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李沁桦 张奕丹 江西新余报道
顺着江西省分宜县的县城大道向南，起伏和缓的山脉在厚厚的云层下一路绵延。山脉尽头处的锻压厂社区内，推开两扇铁门，可以看见两栋不高的小楼。这就是德仁苑，一个专为困境儿童设立的福利院。
余晖中的分宜县德仁苑。
德仁苑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串故事，包括这里的校长黄梅生。
有的孩子年幼失怙、母亲离家，有的孩子生下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也有的孩子双亲入狱。负责照顾这些孩子的老师们，有的从乡村的穷小孩一路攀升成为县城小学校长，有的在丈夫车祸去世后照顾一对双胞胎，困难重重。
在德仁苑这个小家里，没有人会对他们的故事感到惊讶。17年里，从这里走出去的348个孩子是彼此的兄弟姐妹，黄梅生是他们的“校长爷爷”。黄梅生说，“照顾好一个缺爱的孩子，少一个危害社会的人，可能比多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贡献更大。”
1
一棵白杨树
11月9日是黄梅生65岁的生日。孩子们给他画了手抄报，祝他生日快乐和身体健康。有一个孩子给他叠了十颗纸星星，每一颗打开来，里面都用稚嫩的笔触写着“生日快乐”。黄梅生把那些五颜六色的小纸条握在手心里，收进柜子里，盖在一大堆红色的荣誉证书上面。
孩子们为黄梅生庆生。
从18岁做代课老师开始，黄梅生一路做到当地的小学校长和县教育局副局长。他的人生经历以10年为单位，10岁前家境贫困甚至要挨饿，20岁当老师，30岁当中学校长，40岁调到分宜县教育局任副局长，同时兼任分宜县第一小学校长。到了快50岁，2008年，他创办了德仁苑，多了一个“校长爸爸”的身份。
荣誉纷至沓来，他的柜子里渐渐堆满了厚厚的红色证书：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建设先进工作者、江西省劳动模范、全国关爱留守儿童百名爱心校长，以及2017年的“中国好人”。他把这些证书一股脑堆在一起，“太多了，没收拾整理，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黄梅生不爱笑，两簇灰黑色的眉毛总是紧紧地皱在一起，久而久之，眉心已经有了一道深深的竖纹。但是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蹲下来，笑着和他们说话，眼角的鱼尾纹会一根根绽开。银框眼镜下，是沉静的、略显疲惫的眼睛。
他总是感到累，尤其是这几年。从2000年去一个“野孩子”家里家访开始，到建成德仁苑，再到今天，他看过很多事实无人抚养的孩子投过来的目光，“怯生生的、孤僻的、迷茫的，那些沉默的注视沉甸甸地压在心上。”
德仁苑的一个孩子，从小由爷爷带大。爷爷去世后，她站在家门口想爷爷。受访者供图
一开始，他也和所有人一样，每隔一两个月就拎着米和油去家访。但是这些孩子们生活在原本已残缺的原生家庭，偶尔的看望和一点钱，一旦断掉，像拉伸的橡皮筋一样，只会让一切关心和帮助弹回原处。黄梅生还记得，有一个孩子年幼丧父，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他去家访，看到一家人吃饭，孩子父亲的黑白遗像就摆在饭桌上。他的心揪在一起，把孩子抱在怀里，问：“你想爸爸吗？”小孩抬起头来，一脸是泪。
黄梅生想做一件大胆的事。他要把这些家庭残缺的孩子们聚在一起，为他们建一个新的家庭。困难摆在面前，他没有钱也没有地。对于他想照顾的这些孩子，由于孩子们尚有亲人在世，不能算作孤儿，但实际上无人照顾。在2019年民政部出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之前，这些孩子的定性存在政策空白。黄梅生一遍遍地跑县里、市里、省里反映情况，为孩子们争取资金，用他的话来说，是“去化缘”。
2008年，黄梅生希望的契机终于来了。一些来自上海的企业家准备在分宜县当地建一所希望小学，黄梅生对他们说，“你们把这笔钱给我，让我去建一所不一样的学校。”
34个，这是第一批进入德仁苑的孩子的人数。每一个孩子，都是他亲自走泥路挨个探访核实过，认为家庭情况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黄梅生说起那些被筛选下去的人，眉头皱得更紧。他叹了口气，“没办法，我的能力只能养这么多孩子。”
动工前，工人要把工地上一株营养不良的白杨树挪走。黄梅生自掏腰包，花了100元钱把树买下来，“希望这棵树能够保佑孩子们，保佑德仁苑。”
2008年，德仁苑院子里的白杨树。受访者供图
2024年11月，德仁苑院子里的白杨树。
16年过去了，白杨树长成了一棵二十多米高的大树，亭亭而立。孩子们去上课，黄梅生喜欢一个人坐在树下的长椅上，听着风摇动树的叶子。
2
另一个“张桂梅”
德仁苑刚建起来的时候，质疑的声音很多。一个有大好前程、即将退居二线的“教育官”，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帮助一群不认识的孩子？
黄梅生觉得，“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到过那些孩子”。他始终认为，作为一个老师，没办法不管孩子，哪怕那些是会偷会抢的“野孩子”和“穷孩子”。
不仅仅是贫穷。在偏远的乡镇，有孩子的家只有四面土墙，墙上还挂着孩子父亲的遗像。政府拨下来的低保金和救助款，一大半变成了大人麻将桌上的赌注和嘴边的烟卷。孩子没人管，也不知道被人爱是什么感觉，像野草一样疯长。黄梅生想，如果不把这些孩子救出来，去爱他、教育他们，让他们走一条正确的道路，未来社会上不就多了一个走上歧途的人吗？
黄传庚是黄梅生在当中学老师时的学生，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分宜县融媒体中心工作，也是最早关注和报道黄梅生的记者之一。2008年，德仁苑动工的时候，他也在现场帮忙，“那时候黄校长开始招生，要不要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家长心里都没底。”
每隔半年，黄传庚都会回德仁苑走走，看看孩子们过得怎么样。2020年后，受疫情影响，原本出资的上海德仁基金会不得已断掉了资金援助。他原本想，可能德仁苑就这么散了。事实上，该基金会在江西设立了4所专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建造的“德仁苑”，3所均先后关停或更名。只有黄梅生的分宜县德仁苑，活了下来。
“靠的是黄校长咬牙坚持下来的。”德仁苑所有人都这么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梅生既是德仁苑的校长，也是发言人。每天的重要任务就是接打电话，他要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沟通捐赠，和地方政府检查单位汇报情况。
德仁苑的爱心捐款箱。
这两年，时不时会有网络博主探访，拍德仁苑和孩子们的视频，黄梅生也磕磕绊绊地学会了用微信和抖音。他把应用的字号调到最大，面对满屏跳出来的消息，一个字一个字手写回消息，“非常感谢您关心关注德仁苑的孩子们，爱心满满！”
讲电话的时候，他会慢慢地踱步，从德仁苑的院子这头走到那头，再折返回来。大多数时候，他每天的微信步数显示都是一两万步，多的时候，比如暑假去每一个孩子家里家访，他可以每天走上三万步。他走路的步伐迈得很大，如果落后两步，就只能看到他瘦小但板正的背影。
这个身影要扛起整个德仁苑。孩子们的日常起居由生活老师负责，2010年就在德仁苑工作的晏红卫是整个家的“大管家”，走到哪里都带着两个手机和一大串钥匙。同样在这里待了十几年的，还有负责做饭的钟秀花。丈夫车祸去世后，只留下一双年幼的双胞胎儿子，她本来以为自己“没希望了”，但是黄梅生收下了她，还收下了她的一对儿子。
钟秀花给黄梅生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的是“情深似海”。锦旗干干净净的，就像那颗“为了孩子的红心”。
钟秀花和孩子送给黄梅生的锦旗。她的两个儿子在今年考上大学，从德仁苑迈入了大学。
还有今年刚加入德仁苑的生活老师黄艳青和种菜工袁志毅，他们就住在空的学生宿舍里，和孩子们同吃同住。袁志毅早年在国营垦殖场当工人，“种了一辈子的菜”。看到德仁苑发信息招人种菜养鸡，他走过来面试。黄梅生跟他说，咱们这里的工资不高，他说他不怕。黄校长只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爱孩子吗？”他就知道自己来对了地方。
“你知道张桂梅的那个电视剧，我每一集都守着看。我就觉得我们的黄校长就是那样的，只是规模没那么大，没那么出名。”袁志毅说。
有媒体问黄梅生，你觉得自己和张桂梅比怎么样？
黄梅生摇头，“我不愿意成为张桂梅，太多的荣誉，我已经不需要了。”他办德仁苑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再多培养一个大学生，而是少一个为社会添乱的人。“我的孩子们可以成为老师和军人，可以成为科学家，也可以只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3
一件不简单的小事
每个重返德仁苑的人都会感叹，不论过了多少年，德仁苑似乎都没有变化。
一批孩子长大走出去，另一批孩子又会走进来。有的家庭，姐姐、妹妹和弟弟三个孩子都是在德仁苑长大的。从外表上，很难在孩子们身上看到德仁苑的烙印，他们和所有同龄孩子一样天真活泼。
11月的江西冷风凛冽，但德仁苑的孩子们每一个都脸颊红彤彤的，饱满润泽的小脸上都是笑容。“孩子们营养要好，每一顿饭，食堂有剩饭和剩菜，我才能知道他们吃饱了。”黄梅生每一次都这么叮嘱。
德仁苑的墙上，贴着这样一句标语，“容易的事天天做就不容易，简单的事天天做就不简单”。
吃饭、睡觉、学习，这些孩子们的小事，都是黄梅生的大事。每个周末，会有前来捐款捐物的好心人，也有志愿来给孩子们上课的老师和心理咨询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和德仁苑的孩子们已经认识了四五年，甚至更长。“我想我有这样的能力，就可以为孩子们做一点小事。”这是他们共同的想法。
在孩子的自习室，两个大姐放下东西正要离开。2020年，她们知道黄梅生为孩子们做的事后，每隔一两个月都会来，SUV的后备箱里，塞满给孩子们吃的粮油、零食和牛奶。每次她只会略略坐一会儿，再静悄悄地开车离开。“有人捐点物资，会拉个横幅，看起来很拉风，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来了三四年，孩子们会腼腆地笑着叫她们“阿姨”，只知道她们一个姓杨，一个姓季。“我们文化水平不高，帮不了太多忙。”她不好意思地笑，“现在的社会，做点好事其实不是那么容易。”退休后，她随大流每天和人搓麻将，但麻将桌逐渐变得枯燥，内心总想“做点事”。她开始接触公益，感觉自己终于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路”。
杨大姐也有两个孩子，她相信黄梅生是真正为孩子着想的“好人”，是因为一个细节。“有一天他去外面吃酒，带了喜糖回来。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的父亲，小孩子知道了，全部涌过去，叫他‘校长爷爷’，朝他撒娇要糖。”
黄梅生去海南出差，给孩子们带回来几个椰子尝鲜。受访者供图
说起“爷爷”，黄梅生眼皮耷拉下来，摇摇头，停顿了很长时间。他说话的语调一直高昂且镇定——四十年的教师生涯，让他在日常生活中也习惯像课堂讲课一样说话——一下低落了很多，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以及儿子的一双儿女。“我是这些孩子的校长爷爷，但不是我的孙子孙女的好爷爷，我其实深感亏欠。”
现在他看起来还是和17年前没什么两样。饭后在路边散步，看到有小孩落单，他一定会走过去，蹲下来摸摸孩子的头，问“你叫什么名字”和“你在学校有没有听老师的话”。去做报告演讲，他只挑距离德仁苑一个小时路程的地方，其他都推辞掉了，“因为孩子们需要我在身边”。
黄梅生的爱人笑着说，“可能他这个人，注定就是只能当老师的。”
他会和孩子们一起例行做社区卫生，把周边社区地面上的垃圾扫得干干净净。德仁苑门口的布告栏上，贴着从2008年到现在，他和孩子们每一年的合影照片。孩子们吵吵嚷嚷的，快乐地在这些全家福里面寻找自己。
2008年，黄梅生和孩子们。受访者供图
2024年，黄梅生和孩子们。
“校长爷爷，那是你吗？那个时候你的头发还是黑黑的。”一个男孩指着老照片问。
“是啊，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黄梅生突然有点感伤。他弯下腰和孩子们笑着说话的身影，和过去的岁月重合在一起。那是他花了17年的时间，做成的一件“不简单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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