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一个意大利记者撒了个弥天大谎，瞒过了意大利驻华大使，又对人民大会堂警卫来了招偷梁换柱，最后造就了一张周恩来总理一生中最经典的照片。为什么周恩来总理答应了拍摄请求？为什么中国人民没有指责这位意大利记者的行为，反而流下无比感动的泪水？这张照片的拍摄时机是怎样的？本篇文章，我们一起来揭秘周恩来一生最经典照片的故事。
1973年1月6日，意大利外交部长朱塞佩·梅蒂奇率代表团到华访问。一位名叫焦尔焦·洛蒂请求随团访华。洛蒂作为《时代》周刊的摄影记者，特别想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一直是洛蒂心中的偶像。此番前往中国，他还怀揣着一个梦想，就是给周总理拍一张特写照。
意大利代表团的飞机降落中国北京，洛蒂得到通知，得知周总理晚上要接见意大利的代表团。他立刻找到意大利驻华大使，向驻华大使说到自己想去人民大会堂参会。意大利驻华大使明白洛蒂的心意，他明确地告诉洛蒂：“中国外交部有规定，所有代表团记者都不允许为周恩来照相。”
洛蒂顺口答应了大使的要求。实际上，洛蒂决定此行无论如何要为周总理拍一张特写照，哪怕是冒着违反纪律的风险。国际上一直没有一张洛蒂认为能够表现出周总理神采的照片，这是洛蒂心中的遗憾。当晚，按照会议流程，周总理接见过法国代表团后，即接见意大利代表团。
洛蒂随着意大利代表团走向大厅。洛蒂跟在大使旁边兴奋问道：“等下见到周总理，我该用什么语言同他说话呢？”大使说道：“周总理是懂法语的，你可以用法语和他进行交流。”洛蒂激动地搓搓手掌，因为他对法语是很熟悉的。当洛蒂步入人民大会堂时，就开始环视厅内的环境、光线，构思如何可以拍出好的照片。
会议按计划有序进行，马上轮到周总理与意大利代表团一一握手。三十多名代表团成员与记者排成一队，与周总理进行握手。洛蒂站在队伍的中间，此刻他有点急切，按照人群的这个速度，每个人握手时间是极其有限的，他根本没有时间给周总理拍照。他突然灵机一动，来到队伍的末尾。
很快，倒数第二个人与周总理友好地握完了手。周总理和蔼的面庞正对上洛蒂。洛蒂当即恭敬地用法语说道：“尊敬的周总理，我来时是答应了不给您拍照，可是我觉得与您见面这个机会很是难得，实在很想给您拍张照片。您可否答应我这个请求？”周总理微笑着点了点头。
洛蒂更加激动了。他立刻请周总理在一个沙发上坐下。他按下了快门，但发现刚才照的不是很理想，无论从角度还是从总理坐姿上，都没有让他感到很合适。他急忙调整姿势，换个角度进行观看，可还是没有找到拍摄的感觉。时间很紧迫，洛蒂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正当他为拍不到理想的照片而感到焦灼时，一个机会恰时出现。
周总理的秘书在大厅门口叫了总理一声，好像有什么事要对周总理说。周总理应声看向秘书，上身微微向左转动，双眼略微放松，却因望向远处而显得似乎在沉思什么。从洛蒂的摄像机角度看过去，总理的这个状态自然极了。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瞬间按下了快门。拍完后，洛蒂如在梦中般，向总理躬身道谢而后转身离开。
洛蒂曾回忆道：当时拍完之后很激动又很兴奋，好像完成了人生中一件重要的大事。但是显然洛蒂还没有完全过关。一名大厅的警卫向他走来。会前，上级向每个警卫作出要求：严禁任何外国来宾对总理进行拍照。这名警卫注意到了洛蒂的行为，朝他走了过来。洛蒂也观察了警卫的动作，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一样，急切地寻找解决办法。
洛蒂冒出一个偷梁换柱的想法。他快速把摄像机放在桌子底下，又拿出一个新的胶卷。把摄像机中保存有周总理相片的那份胶卷取了出来，用新胶卷代替。机智的洛蒂为使计划完美达成，还刻意用新胶卷拍了两张照片。不一会，警卫走了过来，客气地问道：“请问您是洛蒂先生吗？”
洛蒂若无其事地答道：“是的。”警卫解释道：“您刚刚拍了周总理的照片，违反了我们的规定，也违反您接受不拍照的承诺，请您立刻将底片交还出来。”洛蒂假意与警卫进行一番周旋，又装作很不情愿的样子，将摄像机内的胶卷取出后曝光，交给了警卫。后来有人问洛蒂，为什么当时要对胶卷进行曝光？
洛蒂答道：如果当时他们发现我给他们的是一个空白胶卷，他们就有可能猜到我给的是假胶卷，那么还会来找我的麻烦。就这样，洛蒂成功把这张经典的照片带了出来。整张照片画面为暖色调，看起来十分的温馨。周总理左臂扶着发啥，右臂微微弯曲，面容放松，眼神坚定且深邃地看着远处，与周遭环境简直融为一体。
在周总理中山装左上方口袋处，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红色徽章，展现出周总理心中的信仰与人格的伟大。这幅图似有意却无意，根本没有刻意的痕迹，没有生硬的拍照痕迹，堪称一幅艺术品。这张照片一经面世，就赢得广大国际媒体的青睐。许多出版社将这张图片刊登在杂志封面上，吸引不少读者观看。
1974年冬，驻意大利政务参赞，王传斌同志，在回国前的夜晚，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这份礼物是驻意大利商务参赞高竹峰同志送给他的。高竹峰从怀中小心翼翼取出一个白纸包裹的物品，对王传斌小声说道：“这是一个意大利记者从中国回来后送给我的纪念品，现在我把这个东西分享给你吧。”
王传斌拆开白纸，才发现其中是一份周总理的照片。这张照片即是洛蒂拍摄的那张照片。王传斌觉得这张照片非常珍贵。他重新包裹起来，费尽周折才将它带回祖国。王传斌的朋友李尚志，是新华社国内部的负责人，他目睹了这张照片后，决定将这张照片进行翻拍，且重新进行制版印刷，使它在中国广为流传。王传斌当即点头称赞。
随后这张照片在中国千家万户广为流传。这张照片最终制作成为一张巨幅片，收录在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主馆大厅，每天有众多的参观者到访，驻足观看这张经典的照片。这幅作品的名称确定为《沉思中的周恩来》，作者为意大利摄影师焦尔焦·洛蒂。洛蒂因为这张照片，成为了中国人民喜欢的外国朋友。中国很多部门多次邀请洛蒂进行访华。
21世纪，在贵州举办的首届国际摄影博览会上，洛蒂先生也到场参加了此次博览会，总理的这张照片也在会上进行参展。洛蒂先生对中国贵州的这次摄影博览会表现出极大的欣喜。他没想到在这里能举办出如此规模巨大的国际摄影活动。在这次博览会上，洛蒂毫无保留地向中国摄影师讲解了摄影领域的知识。
博览会结束时，洛蒂先生将他拍摄周总理的原创照片留在了中国。洛蒂说道：“我永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邓颖超曾在见到洛蒂后，当面夸赞道：“这是总理生平中最好的一张照片。”总理生平最不喜欢搞个人主义，拒绝摄影师为他拍照。因此，周总理年轻时常常缺少一些正式的拍摄照片。
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总理自己却打破不让摄影师给他拍照的规矩，允许摄像师为自己拍摄影像。这究竟是为什么？有一天，周总理找到摄影师，说出自己心中的一个请求，他想请摄影师为他与邓颖超两人拍一次合影。周总理与邓颖超在革命时代结为夫妻，因为当时条件限制，只草草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而且没有一张像样的结婚照。
因此，周总理决定与邓颖超补办一张结婚照。1970年，周总理抽出时间与邓颖超补办了一张结婚照。这张结婚照也成为周总理健康时期唯一一张结婚照片。从1972年开始，周总理先后确诊心脏病及可怕的膀胱癌。周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悄悄医院离开，告知医生隐瞒这个消息，尤其不能让毛主席知道。总理怕大家知道后，坚持将他送往医院，这样他就不能再继续工作。
此后，周总理仍每日忙于工作，休息时间常常三个小时都不到，饭都没时间吃。加上疾病的侵扰，总理的体重下降十分厉害，整个人都消瘦起来。膀胱癌引起尿血的情况，血块堵住尿道口，总理每次上厕所都相当痛苦。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道：每当血块排出去时，总理那放松的神态都让自己感到无比心疼。
周总理心系国家事务，不愿意将工作的时间用来治病。这一时期的中国面临着巨大政治风波的考验，周总理在处理国务的同时，还要应对巨大的外界压力。周总理打算用尽自己生命最后一丝余热，致力于拯救中国。或许是意识到自己如此下去，身体早晚经不住负担倒下去，周总理才答应，允许摄影师对他进行摄影拍照。
周总理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给妻子邓颖超、给身边的人留下一些记忆。这天，摄影记者杜修贤突然接到一个通知：总理要与他们一起合影。这个通知让杜修贤及众人感到又兴奋又吃惊，之前总理对于拍摄都是果断拒绝的，怎么这次突然答应拍摄了呢？杜修贤拍摄了很多周总理与大家的合影照片。
他在悲伤的气氛中，逐渐明白了周总理愿意接受拍摄的原因。合影，是为了给大家留下珍贵的记忆。1974年后，周总理的病情开始恶化，周总理深受病痛折磨，无法站着完成工作。1975年起，周总理终于住进医院，开始接受化疗。但是癌细胞扩散得已经非常严重，周总理的身体是能拖一天是一天。
即便如此，周总理依然不忘记操心国家大事，保持阅读报纸、文件的习惯。实在难受得看不成报时，就会让秘书把新闻念给他听。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同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5年7月1日，周总理在病榻上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可以看出来总理心情是很好的。
前来交接工作的李先念、乔冠华提出与周总理合影的想法。尽管周总理被疾病折磨得非常难受，却仍然十分高兴地接受这个请求。周总理在护士搀扶下来到两人中间，周围的工作人员也都兴奋地围上来，一起合影。周总理开心之余，说出一句让人无比心痛的话语：“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
话音未落，已经不少同志掉下眼泪，众人感到一块大石头堵在心口，无比难受。9月7日，周总理又强撑着身体，会见了罗马尼亚代表团。总理淡然说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之后，总理昏迷的频率越来越高，进食非常困难，已经瘦得皮包骨头。1976年1月8日，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在京去世。大批的党员、工人、群众，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
在周总理去世之后，那些照片成了人民最珍贵的回忆。几年之后，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建成，每日上万名游客前来瞻仰总理生前事迹。向伟大的开国总理周恩来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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