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品方
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值得系统地参考新加坡。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广东人远渡重洋南下在异域开辟新天地，有光辉传统；大致从1840年起，逐渐蔚成风气长达100年，一直到大约1941年。东南亚其中一个热门目的地是新加坡。当地不少华人的祖籍就在广东。李光耀的曾祖父李沐文便是其中的代表。李沐文是客家人（祖先从中原南迁到广东），1862年（16岁）从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不是香港新界大埔）移居到海峡殖民地的经历，造就了李光耀作为第四代华裔新加坡人的移民背景。李光耀的祖父是李云龙（1871年生），父亲是李进坤（1903年生），李光耀1923年生。他的祖父李云龙对这个嫡孙宠爱有加，培养他接受英语教育，因此李光耀自幼受到英国文化的强烈影响。
李光耀和李显龙（1952年生）两父子都对中国抱有好感。他们对于国际形势，尤其于中美关系，有极深刻的独特认识。1978年邓小平到新加坡和李光耀会面，邓小平问李光耀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李光耀毫不犹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一定可以成功，最终中国一定能够崛起，恢复历史上的大国地位。邓小平问为什么？李光耀回答：中国有极深厚的文化沉淀，在农村的穷乡僻壤，随时会出现伟大的历史人物，因此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深信不疑。其实从某个角度看，这亦可以在李光耀身上反映。他曾祖父初到新加坡时地位相当卑微，如果不是穷困不会跑到南洋谋生。到李光耀祖父一代已建立根基，父亲继承更有成就。李光耀中学时期就读当地顶尖的莱佛仕书院（差不多等于香港当年的中央书院，即皇仁书院的前身）。二战结束后，李光耀获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22岁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以及剑桥大学。早年他受到导师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遂发展出反对殖民统治的思想倾向。李光耀1950年返新加坡后投身政治，先是反英其后反马，15年后（1965，42岁）领导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这段历史颇曲折，不在这里细说。
1990年，李光耀辞去新加坡总理的职务，但留任内阁资政，直到2011年。根据2003年首次披露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Temasek，淡马锡）董事会年报，李光耀卸任总理之后其实一直担任淡马锡董事长的职务，负责管理新加坡政府外汇储备的投资。
李光耀提倡亚洲价值观，认为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价值观点行事。他一直对西方国家对他的所谓专制极权甚至独裁的批评不加理会，认为西方民主不能够强加给亚洲人民。李光耀限制公民不可以有绝对民主和放任自由。在他长达35年的执政期间，他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和敏感政策，但经济成功、政治稳定。他控制媒体以打击反对派（包括外国媒体）。在他治下，新加坡政府以高效廉洁驰名，人民生活水平在亚洲国家之中数一数二。
1993年4月27日，海峡两岸曾经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由李光耀一手促成，极具历史意义。李光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和两岸政治人物都有交往。李光耀对邓小平十分尊重，经济方面的开放改革，李光耀和邓小平有很多相似之处。新加坡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李光耀长期以来一直表示，新加坡将会是东盟之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会员国。因此，在印尼与中国建交之后，直至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才与中国正式建交。同年11月26日，李光耀辞任总理退居二线、交棒给李显龙。这是分水岭，承先启后，先后有序，极具意义。
李光耀对新加坡的人口构成政策十分严谨，华人要保持在73％左右，马来人和印度人加起来只是少数（大约20％），其他族裔（包括菲律宾、印尼等）只有大约7％。这是深思熟虑。
李光耀是推动新加坡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家。2018年，中央授与李光耀“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李光耀已放弃了对中国大陆敌视的眼光。他会晤过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在内多位中国领导人，对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影响。李光耀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李光耀不仅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也是近代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担任新加坡总理数十年，领导新加坡实现了经济飞跃，最难能可贵的是拒绝靠到美国的一边。一个缺乏资源，初期缺乏方向和生机的城市，蜕变成全球贸易和金融中心之一。
回顾历史，李光耀于新加坡建国初期曾经一度排斥华语，"英语至上"，甚至将当年大中华地区以外唯一的一所中文大学《南洋大学》关闭，华文教育的生存空间亦因此一度断送，其后才调整过来。1990年后，李显龙改弦易辙，中（普通话、简体字）英并重。因为他务实，了解到中国的经济体量不断增大，势如破竹。最近十多年来，我们见到李显龙在公开场合用华语发表演说，比较他用英语更多。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应该繁简并用，同时鼓励多用普通话。
李光耀对于中国和美国的评价和在中美之间的取态，值得东盟冷静参考。他认为美国与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并没有尖锐至互不相容的矛盾冲突，认为中国需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以确保其商品能进入美国市场，参与投资，获取技术。美国也没必要把中国当成自己的长期敌人。这是理性务实。李显龙继承他父亲的政治取态，早期还希望在中美之间游走，取得最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近几年，他发觉已经不可能不选边站，不可能再靠边站；现在已经向中国倾斜，认同中国，站在中国这一边，抗拒美国咄咄逼人的霸权嘴脸。
新加坡在中国的重大投资项目，除江苏省的苏州工业园之外，就笔者所知，在云南昆明有文旅项目。昆明是新加坡公务员理想的休假地方，新加坡和昆明之间有直航班机。此外，新加坡对大湾区相当重视，尤其是广州。广东省现在是新加坡最大的省级贸易伙伴，也是新加坡在中国最大的投资地区。中国和新加坡联合打造的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包括中新广州知识城（从2010年开始）；14年努力，如今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城。此外还有广州国际生物岛、好像在永庆坊也有项目。
笔者1971年到日本出席国际学生会议，当年有新加坡学生代表团出席，一个只有6年历史的新兴国家。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经常比较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从四小龙时代一直到回归前以至回归后，一直到今天。
澳门回归后成为中国的另一特别行政区，过去25年的发展成绩骄人。我们总是忘不了不时要和新加坡比较，金融中心、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文化旅游、中外交流、超级联系人，不一而足。其实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新加坡既有可比性，亦有其本质上的差异。香港澳门是中国的行政特区，新加坡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但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和华人侨胞的渊源，新加坡可以说是我们的远亲近邻。关键是一定要系统地冷静深入了解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找出值得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政府学习的地方，立足于“一国两制”，有我们自己独有的特色：因为既背靠祖国亦面向祖国，更能够充分发挥各方面的潜在优势。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我们的条件比较新加坡更为优越。
早年李光耀和近年李显龙对中国的态度转变，他们对于自己在中美之间应该怎样定位，有一个调整的过程，是经过长考之后的决定，不再含糊，不再蹉跎，不再做骑墙派。作为小国，新加坡有自身的危机意识，立国59年来深受历练。相反，香港和澳门回归前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遗留下来不少，到现在还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这是港澳特区仍要面对的挑战，比较之下，澳门特区好像做得好一些。
别的不说，单是语言表达能力，香港一定要恢复英语水平，一定要推广用普通话，不可以越来越偏重只讲粤语。香港年轻一代，现在英语说不好，普通话也说不好，即使广东话（粤语、白话）的表达能力亦差强人意。这并不单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因为通过语言可以建立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共融的桥梁，并不单纯是日常生活的表达和使用，而是深入到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国际化所必需。我们一定要恢复香港特区作为中国境内最国际化城市的地位，坚持要有高度沟通能力的特色，才能够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作用，不辜负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期望。澳门特区倒是很早就决定：发展重点之一是与葡语系国家集群的交往，成绩有目共睹。举一反三，看看新加坡，再想想自己，应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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