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根据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决定在日内瓦召开一次由中国参加多国会议。
日内瓦会议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以五大国的身份出席并参与讨论问题的国际会议。
中央考虑再三，决定派周总理以外交部长的名义率团出席，周总理点名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还兼任情报部部长）组织代表团工作人员名单。
当时，熊向晖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也被李克农点名要求进入代表团。
一
据熊向晖回忆，他是在到日内瓦以后，在周总理的要求下成立的新闻办公室。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首次在国际上露面，因此方方面面的准备必不可少，李克农负担了一大部分任务，但周总理那时对代表团还提出要求，即不光是让国际上认识中国形象，还要有目的、有意识的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
新闻办公室肩负的就是这项任务。
不过，熊向晖自己却很犹豫，生怕自己干不好这个任务。
从结束地下工作转入明面上，熊向晖一直跟随周总理在外交部工作，后来在诸多外交场合，熊向晖都是作为周总理的助手出现的。
应该说明的是，熊向晖干得不错。
多年之后，熊向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反而认为是周总理对自己帮助良多。
话又说回来，熊向晖跟随代表团到日内瓦，也是他首次到国际舞台上工作，没有紧张情绪是不可能的。
对于出任代表团新闻办公室主任，熊向晖头一个想法就是拒绝，他找到李克农反映自己的情况：
“我还是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主任一职请另选他人。”
对熊向晖的推辞，李克农直摇头：
“还没有上阵，你就打退堂鼓?”
熊向晖坦言自己水平低，没有经验，李克农直截了当的批评：
“你好像是谦虚，实际是怕，怕那些资产阶级记者。堂堂的中国共产党员，还怕他们？”
李克农强调了新闻办公室的重要性，要用“宣传换情报
“讲出去的是宣传，换过来的是我们所要了解的情况。”
李克农叮嘱熊向晖，其他一般的小报记者，由其他工作人员接触，他重点接触了解内情的政治、外交记者、专栏作家以及采访日内瓦会议的具有中央委员身份的法共《人道报》、意共《团结报》、英共《工人日报》的记者。
二
熊向晖上任后，一开始却是很难适应，他把汇总的消息上报后，有时能博得赞许，但有时也会得到批评。
李克农经常就新闻办公室报送的材料提出批评，有时候他认为报送的材料价值不大，批评起来不留情面：
“不要拿这种破烂货充数。”
严厉的风格也促使熊向晖成长。
熊向晖也在工作过程中积极摸索，后来他意识到，在接触那些观点同我们相近的资产阶级记者，如果不拿一些有用的东西，光凭宣传的东西是很难获得消息。
李克农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周总理后，周总理接受了这一建议。
在我们代表团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熊向晖便有意先将一些有关情况透露给能提供重要情况的记者。
1954年7月18日，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见了世界电影大师——查理·卓别林。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卓别林的电影在美国遭到大范围的禁映，就连其本人也遭到迫害，后来被迫移居瑞士，周总理在瑞士同他见面，无疑是一种安慰，更是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态度。
熊向晖在新华社发表周总理与卓别林会面的消息之前，先一步送给了几个他深交的记者，后来收获了非同一般的效果。
当然，熊向晖的工作也不是一直受表扬。
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工商界的代表曾提出邀请，希望中国能派出贸易代表团访英，周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指示：
“可以同意，但现在保密。待中央批准中英两国交换代办后即行宣布，使我贸易代表团做开路先锋，打头炮。”
本来周总理明确是可以同意，但暂时保密，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消息给泄露了出去。才隔了一天，英国《工人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报道中国贸易代表团行将访英。
周总理看了报纸消息后十分生气，指示李克农查出是谁泄露的消息。
这个锅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熊向晖身上。
熊向晖自己也是百口莫辩，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他没有对外讲过，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就是新闻办公室的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但问来问去，大家都不出声，这件事情他只能自己承担下来。
一直到后来，中印两国交换代办后，中方贸易代表团办妥了签证，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才说这个消息是他透露的，熊向晖问他是谁透露的，贝却敌坦言是新闻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特意叮嘱李克农要在全团澄清。
三
总而言之，出任代表团新闻办公室主任，对熊向晖而言是难能可贵的成长。
熊向晖记得很清楚，最初周总理评价他的工作是：
“没出差错，只能算勉强及格。”
当时周总理指示接待外国记者有五个要求：
一、来者不拒，区别对待；
二、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
三、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言究后再回答；
四、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
五、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熊向晖最初承担这项任务后，工作方式一开始还趋偏于保守。
当时，国民党当局“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我们的新闻招待会，熊向晖一开始直接拒绝，后来他把这件事汇报给周总理，并建议“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
周总理不光不同意，还批评他：
“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王家松后来不但能参加我们举办的记者招待会，熊向晖还特意派了一名记者专门同他接触，替他解决实际困难。
对周总理批评的接待外国记者太呆板，熊向晖也很诚恳的进行了自我批评，后来新闻办公室不光是举行记者招待会，还隔三差五的邀请记者出席我们举行的大中小宴会，有时我们还会举行电影放映会，邀请别的国家的记者观看。
事实上，这一系列的举动是积极的。
这等于说是告诉西方国家，新中国是很开放、自主的国家，欢迎一切远来的客人，大大降低了许多国家对新中国的敌意。
熊向晖记得很清楚，那时周总理不光是嘱咐他要注意正面评价，同时也要注意一些负面的评论，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在充分贯彻周总理指示的情况下，熊向晖的新闻办公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代表团回国后，李克农高度评价日内瓦会议期间新闻办公室通过外国记者获得的情况材料：
“所反映的情况，大都时间性很强，紧密地结合了当时会议的进展情况及其他活动，因之密切地配合了当时的外交斗争。材料来源可靠而且重要.....…这些材料不仅对于当时我们在日内瓦了解敌人的政策、意图有直接作用，而且有的对今后研究敌人的对外政策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熊向晖则谦虚的表示：
“这是在周总理领导下，李克农亲自指示，督促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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