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被一档电视节目改变过人生?
或许没有,不曾遇过,没有这份契机。
但有人却因为她,走出大山,考上大学,出国留学,开启新人生。
节目很短,总共才二十来分钟。但它却像一个石头扔进了湖里,在长达二十年间,不停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或者也许,你曾在微博上刷到过她的截图——
这期节目,叫《我是刘小样》,是央视《半边天》2002年3月23日普普通通的一期节目。但对很多人而言,是改变他们人生的契机。
而18日,张越的新节目《她的房间》上线,
第一位嘉宾,就是一度“失踪”了十年的刘小样。
她还好吗?她找到自己的远方了吗?
记者和农妇,
北京和咸阳,
当初的一封信,就这样跨越了物理和空间的距离,
缔结了一段超过23年的缘分。
也把刘小样带到了大众面前。
01 刘小样是谁
刘小样是咸阳兴平农村里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
1968年出生,没念过多少年书——
初二那年辍学,被大人叫回家,跟哥哥姐姐一起照料苹果园,从此再也没上过学。
手里的收音机,就是全部的信息来源。她听新闻,听小说,听广播剧,还一点一点学会了普通话。
也没谈过多少回恋爱——
23岁那年,经人介绍,跟隔壁村的王树生结了婚。
为什么选择他?原因出奇的简单。
一是因为男方在青海做生意,开过眼界,见过大世面,可以带给自己新鲜感。
另一个原因,只是因为王树生的祖宅门楣上,写了“耕读传家”四个字,祖父以前是私塾先生,是读书人家。刘小样喜欢读书。
结婚第二年,刘小样就怀孕了。一年后,又迎来了女儿。
然后,生活就像按下了暂停键,在带娃、做家务、干农活、照顾老人之间循环往复,望不到尽头。
把两个孩子送上学后,空闲时间就更多了。每天的生活枯燥单调,一成不变,平静得有如一潭死水。
起床一睁眼看到的景色也是平的,“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
日子太平了,平得甚至有些过了头。
刘小样拿起笔,给央视《半边天》节目组写信,倾诉内心的苦闷:“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节目组起初也没当回事,只当是农村妇女发牢骚。
是啊,每年只干两个月的农活,其余日子不过是待在家里打发时间,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刘小样也知道,这种想法很危险,会被安上“不安分”“不懂事”的头衔。
当央视编导表达了想要采访她的意愿时,遭到刘小样的强烈拒绝——农村妇女主动联系城里的陌生人,是会被说闲话的。
在传统眼光中,农村妇女被认为是没有思想,也不需要思想的社会群体,做饭洗衣服带孩子需要什么文化?
事实上,刘小样们需要遵守一套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训: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
没有白纸黑字,没有明文规定。所有的规则是默认的,无形的。同时也是源于自觉的,仿佛背后有双隐形的眼睛在默默注视这一切。
一旦有人试图打破,就像一把白子中混入了一枚黑子,纯净洁白的雪花中夹杂了一粒黑点,突兀且孤独,被迫承受各方审视的压力。
刘小样心里并不认同这套规则,对自己有着极其清醒的认知:
“我不接受这个。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
她不愿意被归为“守在农村的好女人”,渴望走出平原,探索外面的世界。
“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一壶烧开的水要如何重归平静?
想要出走的灵魂和无法出走的身体割裂,痛苦得不到释放,于是外化成了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形式:
上衣是红的,棉袄是红的,外套也是红的。
想读书,但读不到书,只好读电视。读字幕,读《半边天》,读《读书时间》。
记者劝慰她,城市没有那么好,城市生活压力大。
但刘小样说她不怕,农村的女人没有淘汰的压力,没有压力就没有追求。
02 出走之后
《我是刘小样》这期节目播出后,引起了舆论的巨大反响,也成为《半边天》影响力最广的一期节目。
此后的二十年间,总有人时不时想起那个穿着红色棉袄的女人,挂念远方的她的命运。
事实上,她真的走了。
在《人物》21年的报道中,刘小样的出走路线大概是这样的——
先是帮邻居家里干农活,早上起床后,骑车到别人家的田里,就跟上班似的。
然后是第一份正式工作:在县城做售货员。每天从家骑车半小时到县城,一个月工资600块。
接着是更远的地方,商场倒闭了,同事在贵州开了一家化妆品店,邀请了刘小样,一份销售员的工作。
刘小样接受了,离开了关中平原。
鲁迅在1923年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娜拉出走之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又或者像《橘子红了》里的秀禾, 还没出走就迎来死亡的结局。
42岁的刘小样出走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觉得哪儿哪儿都不适应。
后来,去县城做过生活老师,在昆山一家工厂食堂做过员工餐。家人们都劝她回家,或者往回走走。
再后来,刘小样觉得自己“病”了。去西安一家机构“治病”治了两年,试图抹杀脑海中那些不安分的蠢蠢欲动的想法。
刘小样最终还是回到了平原上,婆婆生病,身边亟需一个贴身照料的人。
她又做回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不再看书,不用智能手机,也不继续写东西。
刘小样在擀面
丈夫向记者透露,她总是写了又烧,写了又烧,到最后再也没动过笔。
刘小样的故事在01年节目播出时就打动了无数人,21年的《人物》采访又重新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为什么会共情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村妇女?
大概是因为刘小样身上有一种特质——不甘被束缚,坚持探索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对命运发出不妥协的呐喊。
这也不单单是农村女性觉醒的故事,跨越地域性别年龄,刘小样是你是我,是我们每一个人。
是挣扎于理想与现实间的打工人,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满地都是六便士,那个抬头看月亮的自己”;
是被社会时钟逼迫陷入996、KPI这些数字,快要沉溺于行尸走肉的平庸生活,心里却有一种模糊想要挣脱的理想家;
是对生活的满腔热情逐渐被消耗被榨干,困于苦闷现实,羡慕那个选择偏离既定轨道,对命运勇敢说“不”的人。
所以二十年后,依然有人问起,刘小样怎么样了,过得好不好,仿佛她是平行世界中的另一个自己,那个勇于抗争正在抗争的自己。
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无形地把我们联结到一起。
03 不止于她
这样的故事,在密切关注女性议题的《半边天》节目里还有很多很多。
有自力更生创办“奋发学校”的下岗女工。
有被人厌烦,想过自杀,最终蜕变成为名师的“坏孩子”。
有遭遇长期家暴,在一次反抗中泼汽油烧夫的农村妇女。
还有亲妈被姐夫杀害姐姐精神崩溃,花费七年时间千里追凶,在对方实施死刑前达成和解的东北女孩。
正如《半边天》的名字一样,这原是央视推出的,一档成立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际,充满着对女性人文关怀的节目。
在性别意识还没那么先进的过去,用15年的时间,对两性平等的主题进行大胆探索。
其中的许多议题,放到27年后的现在来看也并不过时:
而今天的我们,除了一声叹息,更多的,也只能怀念曾经有过这样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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