版的《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借用“内卷化”一词来分析印尼爪哇地区的农业，其才开始焕发出理论的生命力。但是，吉尔茨并非照搬照抄戈登威瑟的概念内涵，毕竟原始文化和水稻农业生态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两者本就没有可比性。因此，吉尔茨的借用，其实只是从分析逻辑或理论逻辑上对内卷化的转化运用，这也是对“内卷化”概念第一次有重要影响的转化运用。
吉尔茨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对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地区而言，在缺乏资本、缺乏技术、因政府的行政限制而不被允许转移到其他地方（如荒地或外岛）耕作的情况下，大量的农业人口面临如何在狭小的水田里谋生的问题。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民不计成本地、无限地、持续地、稳定地向水稻生产投入多余的劳动力并精耕细作，从而维持产出总量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一般规律，因为狭小的耕地面积无法承载急剧增加的人口，且这些人口又无法转移到外岛等地工作，农民的收入水平本有很大可能会降低。但相反的是，得益于上述水稻种植劳动力投入的耕作模式，农民的生活水平反而维持了较大的稳定，甚至还略有提高，尽管这种提高非常缓慢。这种模式就是在确保人均收入不发生严重下降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往水稻耕作中尽可能多地投入劳动力，从而保持边际劳动生产率水平。吉尔茨把这种结果与预期反转的过程（农业生态模式）称为“农业内卷化”。
吉尔茨提出的“农业内卷化”，其分析指向不再是单纯文化意义上的内卷化，与戈登威瑟的“内卷化”概念同中有异。二者有两个相同之处：其一，吉尔茨所强调的水稻种植生产中精耕细作的投入与戈登威瑟所说的文化内部的精致化、复杂化和重复化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其二，从结果来看，均没有出现后来学者转化运用发展到一定程度，从高点转折向下的边际效用递减过程。这两点是吉尔茨在理论逻辑上对戈登威瑟“内卷化”概念最为明显的继承。二者的不同之处有二：其一，两者在精致化、复杂化和重复化方面的约束条件不同。戈登威瑟所说的是一种文化发展达到顶峰无法再发生质变式转换时，以内部空间各要素的复杂化组合来保持其继续运行或变化下去的模式。而吉尔茨所说的则是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在无法有效转移到农业生产部门以及爪哇岛以外地区的限制条件下，只能不断将其叠加投入到水稻生产中，这属于一种劳动力投入过度密集的类型。其二，精致化、复杂化和重复化的水平程度不同。如前文所述，戈登威瑟所指涉的水平与重复关系是“高水平重复”，而吉尔茨所指涉的其实是“低水平重复”。这两个相异点恰是吉尔茨对戈登威瑟“内卷化”概念转化运用的奥妙所在。
（二）边际报酬递减的有增长无发展：黄宗智的再次转化
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两书中讨论的核心议题均指涉同一个概念—内卷化。在《华北》中，他试图用此来解释为什么华北农村没有出现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马克思笔下英国那种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质变式的社会变迁，而是顽固地停留在小农社会阶段的日益内卷化。《长江》一书亦是相同旨趣。他试图解释，商品化并不总是如斯密和马克思所说的英国那样为资本主义利润所驱动；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小农是为生存所驱动的。中国农民转向商业化的作物生产和手工业，需要比粮食生产更密集的劳动力投入，特别是更充分的家庭劳动力，如妇女、儿童、老人以及成年男子闲暇时间的劳动力，以扩大总产值（即家庭年收入的增长）。但其代价是单位工作日的边际报酬递减，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growth in output without development in labor productivity）、没有发生结构性质变的“过密化”或“内卷化”状况。反过来说，所谓“发展”，也即没有“过密化”或“内卷化”状态的农业现代化，其特征就是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改进，使得极少的农业从业人口可以养活全体人口。
从黄宗智关于“内卷化”的定义和解释来看，他实际上仍是在低水平重复的农业内卷化基础上，对吉尔茨的定义进行了第二次转化运用，但他的转化运用与其所解释的细节略有偏差。他认为，更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带来的是尽管有限但真正增加的家庭年收入，即他所讲的“过密型增长”。他指出，这是吉尔茨的原始概念中所未提及的。而他所运用的“内卷化”，内含吉尔茨关于“农业内卷化”定义中爪哇地区水稻生产从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如果用图来表示，就是垂直轴线代表产量、水平轴线代表投入的劳力，产量与劳力之间的关系曲线向右延伸到劳动力边际产量开始递减之后的过程，就是内卷化。显然，根据本文前述对吉尔茨定义原文的研究性阅读可以看出，黄宗智说吉尔茨没有指出的现象恰是吉尔茨所认为的，而他说的吉尔茨所认为的恰是吉尔茨没有指出的。对于黄宗智这一偏差的判断，刘世定和邱泽奇二位学者的评论应该是准确的。当然，这并不影响黄宗智对吉尔茨“农业内卷化”理论所作的杰出的转化推进工作。吉尔茨大致仍在戈登威瑟的概念上强调，无限劳动力被水稻生产吸纳后，并没有导致农民家庭年收入出现明显下降，甚至还略有增长。他强调的是到了某个终点或峰值之后的内部自我复杂化、精致化和重复化，并不涉及黄宗智所论的“拐点”向下的状态。这恰恰是黄宗智转化运用和推进的部分。此外，黄宗智用这一概念分析水稻以外的其他农作物种植和农业商品化现象，在适用领域上也是转化运用的拓展。在理论思维方面，笔者认为他们可能都巧合地注意到了“self-defeating”这一带有反转特征的结果。可以看到，两者均强调“变化”：如果发生了结构性质变，就属于“发展”（development）的状态，否则就是量变意义上的“低水平重复”，也即“没有发展”（underdevelopment）的状态。同样，他们都关注到了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问题。人口压力与土地稀少间的张力，都成为他们分析“内卷化”问题的共同焦点之一。中国历来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自不必言。在吉尔茨看来，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不仅同样存在人口稠密的问题，而且其内部的人口分布也是严重失衡的。以1961年的数据为例，当时的爪哇地区仅有约9%的土地面积，但却聚集了近2/3的人口。因此，最终出现了他所说的农业内卷化问题。
四、国家政权建设：杜赞奇对于基层治理研究的拓展
基层治理研究中的“内卷化”概念，应该大致是与“农业内卷化”的转换运用同时发生的。从知识的发生学来看，很难有证据证明，基层治理内卷化是发生于“农业内卷化”概念转换运用之后的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极而言之，即使二者的发生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那也只是物理时间意义上的短暂差别，而非一个学术理论发展过程中带有里程碑或标志性意义的阶段性转换。
在基层治理内卷化研究方面，我国学界引述最多的就是杜赞奇所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以下简称《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的有关观点。他在这本书中文版序言第1页就提到“通过分析‘国家政权内卷化’”，并在该页的脚注中提及这一概念的定义。他还介绍了其用“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及其现代化过程。他明确说明，“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借用了吉尔茨关于农业内卷化的分析。他将吉尔茨概念的核心内涵界定为，后殖民时代的爪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只是无发展的、不断的重复简单再生产。尽管这种模式并未造成人均收入急剧降低，但却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即并未提高人均产值。因此，杜赞奇引申指出，国家政权建设应建立在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否则其建设过程便会成为吉尔茨所描述的那种“内卷化”。他围绕财政状况展开研究后认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都伴随着非正式结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却对这些结构缺乏强有力的控制，其可能的后果便是，有效的正式机构未能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成功设立，而附着于其上的非正式机构却可能借此扩张。
杜赞奇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经纪体制”或“代理人体制”对此作了更充分的论证和说明。在他看来，有两种经纪类型，一种为保护型经纪，另一种为掠夺型或营利型经纪。前者可以有效平衡国家与基层的关系，后者则利用国家依托代理人向基层收税的机制，将自己生存所需的费用（杜赞奇直接援引了中文词的拼音“tan kuan”，即“摊款”，这恰恰也是他所认为的国家政权深入的标志）层层加码摊派到底层农户身上，阻碍了国家政权建设，导致基层治理中的“政权内卷化”：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营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营利型经纪的增生又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这种营利型经纪或许就是村民眼中的“土豪”“劣绅”“无赖”“恶霸”，影响极坏。当然，他们最终也成为了基层社会中农民革命的对象。对他们的革命某种程度上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国家政权建设成功的标志之一。
上述内容是我国学界在研究过程中引述最多的内容，其要义高度符合吉尔茨所言的“适得其反”（self-defeating）的内涵，其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即本意是想通过国家权力扩张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却因为扩张所需要的财政收入，要依赖基层的掠夺型或营利型代理人收取来完成，而掠夺型或营利型代理人收取费用时却层层加码，以致基层社会无法承受而遭至反感，最终的结果，当然是国家权力扩张的无效和失败。因此，无论是黄宗智关于农业的分析，还是杜赞奇关于基层治理的分析，从理论逻辑来看，显然都继承了吉尔茨关于“内卷化”概念界定的精髓。
有必要作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杜赞奇关于基层治理研究中“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集中体现在他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但事实上，除了在该书第54页脚注中用数学公式来表述“内卷化”的实质逻辑外，他在其中引述的自己的两篇早期文献对此亦有更为精确的表达。其中，一篇是其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在该论文的第6章“The State and the Village”中，他已经比较充分地论述了经纪模型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核心内容与后来出版的《文化、权力与国家》的第2、3章是比较一致的。虽然他并没有在那篇论文中提出“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个“词”（能指）意义上的概念，但实质上在“物”（所指）的层面也即“事实”层面论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内涵。而其于198７年发表的“State Involution: 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1911—1935”一文的“The Concept of State Involution”部分所论述的内容与《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第54页的脚注是基本类似的。结合杜赞奇在该书中提出的尤其要重视黄宗智《华北》第2章内容及杜本人1986年访问南开大学时与该校农业经济学家的谈话等信息可以看出，基层治理研究中“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的提出与黄宗智在“农业内卷化”概念的第二次转换运用除了有异曲同工之妙外，似乎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二者间有先后顺序，尤其是那种认为二者分属不同阶段、具有继承顺序的论断，是缺乏依据的。
五、“内卷化”在学术发展脉络中转化运用的异同及其理论启发
当前，学者们对“内卷化”这一经典概念的扩展运用越来越频繁，但在使用时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差别却还较大。这可能与这一概念在前述学术史脉络中不同的转化运用有关。
在“内卷化”概念的学术发展脉络中，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一种类似于超饱和的状态其实就是“内卷化”的典型特征。无论是从字面意思来看，还是就实际状态而言，任何东西过度密集的叠加都会呈现一种超饱和状态。这种密集可以是某种技术细节的密集，也可以是劳动力投入的密集，还可以是其他各种要素的密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宗智在《长江》一书中没有沿用《华北》中对于“内卷化”的翻译，而是选择了“过密化”这一新词来表述。这是一种更为准确的表述方式。但是，由于学界普遍较为接受“内卷化”这个概念，所以他在其后的论文或著作中，又选择沿用此前的“内卷化”一词。
更进一步来说，从共识聚集的方面来看，上述学者所言的“内卷化”都指事物难以发生结构性质变的发展过程，但其适用逻辑却各有差异。
一是戈登威瑟指称的文化内卷化的“高水平重复”状态。这个“重复”在中文语境里其实涵盖了内部的精致化和复杂化，尤其是在精致化和复杂化基础上的循环往复的重复化。无论是他所列举的哥特式建筑艺术的发展，还是毛利人的雕刻水平，都已经发展到了“finality”和“definite pattern”这样比较固定的、处于峰值状态的阶段。这不是某个事物或文化艺术发展的低端状态，而是一种在高阶位序中无法再继续前进并发生质变性的转换，却又要继续变化和运转下去的高端状态。
二是吉尔茨指称的农业内卷化的“低水平重复”状态。与戈登威瑟暗喻农业技术发展到高阶状态而无法继续转化的情况相反，吉尔茨指向的仅仅是爆炸性的人口增长和有限的土地之间的张力如何被农民克服的问题。劳动力的无限投入和对水稻生产的精耕细作就是应对策略之一。这种策略保障了农业人口在空间和产业均无法转移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发挥最大效用，从而使得农民生活水平不会明显下降。如果以发展农业技术作为应对策略，并将诸如水稻一类的农业生产导向农业现代化的话，那么吉尔茨意义上的农业内卷化就不复存在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将他的“内卷化”概念的核心特点总结为“低水平重复”。吉尔茨的“内卷化”的精髓在于反转或出人意料的特点，即“self-defeating”。之所以要反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他所描述的“内卷化”，是从出人意料的结果而言的，类似于社会行动理论中的“行动的未预结局”（unintended consequence）。其意即指，本来突然暴增的人口和爪哇地区有限的土地面积，会产生人地关系的急剧冲突并导致农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但该地区不计成本和代价往水稻生产无限投入富余劳动力，反而使得这一困境在维持生存的层面得以被克服。
三是现代化过程和结果错配的“内卷化”。除了黄宗智在转化运用时传承了吉尔茨农业内卷化概念中的“低水平重复”特征外，与戈登威瑟和吉尔茨的人类学主位视角分析特点有根本差异的是，黄宗智和杜赞奇指向的并不是地域本位式的试图理解某种存在即合理的状态。相反，他们的视野当中都有一个“现代化过程”的向度。黄宗智所指向的是农业现代化，杜赞奇所指向的是国家政权现代化。如果用抛物线或倒U型曲线来描述内卷化模型的话，戈登威瑟和吉尔茨的论述都仅指向抛物线或倒U型曲线的顶端及顶端之前的部分。而黄宗智和杜赞奇的思路则是，在现代化逻辑下，无论是农业现代化中的边际效用递增逻辑，还是国家政权建设中财税体制的合理化，都意味着抛物线或倒U型曲线在达到顶点时，应该继续往上发生结构性突变或增长。他们其实都遵循了一个共同的理论逻辑，即欧洲尤其是英国经验中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和以民族国家发展为特征的政治现代化。前者就是黄宗智所说的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笔下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后者就是杜赞奇所说的欧洲政治现代化过程。但是，历史表明，无论是在农业现代化还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均没有出现黄宗智和杜赞奇所设想到的应然层面的结果。相反，在农业领域，同样是因为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而不断将剩余劳动力投入到有限的农业生产中，以期维持农业生产的持续运行和农民家庭生计的基本稳定，其结果却是，没有发生黄宗智所言的经济现代化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国家建设层面，本意是希望通过现代财税体系的建立和运转推动现代国家建设，但因这一目标需要依赖代理人或经纪人机制来完成，加之对这种营利型或掠夺型代理人机制的控制力不强，其结局就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失败。
六、作为类型化的“内卷化”在当前基层治理研究中的扩展与深化
上述三种“内卷化”类型，在当下基层治理研究语境中，都倾向于过程和结果的错配问题。通俗来说，就是在吉尔茨的理论逻辑下产生的反转结果，即过程与结果相悖的非理想状态。因此，当前基层治理研究中关于“内卷化”的讨论，本质上是对原有学术脉络的扩展和深化，或者说是在转化运用基础上的再度转化运用。基层治理研究中看似冲突或矛盾的“内卷化”叙述，实质上只是“内卷化”的类型化扩展表达。
作为类型化的“内卷化”，在当前基层治理研究中，其扩展深化实际上主要体现在“内卷化”过程方面。从范式性的理论逻辑来看，相关研究继承了吉尔茨在对“内卷化”概念转换运用时的反转式未预结局这一精髓。不过，在这个基本逻辑下，仍然很难区分或割裂过程与结果的关系。无论采用何种叙事方式，从本质上说，过程与结果本来就是一个系统里面的两个步骤，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框架。因此，对于内卷化的研究，笔者更倾向于在类型化的层面上展开讨论。
从基层治理过程来说，基层治理“内卷化”主要是指运用的手段与追求的结果之间的错配问题。如果从过程和手段进一步细分，基层治理内卷化包括汲取型内卷化和分配型内卷化。这种分类的标准是从资源向下汲取或从下分配的方向不同来设定的。简单地说，同样都是为了将基层社会治理好，前者是国家向基层汲取资源，而后者是国家向基层分配资源。在取消农业税以前，随着附着于农业税之上的以“三提五统”为主所收取的“费”急剧增长，尤其是，一些乡村灰色势力介入帮助收取税费的行为，间接地引起了当时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基层治理因而陷入了内卷化。笔者将这种内卷化称为“汲取型内卷化”。另一种情况是，国家向乡村基层分配大量资源以建设乡村，但囿于乡村基层社会中的既有分利秩序，这些资源有被侵占或分散的风险，乡村基层就可能陷入另一种“内卷化”的风险。笔者将这种内卷化称为“分配型内卷化”。
无论是汲取型内卷化，还是分配型内卷化，最终都可能导致治理结果与治理过程的错位。所以，总结上述两个时期的内卷化，实质上正是在理论逻辑上继承了“内卷化”学术脉络中强调的“反转”要义。从内卷化的内容来看，“资源汲取”和“资源分配”本是一对悖论，按照一般原理，既然汲取资源产生了内卷化，那么分配资源就应该是去内卷化的。而事实上，内卷化这一结果的产生，并不取决于资源的流向。虽然内卷化问题可能会在基层治理中长期存在，但应看到，经过几个时期的调整，基层治理秩序已经向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体系愈加完善。
七、结语
通过对“内卷化”这一概念的研究性阅读、梳理与论述，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其一，戈登威瑟所谓的“内卷化”，是指一种文化形态发展到顶峰后因为无法继续突破自我发生新的质变，因而需要依赖这种文化形态内部的量变来持续运行下去的状态。这种量变本质上是对该种文化形态内部细节吹毛求疵式的不断复杂化和精致化，然后在复杂化和精致化基础上的不断重复化，即“累进式的持续的重复化”，其核心含义可以概括为“高水平重复”或者说“高水平的量变式的文化内部持续不断的复杂化、精致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持续的重复化”。无论其后的学者在转化运用“内卷化”概念时如何扩展和延伸，“复杂化”“精致化”“重复化”以及尽管对这三者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却仍然只能在量变水平持续运行而无法发生质变，始终是学者们所认同的“内卷化”的核心要义。
其二，吉尔茨的“农业内卷化”可以看作是对戈登威瑟“内卷化”概念的第一次有重要影响的转化运用。其核心含义是指，在水稻种植这类农业生态系统中，在稀缺的土地与富余的人口矛盾张力下，因为受政府与产业发展的限制，在富余劳动力无法向其他产业和地区转移的情况下，只能不计成本地向有限土地投入无限劳动力，通过精耕细作的方式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水平，以确保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不发生明显下降，农民家庭的基本生计得以维系。
其三，吉尔茨所论的人地矛盾极度紧张看似无法调和的情况，却以农业内卷化的方式达到了调和，这是始料未及的“反转”。黄宗智和杜赞奇继承了这种反转的理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对“内卷化”进行了第二次具有重要影响的转化运用。与戈登威瑟和吉尔茨仅从原始的文化角度与农业生态角度运用“内卷化”不同，黄宗智和杜赞奇都是在现代化发展逻辑下思考这一问题的。黄宗智以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参照，对中国农业内卷化状态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其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的边际递减所带来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结果，其理论旨趣是从内卷化的角度解释了为何近代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杜赞奇则以欧洲的资本主义政治为参照，从政权内卷化的角度解释了为何现代国家建设在依托营利型代理人收取财政税收时反而会因为代理人制度而遭遇失败。
其四，在当下的基层治理研究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基层治理事务，如同杜赞奇所坦言的找不到一个比“内卷化”更好的词来表达他所想要表达的那样，基层治理研究学界对“内卷化”的使用实质上是在类型化层次上的扩展深化。因此，在具体研究对象所处的时间、空间不同时，“内卷化”的概念亦因之被切换。就治理过程而言，作为类型化的“内卷化”，主要包括汲取型内卷化和分配型内卷化。在内卷化与去内卷化仍将长期共存于基层治理中的现实下，通过在类型化层次上的扩展和深化，“内卷化”无疑仍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研究中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典理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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