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在书店看到徐复观先生的《两汉思想史》，这部老书在当年思考战国秦汉思想时曾借阅过的，现在有了这么漂亮的简体本，就随即买了下来。信手翻来发现了一些问题【注1】，不过眼下生发兴趣的，还是徐先生在第三卷《代序》中的如下一段话：
“思想史的工作，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后人，作一种解释的工作。我深深体悟到，解释和解释者的人格，常密切相关，这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最为突出，不必一一举例。由此可以断言，古人的思想，必然与古人的品格、个性、家世、遭遇等，有密切关系。我更深深体悟到，在二十余年的工作中，证明了克罗齐‘只有现代史’的说法。没有五十年代台湾反中国文化的压力，没有六十年代大陆反孔反儒的压力，我可能便找不到了解古人思想的钥匙，甚至我不会作这种艰辛的尝试。……”
很巧，一个月前读到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的《知识分子的当代作用》，联想不禁油然而生。李欧梵此文的主旨，是“在一个经济挂帅、商品充斥的社会，谈知识分子必然曲高和寡”；随后引及萨伊德的看法：当年知识分子为真理化身的理想早已过时了。他追述在香港授课的感受：“班上的香港学生没有一个人愿意作知识分子。……也许在今日的香港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精英，而大学教育逐渐专业化之后，也没有人愿意谈像知识分子之类的大而无当的问题”。“然而在中国大陆恰好相反：自认为知识分子的大有人在——特别在北京”。对余英时的“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化的知识人……成为中国的‘脊梁’和社会的‘良心’；他们所争取的，始于个人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而终于社会公平的普遍伸张”这段话，李欧梵评价为一个“非常高调”的论述；而“此类知识之士出现，恰在于其所处的国家或社会不自由”。
其实，李欧梵所叙述的那种现代市民社会的文化景观，在大陆未必全是例外。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就已能体察到世风变迁的端倪了。商品社会中的个性化体验，取代着转型初期的共同理想。不久前在这论坛里讨论的“真理”、“自由”等等“高调”话语，所能真正打动的，也许只是四十岁以上人的心弦吧。他们经历了由暗而明，依然珍视阳光的温暖夺目，而不是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这阳光也许目前只是初曙，不过中国早晚要迈入另一个阶段，那时的中国文化界将类似于今日香港学生的情况，或日本的情况——
一篇日本学人的文章曾提到，当今日本的文化人并不乐意把自己说成“知识分子”，那称呼令他们羞涩和不自然。
徐复观先生对其史学观的阐发，当然仍是非常“高调”、很“知识分子”的那种。余英时先生曾很激烈地批评了徐复观的《周官》研究(见其为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一书所作之《序》)，不过在“知识分子”一点上余先生并不例外。上一个世纪汹涌澎湃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运动，曾给了多少学人以灵感——直接的，间接的——对这人们很难计量。比如《通鉴胡注表微》，比如《柳如是别传》，比如《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总之，人们确实能在很多很多的学术著作中，读出作者的社会感触，他的向往追求，甚至“解释者的人格”。也正是如此，这让另一些文化背景的人感到别扭——陈平原先生一篇文章曾提到，日本学者往往不习惯大陆著作中的那些非学术成分；而日本的东洋史研究，就往往“纯学术”“纯”得像理工科论文似的了，在中国人看来。
不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术论著中的“非学术”成分，例如基于古今对比的联想议论，开始大量减少，更不必说个人的感触、寄托、情感、信念之类了。论题的选定取决于学术价值本身，而非来自徐复观先生的那类外在的“压力”或触动。史学研究日益摆脱了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技术操作，一种广博和精细的竞赛。尤其是对出土文献与实物的研究已从边缘走向主流，昔日借助以证史，而今自身就是主题。
进而在学术价值判定上，“大历史”或“大文化”的“高调”思路，也有式微之势。黄仁宇式的著作，只有外行和初学者才感兴趣；若干年前在香港跟张灏先生聊天，他也感慨着思想史研究兴趣的日益没落；几个月前在武汉，师弟何德彰对如下情况表示不满：现在学者在选题时，很少“敢于”正面回应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来系时，曾谈起他近年的转向画像石研究，他半开玩笑地说：研究画像石很省心，不像追寻重大历史线索那么费神、那么难。这恰好也是自己近年作官阶制的体会：忙忙碌碌地找材料，心里很踏实；不必像以前解释“士大夫”时那样踌躇犹疑、揣摩推敲了。曾经跟将梧桐讨论过，应该训练学生的“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不过这一点在现实中却有困难：照时下风气，思路不妨平庸细小，只要论证翔实繁密就成。
时代在变，世风在变，学风也在变。二者间存在着曲折、然而丝丝入扣的联系。就连读书之乐，也越来越像收藏家摩挲古董时的那种乐趣了。也许，“高调”真的已经接近尾声，即将“曲终奏雅”了吧！
历史对人的拨弄，不一定是使人陷入可悲，更残酷的倒是让人显得可笑。一个时代的慷慨悲歌，在另一时代就成了唐吉诃德式的滑稽。不但对徐复观的史学观，大学生们会觉得遥远陌生而无动于衷；在揭著“真理”、“自由”这样的话题时，面对着更年轻的学人和学子，我们心中何尝没有一种深层的尴尬呢。
当然，此刻的话多少有点儿“极而言之”。继续“极而言之”──这时候的感觉，就是自己已经老了，已经属于上一个时代；我们的心事，将不再会有读者，对“空谷足音”的企盼将成为奢望。下一代人另有自己的情趣和兴趣，正如我们也曾不耐烦老人的絮叨一样。一向喜欢同辈人北岛的一句诗，那诗句是他二十多年前留下的，这些年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其中滋味
谁知道明天
明天将从另一个早上开始
那时我们沉沉睡去
【注1】徐先生此书论汉代思想及制度颇多精义，当然也有些细节可以商榷。如徐先生论董仲舒的“五官说”，谓以五行配五官之说“或出自《管子》……此外在其他典籍中，似乎没有出现过五官的官制”(第2卷第259页)。按《左传》昭公二九年蔡墨答魏献子问：“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这也是一种五行配五官之说吧，而且更早，似应提及，虽然它不同于《管子》及《春秋繁露》。又如徐先生说汉代光禄大夫的地位“可高可下”，“当时亦可能视为九卿”(第2卷第126页)，对此私下也略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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