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第一章）

编者按：兴藩世子朱厚熜入主紫禁城，是为嘉靖帝。但嘉靖帝继承君统后，以杨廷和、汪俊为首的群臣进一步请求嘉靖帝继承宗统，即改称已逝的弘治帝为父，而称生父为叔，使君统与宗统得到统一，合乎明朝一直以来的宗法制度。但嘉靖帝始终不愿，自此引发了延续二十四年之久的“大礼议”，这是亲情之争，也是嘉靖帝的皇权之争。“大礼议”的高潮发生在嘉靖三年，左顺门事件爆发，阴云笼罩了皇城。

嘉靖三年二月十三日（戊申），礼部尚书汪俊会同朝臣二百五十余人重申“濮议论”，抨击张璁、桂萼狂妄，“故继主于大义，所生存乎至情”。嘉靖皇帝不予理会，反而命张璁等人尽快进京，以便商议“大礼”。

综合嘉靖皇帝的举动及前后种种迹象，嘉靖皇帝非争“大礼”不可的意图显现。不久后（三月一日），嘉靖皇帝便以孝心未尽为由，重议“大礼”，要求礼部加称尊号，“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并命宦官前往安陆兴藩，迎兴献帝神主，欲在皇宫内院的奉先殿侧建观德殿，充当家庙，以便祭祀。这项命令一出，朝议哗然，众臣纷纷上谏劝诫。但嘉靖皇帝皆不理会，将上谏者停俸，同时也下令礼部，改兴献帝陵墓为“显陵”，祭祀仪制抬高为天子之祭。

礼部尚书汪俊为维护“濮议论”的基本立场，又见嘉靖皇帝将重议“大礼”，因而召集群臣，请与嘉靖皇帝妥协，让兴献帝尊号加称“皇”字，希望能满足嘉靖皇帝，不再坚持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嘉靖皇帝本想作罢，不再多生事端，但此时又接获张璁的奏疏，疏中分析“加称不在皇不皇，实在考与不考”，表示不与“濮议论”妥协的立场，力劝嘉靖皇帝拒绝礼部的方案。对此，嘉靖皇帝深以为然，立刻表明不愿接受汪俊的提议，直接下诏决定“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张璁、桂萼又上疏，请去“本生”字样：兴献帝的尊称虽有“本生皇考”，但仍无法表明兴献帝的身份，“曾有一人两考之礼乎”。若不去掉“本生”二字，兴献帝仍会被视为“皇叔”，而非“皇考”。礼部尚书汪俊受挫后，便因反对观德殿的兴建遭到罢免，使主张“濮议论”的一方元气大伤。

尤有甚者，嘉靖皇帝不理会吏部的廷推结果，特旨授命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担任礼部尚书，使主张“人情论”的一派实力大增，可以左右礼部廷议的结果。尽管如此，持“濮议论”的人士，如吏部尚书乔宇、九卿与言官群体，批评张璁、桂萼等人的攻势仍旧猛烈，频频上疏论辩，并会同群臣上奏《建室议》，反对建观德殿，要求惩处张璁等人。面对众多朝臣的反对意见，嘉靖皇帝先是婉转述说自己只是想尽孝道，请言官们不要为难。但言官仍不为所动，继续弹劾张璁等人，让嘉靖皇帝越来越无法忍受，君臣关系恶化，冲突日益尖锐。

到了五月，首辅蒋冕以老病乞休为由，试图劝阻“大礼”之议。嘉靖皇帝大怒，立刻罢免蒋冕，还责骂他多次乞休的行为“非大臣事君之义”。又亲下手诏，破格任命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这项特殊的任命，引起翰林院诸臣极度不满。特别是杨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杨慎更为愤怒，于是鼓动三十六名翰林学士，联名上奏，表示翰林院众官羞于与张、桂等人为伍，愿请辞官回乡。同时，翰林院修撰吕柟（1479—1542）、编修邹守益（1491—1562）亦上疏力谏，请罢兴献帝称考与大内立庙二事。嘉靖皇帝十分气愤，令锦衣卫逮捕吕柟与邹守益二人，严刑拷打，谪降边地。

吏科都给事中李学曾（弘治十五年进士）等二十九人、河南道监察御史吉棠（正德九年进士）等四十五人则代表言官意志，联合上疏“萼等皆曲学偏见，紊乱典章”，请求嘉靖皇帝予以惩罚。御史段续（嘉靖二年进士）、陈相（正德十二年进士）“极论席书及萼等罪状，请正典刑”。面对雪片般涌入的弹劾奏疏，嘉靖皇帝不再容忍，怒责言官，命他们申辩己罪，还以欺罔妒贤的名义，逮捕段续与陈相二人，交由北镇抚司拷问。吏部员外郎薛蕙（正德九年进士）更为激烈，上《为人后解》二篇，明言大宗小宗之别，再作《为人后辩》一篇，说明“大宗不可绝”的理由——“继祖体而承适统，合于为人后之义，坦然明白”，规劝嘉靖皇帝接受自己的嗣子身份，不要再议“大礼”，破坏国家礼法。后又有鸿胪寺右少卿胡侍（正德十二年进士）等人弹劾张璁为奸邪小人，必须罢劾。嘉靖皇帝不听，反而处罚这些言官，皆予谪官夺俸。

从这一连串的冲突来看，可知嘉靖皇帝的态度日益固执，张璁、桂萼等人与“濮议论”的支持者之间，对立也越来越分明，让“大礼”日趋激烈，进而升级为君臣间的政治斗争。到了七月，“大礼议”已达白热化，进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史称为左顺门事件。

七月十二日（乙亥），嘉靖皇帝下谕礼部：“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于七月十六日恭上册文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内阁大学士毛纪、费宏接到诏令后，大惊失色，纷纷表示反对，并向皇帝谏言，“本生二字，上干宗庙，内干宫闱，事体重大”，希望嘉靖皇帝收回诏令。朝廷官员也纷纷上疏，劝阻皇帝，甚至表示不愿参加册封典礼，坚持去“本生”二字。但张璁和桂萼两人却一同上疏，列举礼官欺罔十三事，批评支持“濮议论”的朝臣是朋党、是小人，应予以治罪。嘉靖皇帝不愿意引起朝政动荡，留中所有的奏疏。

七月十五日（戊寅），按例于奉天门召开早朝。吏部左侍郎何孟春（1474—1536）见嘉靖皇帝留中所有奏疏，惶惶不安，欲趁早朝议事的机会，袭用成化朝的故事，制造舆论压力，让嘉靖皇帝收回旨意。于是翰林院检讨王元正（正德六年进士）及张翀（正德六年进士）等人在金水桥拦住刚下早朝的官员们，振臂大喊：“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当共击之。”素有清望的杨慎也呼吁：“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在杨慎等人的鼓动下，共召集了二百二十多位大臣伏跪左顺门外，欲行哭谏，甚至还高呼“高皇帝”“孝宗皇帝”的名号，群情激动。嘉靖皇帝不得不软化态度，数次派出司礼监太监安抚伏阙诸臣的情绪，命他们先行退去，否则将处违反朝仪之罪。可是伏阙诸臣不听，还要求阁臣毛纪等人一同在左顺门跪伏。内阁首辅毛纪听到消息后，便带头跪伏，试图挽回皇帝的心意。直到中午，整个跪伏行动持续扩大，气氛更为昂扬，反而聚集了更多的官员。

被群臣拒绝的嘉靖皇帝感到非常难堪，认为朝臣的集体跪伏是要挟手段，也是对皇帝权威的反抗，于是改采强行镇压的手段。先命司礼监太监记下伏阙诸臣的姓名，再派遣锦衣卫逮捕伏阙行动的首谋者，翰林学士丰熙（弘治十二年进士），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翱（正德六年进士），郎中余宽（正德六年进士）、黄待显、陶滋（正德九年进士）、相世芳（正德九年进士）及大理寺正毋德纯（正德十二年进士）等八人皆收押入狱。杨慎等人见状，十分愤慨，不禁用力拍打左顺门的大门，放声大哭，哭声竟震动宫廷，场面失去控制。嘉靖皇帝听到杨慎等人的哭喊声，更加震怒，再命锦衣卫强制驱离左顺门的群臣，并逮捕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将之下狱，勒令四品以上的八十六名官员在家待罪、听候发落。

面对嘉靖皇帝的雷霆之怒，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仍想挽回劣势，借助通政司官员的协助，再度上疏反驳张璁的《正典礼第七》，辨明自己和伏阙诸臣并非朋党，请嘉靖皇帝勿信谗言。何孟春求助通政司的举动，不只犯下偷窥奏疏之罪，也让嘉靖皇帝怒责何孟春：“结众口为朋俦，因私忿而伤大体，岂大臣事君之道。”他更怀疑伏阙诸臣的动机，认为朝廷之内必有朋党，企图干预皇权的独断。并申诫通政司，不得再让他人窥探奏疏，违者严惩不贷。经过这次事件，嘉靖皇帝外放何孟春为南京工部左侍郎，切断其人事纽带，沦为赘员，使其不得再争论“大礼”。七月二十日（癸未），嘉靖皇帝让锦衣卫立即审讯，指责伏阙诸臣“以忠爱为由，实为欺党，私朕冲年，任意妄为”，并流放丰熙等八名伏阙领袖，四品以上官员停薪，其余一百八十多位官员遭杖刑，翰林修撰王相（正德三年进士）、王思（正德六年进士）等十七人惨遭杖死。嘉靖皇帝仍没有消气，特别下令将杨慎、王元正及给事中刘济流放充军，安盘等人俱削籍为民，主张“濮议论”的骨干成员几乎被罢斥殆尽，奠下“人情论”获胜之基础。

无心镜说：

明朝有两个转折，一是英宗时期代表明王朝强盛时代的结束，二是嘉靖时期整个王朝趋于衰弱。

可以说，嘉靖时期是明王朝一个重要的转折时代。

所以说：不读嘉靖则不知明朝。

但嘉靖帝一即位，首先面对的就是一场“争大礼”的斗争，说白了，其核心就是嘉靖帝认谁为父亲。嘉靖前期，朝廷的政治核心即在此，而且“大礼议”影响着整个嘉靖一朝。

所以说：不读大礼议则不懂嘉靖。

国内关于“大礼议”的专著并不多，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太广，要把这件事讲清楚，并非易事。而尤淑君的《大礼议》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