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七十周年记（五）
自古至今，战争对于对垒的双方来讲，互有胜负是一种常态，如果一边倒那就等于战争该终结了。
1951年6月10日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结束。战役结束并不意味着战斗截止。实际上在绵长250公里的三八线上中朝美韩局部的战斗场面从来就没有停歇过。中美隔空喊话都有停战谈判意愿后，于7月10日在朝鲜开城举行了第一次停战谈判。11月27日，双方就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以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以建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地区”。
当停战谈判成为最高决策者的政治目标时，双方战场上的攻防最终都是为了在谈判桌划定最终有利于己方的军事分界线和战略要地的控制权。从1951年的6月11日起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议签订前，双方攻守转换此起彼伏，互有胜负，以打促谈、边打边谈的战斗方式就成为各方见机行事的筹码。
在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主要表现在志愿军的休整、换防和轮战，在各个防御区段全面大力推广坑道战法；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继续依仗空中和地面火力优势以及重装甲防御能力与机动性，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火力摧毁工事为先的战法，但对志愿军依托山地的坑道战法并没有高度重视、也未采取积极的破解方式。所以在两军军事分界线（非三八线）对峙过程中，美军和南朝鲜军由主动性进攻渐渐转为呆滞性防御，而志愿军前沿防御阵地坑洞和野外工事都进行了技术性优化，防摧毁和伪装能力大大提高，加之志愿军开展的冷枪冷炮“零敲牛皮糖”打法，让同在前沿阵地的美军和南朝鲜军苦不堪言，防不胜防，有生力量被不断消耗摧残。
1952年5月12日，在前五次战役中替换麦克阿瑟的美军远东联合指挥司令部司令李奇微也因美军全球战略的离开朝鲜战场，赴欧洲接替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而随他而来的任职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范弗里特依旧留在朝鲜战场。在二战诺曼底犹他海滩登陆开始成名的范弗里特是一位有装甲战、机动战和山地战经验的指挥官，在朝鲜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中，他充分利用志愿军武器陈旧、机动性差和长时间远距离疲劳作战而后勤补给跟不上的弱点，组织装甲特遣队用志愿军曾使用过的穿插战术对开始后撤志愿军的进行分割包围，凶猛的火力和追击给后撤志愿军部队造成重大损失。有志愿军老兵回忆说：以前在战斗中我们能听出炮击是有节奏的，现在美军的炮击像刮风，哗啦哗啦一阵接一阵，听不出个数了。
范弗里特与李奇微有很大的不同，范弗里特强调火力压制、火力摧毁、擅长进攻战术，同美军二战名将巴顿一样骁勇凶悍，而李奇微则善于观察、谨慎保守。巧合的是接替李奇微位置的克拉克，也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既是范弗里特的校友也是二战欧洲战场的战友。
克拉克上任之时，停战谈判处于停停打打阶段，三八线美军主动攻击志愿军防守阵地的几率也在下降，这当然与李奇微离任前的想法有一定的关联，却与范弗里特主动攻击的意愿相悖。
在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这段时间里，志愿军和人民军在三八线沿线开展了秋季战术反击作战。
10月6日范弗里特写信克拉克，建议尽快通过一项有限目标的进攻计划。信中写道：“为了扭转局势，我们必须首先采取小规模的进攻行动，使敌人陷于被动的防守地位，目前我们都是为应付敌人的进攻而采取防守行动，致使我们遭到了1951年10月和11月以来所有战斗中人员惨重的伤亡”。此时的美国已经进入总统大选，考虑迎合美国国内政治，克拉克针对范弗里特的建议，权衡利弊后批准了针对五圣山前沿阵地597.9和537.7两个高地的进攻计划。美军称之为“摊牌行动”。
1952年10月8日这一天，停战谈判再次中断，美军要开始行动了。
无论是先前驻守铁三角区域的志愿军第26军，还是后接防的第15军，作为26军军长的张仁初和15军军长的秦基伟都把战斗力最强的第26军76师和第15军44师放在了易攻难守的西方山。从地形图上就能看出西方山位于平康谷地正南略偏东，一条平坦大道通过西方山将铁原和平康连接。不过曾有的挫败让美军记忆深刻，即使攻下西方山，却守不住它，原因是26军不计代价拼命夺回，反复多次最终美军认怂，不再攻打西方山。这也是克拉克批准的摊牌行动没有把西方山作为主攻方向，而是佯攻，做了配角。
范弗里特拿到上方宝剑后，即开始调兵遣将，誓言不仅要拿下小小的上甘岭，还要拿下五圣山，进而占领平康谷地，实现他心中盘算已久的念想，用凶猛的火力摧毁上甘岭的一切，用最少的生命代价取得一场必要的胜利，也为在朝鲜战争中死去的爱子报仇雪（1951年4月5日小詹姆斯·范弗里特驾驶的B-26轰炸机被中朝高炮部队被击落殒命沙场），以排泄心中的愤恨。然而，让范弗里特无法预料的是，开战的过程和最终的结果打破了他蓄谋已久的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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