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傅钟从重庆回到延安重新分配到总政任副主任，毛主席在会见他时说，“傅主任还是我们的副主任”。不料一语中的，建国后，傅钟在总政治部副主任任上一干32年。
在57位开国上将中，单论资历，傅钟将军绝对是资历最老的一位，他1921年就入党了，并参与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并继赵世炎、周恩来、刘伯坚、李富春之后担任了第五、第六届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书记旅欧总支部书记，而邓小平在当时是支部委员。
1926年1月7日，为了躲避法国警方追捕，傅钟、邓小平等人乘火车由巴黎经柏林、华沙，直奔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傅钟、邓小平、李卓然等人和国民党方面则的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还有汪精卫的侄儿和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同属一个小组，他们之间经常发生辩论，为此，傅钟曾约请斯大林到校作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解答报告。
青年李卓然
1927年4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后，傅钟转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编入师职军官队，转学军事，并于1929年底毕业。
1930年傅钟回国，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军委机关从事干部工作和兵运工作。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他为苏区、红军输送了许多重要干部，为争取外籍海员和瓦解国民党驻沪军警做了大量工作，完成了军委赋予的任务。在此期间，他还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翻译了从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带回来的《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同刘伯承、聂荣臻一起完成了由周恩来主持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游击队怎样动作》等译文的定稿工作。
在中央军委工作期间，傅钟曾将绝密文件给不应看的同志看。中央军委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所幸看这些文件的人，尚系较负责的同志。1930年8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给傅钟以书面警告处分。
聂荣臻元帅
9月10日，傅钟正式向中央军委作出书面检讨说：自己“脱离实际生活很久很久”，“军委给我的警告，不是正在我开始学习工作之际，便与我以当头一棒，使我因此而更加警惕，知所谨慎”，并表示“以十二分的诚意接受，愿意竭力纠正错误！”10月1日，由中央直属党支部出版的《支部生活》第39期刊登了“中央军委给傅钟同志的警告及其复信”，“希望全直支的同志拿它做教育自己的材料”。
1931年夏，傅钟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先后任鄂豫皖苏区军委政治部秘书长、红军第十二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随营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彭(湃)杨(殷)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红军第十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在反“围剿”作战中，他操步枪和战士一起冲锋陷阵。
在1932年12月，陕南小河口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对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不重视党的建设，忽视政治思想工作，过早地仓促撤出鄂豫皖苏区提出了不同意见。
1935年5月，傅钟与王维舟代表红四方面军总部随李先念率领的红三十军南下迎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会师后，傅钟为中央红军解决了许多困难，当他看到中央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萧华带领军团机关及直属队到达会师地点时断炊时，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做通红四方面军将士工作，将一个营的全部粮食送给萧华解了燃眉之急。
萧华上将
8月，傅钟还亲自率领红四方面军第294团到达红一方面军所在地，将该团补充给红一方面军第4团，为红4团在9月突破腊子口天险之战提供了有生力量。
在张国焘搞分裂主义的过程中，傅钟自述说当时由于受到蒙蔽，也说过一些错话。他后来不止一次地检讨说，他在卓木碉会上说了错话，对中共中央、对毛主席极不尊重，态度鲁莽。但涉及具体任职问题，傅钟的态度是审慎的。当张国焘提出要傅钟在他另立的“中央”主管“中央组织局”的工作时，被傅钟拒绝。有人曾劝傅钟顾全“大局”，而傅钟仍表示坚决不去。
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和甘泗淇，都是傅钟当年在苏联学习时认识的，有的还是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时的战友。
有了这层关系，傅钟成了任弼时第一个争取过来的红四方面高级干部，并在以后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数次支持任弼时、朱德等人与张国焘做斗争，为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6年12月9日，傅钟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为了便于傅钟工作，为此毛主席曾指示红大校长林彪等人，“对傅钟不要保留，什么都可以说”。傅钟没有辜负毛主席的信任，在抗大期间，对红四方面军干部不断进行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使其逐步摆脱张国焘错误的影响，为红军的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多次在各种会议上献身说法，用大量事实说明张国焘当时的错误路线，让红四方面被蒙骗的干部战士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
抗战爆发后，傅钟历任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曾代理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1938年2月初，曾任红八军团军团长、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的周昆（后携款失踪）奉命由武汉给部队送经费到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并向傅钟传达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对部队政治工作建设的意见，要他把部队的中共组织隐蔽下来，不要公开，共产党组织用秘密方式进行工作。对此傅钟断然拒绝了这种明显的错误主张，坚定地维护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
1948年5月，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达到西柏坡，周恩来遇到傅钟时关切的问：去看主席了没有？傅钟说：怕干扰他，还没有去。周恩来告诉傅钟：明天可以去，不要谈工作说笑说笑，这一段太紧张了。
傅钟一家在西柏坡
毛主席见到傅钟，还是那么亲热，说傅钟的妻子刘筱圃撤离延安前给的那些豆豉，在陕北可是好菜，全吃光了，要傅钟转达谢意。接着一语双关地问傅钟：傅主任，我们进关了吧，离'咸阳’还有多远?”
傅钟回答道：我们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已经临近了。
其后，毛主席和傅钟就项羽、刘邦不同的为人和不同的结局说笑了一阵。毛泽东还问傅钟在重庆交了哪些朋友？说他们快来了，我们已邀请了关中父老、豪杰，下一步就看我们的“约法三章”抓得如何了！
新中国成立后，傅钟继续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兼任总政宣传部部长，主管全军宣传、理论教育和文艺工作。1954年秋，傅钟改任总政治部第二副主任，分管文化部门工作，直到1982年。1955年傅钟被授予上将军衔。
1989年7月28日，傅钟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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