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包产到户制度为何纠结两年才全面展开？|农村包产到户制度|承包责任制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体制。由于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这种体制在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生产上的 “大呼隆”和分配上的 “大锅饭”现象。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粮食产量增长有限，农村经济面临困境。这使得农村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

粉碎“四人帮”后，安徽凤阳县甘地几个农民共产党员毅然决然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把土地承包给农民，这惊人之举挟重雷传到中南海，邓小平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于是他脚踏大地，在全国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中国经济带来深远的变化。

为了寻求适合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又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管理农业的方法，各地农村社队干部和农民群众创造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党中央支持农村干部和群众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因地制宜，解放思想，大胆试验，发表不同的意见。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在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的问题上，有些部门和地区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同的认识。

当时农村的情况是：

一方面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遍地开花；

另一方面，少数干部在群众的创举面前，忧心忡忡，甚至“顶牛”、“纠偏”。

邓小平知道这个情况后，在一次会议上说：

“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特点”

“使每家每户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给组，有的可以包给人。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后，有的地方 1 年收入可以增加 1 倍。我看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

为了进一步了解干部、群众在农业生产责任制方面的创造和意见，1980 年春夏之交，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分别到了云南、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和北京郊区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委托国家农委组织 100 多位农村工作者和经济界、理论界人士，分赴 10 个省、自治区的农村，进行了两个月的典型调查。

接着， 1980 年 9 月中旬，书记处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请到中南海来，专门座谈研究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

为了节约开支，各地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书记们，没有被安排住宾馆饭店，而是住在中南海的一些平房里。座谈会的会议室，就在中南海的院里。

中央领导人在座谈会上认真听取各种意见，认为这些意见反映了各地工作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应该承认这种不平衡。各地应该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办事，不能只用一个办法、一种经验指导工作。

1980 年 9 月 27 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这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中共中央 1980 年第 75 号文件。

这是三中全会制定的两个农业文件的发展，它肯定了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民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肯定了两年来各地干部、群众创建的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

一种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

一种是小段包工、定额计酬；

一种是包工包产，联产计酬。

文件对于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从政策上作了明确规定，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

在中央精神鼓舞下，全国各地农村形势迅速发展。到 1991 年，中国 95％的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使中国的经济始终建立于稳定的有活力的农业基础之上。

承包责任制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农民积极性的调动：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经营自主权，真正实现了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这种分配方式将农民的劳动成果与收入直接挂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们不再像在人民公社时期那样消极怠工，而是主动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精心耕种土地、管理庄稼，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品种来提高农作物产量。

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农民可以根据土地的实际情况，如土壤肥力、灌溉条件等，合理安排种植作物。

在适合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上，农民会选择种植蔬菜、水果、花卉等高附加值的农产品，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按照统一的种植计划进行生产。

同时，农民还会充分利用边角地、荒地等，扩大种植面积或开展养殖等多种经营活动，使得土地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

至于承包责任制与集体经济孰劣孰优，个人感觉在某个时间段发挥的效用，各有所不同吧！

对于这历史，《红墙大事》也有详细的描述，推荐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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