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刘少奇作为曾经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的亲密战友,两人早在1943年就成为了我党第一号、第二号人物,50年代末,毛主席还曾主动提议退居二线,推动组成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

如此深厚的革命情谊,也让刘少奇后来遭受的悲惨命运越发令人意难平,可从探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角度来看,何尝不是新中国必须要承受的代价。

说起两位领导人当年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各执己见,有一件不经意的小事曾引发了毛主席的震怒,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续的事态发展,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在1964年末,中央政治局准备召开讨论农村社教问题的工作会议,邓小平是组织会议的负责人,起初他以为此次会议只是一般的汇报会,鉴于毛主席已经退居二线且身体欠佳,出于好意特地嘱咐。

“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可以不用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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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这样的常规会议的确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分内之事,殊不知,此前因为“四清”运动已经让毛主席心中隐隐不悦,邓小平的无心之言反而让他感到十分介怀,偏偏刘少奇的一句话再度引发了老人家的强烈不满。

“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一个不让参加,一个让参加却不让说话,满心愤懑的毛主席终究在参会时因为刘少奇的一句插话而大发雷霆。

“有两本书,一个叫党章,一个叫宪法,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叫我开会,一个人不叫我讲话。”

因为这件事,不少人判断当时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难以调和,实则不然,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刘少奇从来对毛主席都是尊重、拥护有加的,他们的大政方针分歧也决不是阶级矛盾、路线斗争,“四清”运动的发展过程就能说明这一点。

这场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在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初期,毛主席对于形势严重性的判断超过了刘少奇的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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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刘少奇对形势的认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先是在1963年9月陆续发表“九评”中指出要让国内人民群众深刻认识修正主义,而后在王光美参与“四清”蹲点后逐步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更加严重的判断。

“‘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

凡此种种估计,严重程度开始大大地超过了毛主席,这也成了“四清”运动逐步向“左”转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有关于运动的性质定位、对象判断、斗争策略等等问题上,两位领导人的意见开始渐行渐远。

很长一段时间里,毛主席都主张“四清”运动主要是靠教育,如他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强调的那样。

“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此后的多次会议上,毛主席都在强调自己的主张,对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件事也是尤为看重,总而言之,老人家更加倾向于以教育为主、联合大多数干部群众为主线的社教运动,他对于刘少奇政见的质疑与反对,更多的是出于对“不利于人民”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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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国理政角度来看,两位领导人在“四清”运动的初心都是好的,虽说存在分歧,如果能当成一般工作问题对待,假以时日必定会迎来殊途同归的结局,可因为多种原因,让两人之间的误会不可避免地慢慢加深。

由此,也就有了前文提到的那件让毛主席极为不悦的小事,也让那一次的中央工作会议变得气氛尴尬、云谲波诡起来,至于毛主席的大发雷霆,症结就出在两位领导人在会上公开针对“四清”运动主要矛盾引发的相互插话与争吵。

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在会后主动向毛主席做了深刻检讨,而毛主席也是在这场会议后下定决心捍卫“三面红旗”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果实,这其中并没有与刘少奇的私人恩怨。

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无论是毛主席还是刘少奇,他们都是心甘情愿为社会主义奉献所有的卓越领导人,当年的政见分歧甚至是失误都在所难免。

虽说两人的分歧最终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的,但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这段特殊往事也给后人以深刻教训与借鉴,除此之外,两位领导人从未改变过捍卫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