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胡兰牺牲后，最早报道刘胡兰事迹的是新华社吕梁分社记者李宏森。1947年2月5日，《晋绥日报》刊登了题为《刽子手阎锡山大肆屠杀文水人民》的报道。2月6日，《晋绥日报》详细刊登了关于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报道，同时还配发了一篇评论文章，号召全国人民、全体共产党员向刘胡兰同志学习，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
是日，《解放日报》也刊登了题为《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的文章。
此时，战斗剧社创作员得知英雄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消息后，急赴云周西村采访。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话剧《英雄刘胡兰》，并在解放区上演，引起很大反响。据当事人回忆，解放文水前夕，战斗剧社为参战部队演出《刘胡兰》，舞台上的敌军大胡子连长（严寄洲扮演）凶相毕露地要用铡刀铡死刘胡兰时，观众中有个战士，突然举枪推上子弹，瞄准“大胡子”就要开枪，幸亏旁边的几个同志及时阻拦才未出事。
不久，延安各界慰问团来文水慰问。
刘胡兰的母亲
延安各界慰问团是1947年1月中旬成立的，任务是前往山西孝义、汾阳、文水、交城一带慰劳与山西军阀阎锡山军队作战，获得重大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王震纵队和陈赛纵队（两个纵队共9个旅）。慰问团是由延安各界和各单位代表组成的。其成员有崔田夫（陕甘宁边区工会）、吴满有（农民、劳动英雄）、张喜林（延安商会）、白凌云（陕甘宁边区妇联）、孙君一（中央西北局）、黄静波（陕甘宁边区政府）。霍仲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孟洁（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缪海棱（新华社）和张仲实（党中央直属机关）10人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9人，共19人。崔田夫为团长，张仲实和黄静波为副团长。
慰问团携带慰劳品——猪羊肉3826公斤，慰问信200多封，于1947年1月13日从延安出发，17日到宋家川过黄河进入山西，20日从吴城开始活动，到3月7日结束，历时47天，跑遍离石、孝义、汾阳、文水、交城等地，对我军王、陈两个纵队所辖旅部、团部、营部以及驻在各地的连队、伤兵、医院进行了广泛的慰问。
刘胡兰的母亲，左二
2月4日——18日，延安各界慰问团成员在文水县活动期间，慰问团副团长张仲实在《晋绥日报》上看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消息，甚为感动，并且对这个英雄典型颇为重视，当即向吕梁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同志了解了刘胡兰的生前和被捕就义详情，并派人到参加拆除文水县城墙的云周西村的农民中间作了调查，了解到刘胡兰生前确实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被捕后，在敌人面前，确实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慰问团为表彰这位人民英雄，表示积极支持吕梁区党委将采取纪念措施的决定，并表示返回延安以后，一定将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向党中央反映，并请毛主席题词。还向吕梁区党委建议，应将刘胡兰作为在党内进行气节教育的榜样。
慰问团为了向刘胡兰烈士表示敬意，全团携带慰问品——晋绥钞票1000万元，白洋布两匹及其他各种用品若干，前往云周西村慰问烈士的家属。驻在文水城东南约5公里处麻家寨的独立第五旅旅长贺炳炎同志考虑到云周西村刚解放，不安全，劝阻慰问团前往，特派一排人将慰劳品送去，代慰问团表示慰问。另送挽联一副，表示沉痛哀悼。
在延安各界慰问团完成任务解散后，张仲实即于1947年3月中旬回到陕甘宁边区子长县（瓦窑堡）东吴家寨子（1946年11月间，延安形势紧急时，党中央办公厅和其他中央直属机关曾经疏散到这里及附近一带），过了几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也从延安来到这里。张仲实同志向任弼时同志汇报了延安各界慰问团的活动经过和刘胡兰的英勇就义情形，以及吕梁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同志要求党中央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的意见。张仲实同志说；“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或题几个字。”任弼时同志答应将其意见转报毛主席。
任弼时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于1947年3月26日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后因战争关系，此稿不慎遗失。同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于8月1日做出了追认刘胡兰烈士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吕梁地委为了加强党的阶级教育，通知各级党组织，将有关刘胡兰同志的英雄事迹印成专册，作为党组织的学习材料，号召全体党员学习刘胡兰的革命精神，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奋斗。
1956年12月，共青团山西省委做出纪念刘胡兰逝世10周年的决定，并编写了宣传提纲。同时还做出恳请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重新题词的决定。共青团山西省委宣传部长武艺耀把让毛主席题词的光荣任务交给了团省委宣传科长杨小池同志。12月底，杨小池带着共青团山西省委恳请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重新题词的报告，来到北京，交给了团中央办公厅转交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此报告呈交给毛主席。毛主席于1957年1月9日第2次为刘胡兰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题词于1月12日早晨送到云周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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