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央政府在各项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一个决定——对我党各个历史阶段悬而未决的案子，要重新启动侦办调查。
革命成功了，可是有多少革命志士倒在了曙光来临之前，必须要给他们和后人一个交代，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如今随着政权的稳固，具备了合适的调查条件。
这天，主席特意找来罗瑞卿，嘱咐他，一定要将发生在1931年的我党“120两黄金失踪案”，查个水落石出，解开困惑自己18年的心结。
罗瑞卿慨然领命，以公安部的名义，命令上海市公安局立刻着手侦办此案。专案组随即成立，由蒋文增担任组长，率领徐立鼎、胥德深、邬泓等三名侦查员开展破案工作。
蒋文增接到这起悬案的卷宗，不由得愣住了，这薄薄两页纸的简介，缺乏太多关键信息，案子该从何处着手查起？
专案组成员多番坐在一起开会讨论，最后决定先去北京找林伯渠同志，顺便查查保存在中央档案室的旧资料，看看能不能寻觅到有用的破案线索。
林伯渠是1931年当年负责苏区运送黄金行动的总筹划人，此时已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听说专案组要查当年的“黄金失踪案”，十分重视，立即安排接见了他们。
说起该悬案，林伯渠同样感到困惑多年，明明设计了万无一失的运送方案，这120两黄金，怎么就半路失踪了呢？！他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中。
那是在1931年，上海临时中央成立，由于经费短缺，革命活动时常受限，为了正常开展工作，临时中央只能联系远在江西的苏区政府，希望得到专项拨款援助。
恰好，苏区刚攻下几个小县城，缴获土豪劣绅一批金银珠宝，又找到各红军部队共同筹钱，七拼八凑，总算募集了一批黄金饰品，可以当作一笔额外的经费，用于支援上海临时中央的工作。
林伯渠考虑到苏区距离上海较远，又是在战乱的特殊时期，交通员不方便携带。就找了当地工匠把黄金首饰都高温熔化了，制作成10两一根的金条，共计12条。
即便是缩小了体积，那也是120两黄金，该如何安全运送这批宝贵的黄金呢？国民党部队早已封锁交通要道，层层设哨卡，交通员前往上海途中，黄金一不小心就会被搜查出来，便会前功尽弃。
林伯渠秘密召集大伙儿开会，集思广益，想出了一整套绝妙的方案。
第一个步骤，是专门找工匠订做了一个特制的锡盒，装入黄金后，锡盒外面用锡全部封死，避免人打开查看。
二是苏区至上海之间，一共分七站运送，锡盒预留“假锁口”，即使开锁了，盒子也是打不开的，只是交通员们用来交接的方式。
即下一站交通员与上一站交通员对上暗语，拿出钥匙打开盒子上的锁具，并交给上一站交通员“快”字凭证，以此类推。
三是不告诉交通员们到底执行的什么绝密任务，盒子会送去哪里，他们之间不允许过多交流，相互打探身份，或者合谋撬开盒子，查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上一站交通员只认暗语、锁具、凭证，顺利交接盒子给下一站之后，返回将凭证交给上级，即算任务完成。
一切准备妥当，按理说地下交通员们都是历经千挑万选出来，是十分忠诚可靠的同志，谁料这次运送任务，最终还是宣告失败。
第一个交通员从1931年11月6日出发，七站交通员接力完成任务，最多只需要一个月的行程，上海方面预计，在12月6日左右就能收到盒子。
然而眼看时间到了12月22日，超出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上海临时中央先后催了5次，始终没能收到经费。
苏区政府这才着了急，赶紧派侦查员秘密调查，当时白色恐怖环境下，要调查出真相，谈何容易！半年后仍旧毫无线索，只能暂时悬置。
至于当年的调查结果，林伯渠也不太清楚，只知道从瑞金出发的第一名交通员姓秦，此人曾在高自立手下当过警卫员。
专案组听完林秘书长的讲述，也想不出太好的办法，决定先从第一个交通员找起，询问案情细节。
高自立是江西省萍乡人，曾担任红三军政委兼军委书记，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兼军长等职务，此时在冀察热辽分局担任主要领导，距离北京不远。专案组上门一问，高自立稍微回忆了一下，马上脱口而出，他们找的警卫员叫做“秦朴”，现如今在南宁工作，担任第十三兵团副师长。
秦副师长也不难找，被专案组问及当年运送物资到南平的事情，马上就讲述了任务交接的经过。
按照上级的指示，他拿着盒子抵达南平，与接头的南门关帝庙庙祝对上了暗语，打开锁具，拿着凭证就返回了江西，一切过程都比较顺利，并无差错。
至于接头的同志是谁，盒子装的是什么，要送去哪里，按照当初的上层设计，秦副师长压根就不知道，再加上时间过去了那么久，也不太记得接头同志的相貌了，依稀有个大概模样，毕竟两人接触也就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而已。
专案组问清情况，告别秦朴，随后到了南平找线索，正当大伙儿一筹莫展之际，上海方面传来了好消息。
估计是主席或者是林伯渠亲自发话，北京方面派专员找到了当年调查组留下的绝密档案，寄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专案组得知，当年6名地下交通员的资料都已找到，且经过印证，唯独缺少最后一名交通员的线索，也就是说，问题就出在松江到上海这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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