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顾名思义，就是严厉打击，是中国特有的名词，1983年为了震慑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些严重犯罪和扰乱社会风气的违法活动，由小平同志提出，从严，从快，从重的处理方针。图为身着白色制服的公安干警正在开路。
严打的宗旨是在于严厉打击各类犯罪份子，不同于平日的执法，在严打期间犯罪的人员，都要从快，从严，从重处理，有力的震慑了犯罪分子。这对于我国快速整治治安环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图为跟在公安开路摩托后面的犯罪份子。
1983年开展的首次严打，意义十分重大，其主要意义就是为了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所以对于当时处理的人员量刑非常之重，偷窃1元钱判死刑，耍流氓判死刑。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北京人牛玉强，因为砸玻璃，打架，被判处死缓。
在此之后，全国范围的严打直到2004年，2010年，2014年，一共出现了三次，对于各个时期的主要治安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图为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他们将由武警战士押解到公审大会做最后判决。
图为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通常在罪犯公审大会之后，会由武警押解到刑场执行，有力的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姜忠宝，一名27岁的杀人犯。1977年因持刀伤人被判有期徒刑4年；刑满释放后，仍不悔改，于1983年4月12日为给其同伙孙长财“出气”，用剪刀将郭建成刺死，后被判处死刑。这是姜忠宝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图：一名强奸犯被绑着，他脸上的表情似乎还很坦然。强奸对女人造成的伤害可以毁掉她们的一生，甚至毁掉一个家庭。在思想保守的七八十年代，流氓强奸罪一旦定罪，就基本难逃枪毙死刑的下场！
图：夏得有，一名29岁的放火犯。他本是金县华家公社华东大队的社员，因对生产队长辛某不满，于1983年6月23日，放火将辛某和第六生产队集体收获的共计2万3千9百余斤小麦全部烧毁，后被判处死刑。
1983年的严打可以说是很多人都很印象深刻的事件，国家为了严打整治国家风气，严重打击犯罪分子，只要犯罪一律抓起来严惩。
那个年代审判犯人是公开的，所以现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最真实的场景。
图为大量犯人被装上卡车，他们即将奔赴刑场，这一段路程便是这些犯人最后一段旅途。
80年代珍贵影像:审判台上的女流氓犯
在思想保守的七八十年代，流氓强奸罪一旦定罪，就基本难逃枪毙死刑的下场！
80年代珍贵影像:两名犯人枪毙现场
80年代珍贵影像:用绳子串起来游街的的流氓们
被抓捕的流氓犯罪分子
这个犯人的罪行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可饶恕
这是一组30多年前的强奸犯，从左起分别是：罗军、张春晓、徐武、张伟...他们不再被处以死刑，而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1983年8月，在推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之后，我国的警察队伍开始了迅速的行动，而当时组建不久的武警部队也是加入到其中，而在之后的三年严打中，打掉抢劫等团伙19万个，团伙87万人。
其中有湖南的斧头帮，唐山的菜刀队等，总计逮捕177万人，其中有30万人属于劳改犯，同时还缴获各种枪支弹药等。
这张枪决照片还是很震撼人心的
80年代珍贵影像:女犯人被枪决现场
女犯人枪毙现场
我们看看严打之后的效果：1983年警察立案61万件，1984年50万件，1984年54万件，1985年54万件，1987年57万件。而我们可以看到严打之后我国的治安很明显的好转。
但是在8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国的治安又发生了变化，1989年立案197万件，1990年210万件，每年的数量都在急剧的增加，于是1996年第二次严打开始了。
1996年2月2日，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4号院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李沛瑶在家中遇害。
李沛瑶是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将军的儿子。1933年，李济深公开痛骂蒋介石，宣布与蒋绝交，之后去到香港。不久后，李济深的第五个儿子在香港出生，就是李沛瑶。
李济深一家人在北京合影
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有国家领导人遇害，一时十分轰动，引起公众对北京治安和领导人警卫工作的担忧。
而由于该凶手为武警部队战士，因此时任武警部队司令员巴忠倓、政治委员张树田，武警北京市一总队总队长孟振德、政治委员张世瑷等人，也受到了免职处分。
1996年2月2日凌晨4时许，在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执行警卫任务的武警某总队二支队的战士张金龙，他利用执勤之机，潜入李沛瑶的寓所行窃，被李沛瑶发现，为杀人灭口，他挥刀猛砍李沛瑶头部，致使李沛瑶急性大出血死亡。
这个张金龙并非第一次到李沛瑶的寓所。
早在1996年元旦后的一天凌晨，他曾爬进李沛瑶的家偷了一块手表、一个打火机、一件上衣、一条裤子、一个BP机、20个胶卷，以及1950元钱。
钱和衣裤、打火机、BP机，他自己留用了。那块表，他想卖来换钱。由于表带烂得不成样子，他不得不另外买了一条10元钱的表带，以30元的价格卖了出去。
这一次，他在杀人之后，对屋里实施了一场大洗劫，却只搜到700余元钱和一部照相机。
当他携带窃得的人民币700余元“巨款”以及照相机准备外逃时，被院内的另外两名执勤武警发现，当场被捕。
1996年5月2日，张金龙在北京市执行枪决，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调查过程中，张金龙的成长背景也被曝光：他初二没读完就辍学，曾于1994年2月、3月两次因盗窃自行车受到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其父曾是长治市北铁三局工人，1989年停薪留职后在农贸市场卖狗肉，曾有持刀伤人的犯罪记录。
李沛瑶遇害后六天，一名蒙面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持56式自动步枪将停在工商银行门前的一辆运钞车洗劫，射杀两名银行工作人员、杀伤一人后，劫走百余万元巨款。此后短短几个月里又两次发生持枪银行劫案，作案者都是鹿宪洲。1996年3月底，又发生了白宝山案。
这一系列恶性案件，不仅令警察压力很大，也引起了社会的不满。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中国进行了第二次“严打”。这是继1983年第一次“严打”后，在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行动，打击重点为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流氓犯罪、涉枪犯罪、毒品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等严重刑事犯罪。
放眼全国，各地的“严打”重点各不相同：
北京“严打”影响恶劣、久侦未破的大案，上海、河南“严打”流窜犯罪，山西“严打”团伙恶势力，广东“严打”毒品黑势力，广西、青海“严打”制贩枪支、毒品。一大批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落入法网，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河北唐山市徐斌、赵勇等9人结成的犯罪团伙，连续抢劫、劫持3辆出租车并打伤司机，唐山市公安局用3天侦破此案，抓获案犯6人。
山西平陆县公安局打掉一个以村干部为首的流氓恶势力团伙，这个团伙的头子是常乐镇前村支书兼村长裴安军、副书记赵立家、副村长兼治保主任赵永安。这些人纠集一群当地的流氓，自称是常乐镇的黄金荣、杜月笙，无恶不作，殴打群众，强奸妇女。
郑州铁路公安处在京广铁路南线打掉了一个盗窃、抢劫、杀人的特大犯罪团伙。这个团伙以河南籍案犯罗春城、赵相发和白海山为首，他们伙同东北籍的20多名流窜犯，在列车上大肆盗窃抢劫旅客财物。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公安局查获迟海库等人组成的特大制贩枪支犯罪团伙，缴获用发令枪改制的双筒小口径枪、火药枪49支、子弹100多发。
湖南浏阳市公安局侦破了以张楚平为首的14人特大盗窃团伙，这伙盗贼乘坐飞机流窜八个省的14个市县，盗窃作案140多起。
江西省公安厅组织200多名干警，对丰城市赣江水域水匪船霸进行集中搜捕，经过3个小时战斗，抓获35名水匪船霸。战斗中，丰城市水上公安分局局长葛世增和干警李元旦受伤。
全国仅犯罪团伙就被打掉了9万多个，抓获团伙成员42万余名，另有3万多名违法犯罪人员在“严打”行动的高压下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或是在服刑监所坦白交代遗漏罪行。但公安民警也付出惨重代价，仅“严打”开始后的4、5、6三个月，全国就牺牲民警75名，受伤2800多名，其中重伤266名。
“严打”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很好地改善了社会治安，为社会的进步营造了更好的环境。如今，随着刑侦技术的不断提高，枪支器械管制的加强，中国的社会治安已经成为全球的典范。
据人民数据库资料，严打展开后，截至1983年9月23日，全国各地政法机关收到群众检举揭发犯罪分子的材料44万多件，已有三万一千多名犯罪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严打能够起到展现国家威严以及安抚公众的作用。该策略之所以获得公众的支持，主要是对于公众而言，这一严厉谴责与惩罚的过程，具有在面对犯罪与不安全时抒发紧张与维持团结一体感的功能，是一种标准的‘表达式正义’姿态。”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汪明亮分析。
但严打在短时间内造成的威慑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犯罪规律。据《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以“严打”刑事政策为视角》一书统计，1983年严打后，1984年、1985年犯罪率下降了，但1986年以后就直线上升。
1984年10月31日，《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说，在第一战役中，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24000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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