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权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毅代表作，影响国内政治文化研究三十余年的里程碑之作，理解法国大革命乃至所有革命运动不可绕过的史学经典。
★开风气之先、劈致思新径的学界范例：融合年鉴史学、心态史学、政治文化史学、社会经济史学理论，全面、立体地考察大革命参与者的决裂意识、危机意识、阴谋忧患、谣言恐慌等面向，辩证剖析在暴烈碰撞中相互交融又相互对抗的精英（短时段）文化与大众（长时段）文化，深入把握革命运动的一般规律。
★揭示法兰西民族性格、政治传统根源的精辟论著：为什么两个法国人在一起必谈政治？为什么近代法国的政局如此动荡不稳？为什么大革命实际上一直进行着全方位的“内战”？……一切都可以在大革命过激的群众现象中找到答案。
★精装首刷签名版，增补法国革命思想的中国渊源、美法革命再比较、政治文化史学发展三篇新论，收录三十余幅大革命彩图，随书附赠“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箴言藏书票，于理性与激情中再思大革命的历史教益。
引言
在近代史上的世界民族之林中，法兰西民族素以“政治民族”著称。马克思说法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人们也常说：两个法国人到一起必谈政治。暂且不论这种说法在今天是否还能成立，至少在近代史上这的确是个事实。
一个民族如此普遍地热衷于政治问题，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这个民族的政治事务一定有什么特别令人关注的特点。而政治事务过于引人注目，一般说来都是政治领域的情况不太妙所致。在一个政治稳定、国泰民安的社会，人们是不大容易看到这种对政治的普遍兴趣的；只有在那种党派纷争激烈，政治形势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社会，政治领域才有可能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心。众所周知，近代的法国正是后一类社会的典型。从 1789年到 1870年，短短的八十一年中，法国竟爆发了四次革命，经历过君主专制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民主专政制、帝国制的频繁更迭。起义，恐怖活动，革命与反动，内战与卫国战争，把近代法国搅得天翻地覆、满目疮痍，这种动荡频仍、危机四伏的客观政治环境，无疑是法兰西民族政治癖好的重要的外在因素。
其二，一个民族对政治的特殊癖好，还反映了这个民族本身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个民族的成员不是那种只关心生活中的非政治性事务、对自己与国家政治过程的关系毫无意识的狭隘观念者，也不是那种消极被动地接受政府行动影响的顺从者，而是那种把国家政治事务看作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事情，并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去对其施加影响的参与者。法兰西民族正是这样一种具有高度政治自觉性、积极性的民族。
然而问题还可以进一步问下去：为什么近代法国的政局会如此动荡不稳？为什么法兰西民族有如此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可避免地要在相当程度上涉及法国的历史传统。因为，法兰西民族不仅是一个关心政治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注重传统的民族。一部史海钩沉的史学论著，一部在一般非史学研究者看来枯燥乏味的历史读物，在法国往往能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能像小说一样使大众着迷——法文的“历史”（histoire）本来就和“故事”是一个词。法国的 34433个村镇几乎个个都有自己的地方史学会。写历史，也常常是人们在政治上出人头地的一个重要途径。法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政治家，如梯也尔、基佐、路易·勃朗、饶勒斯、巴尔都、戴高乐等，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出席巴黎社交界盛大晚宴的客人们，往往会因他们的祖先曾在历史上的某次内讧中相互厮杀过而吹胡子瞪眼睛地大吵一番，结果不欢而散。这种非同寻常的历史兴趣，说明传统在法兰西民族的现实生活中的确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意义。就拿法国人那种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来说吧，这里显然生动地体现了法兰西民族源远流长的民主传统，尤其是与在法国大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政治文化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就在这场大革命中，法国发生了空前规模的民众动员，以往被完全排斥在政治事务之外的人民大众突然涌上了政治舞台，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政治阶级”，成为革命政治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甚至一度成为大革命的主导力量。这样一次参政经验，虽然时间并不很长，但在法兰西民族的心态上留下的痕迹却是极其深刻的：它使法国人民习惯地感到，既然他们在大革命中牺牲最多、贡献最大，因此只有他们，才应该是法国政治的主人。
不仅法兰西民族的政治参与意识有着这样的历史传统渊源，而且近代法国长期动荡的政治局面，也可以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找到它的心态根源。我们知道， 1789年的法国革命人士是世界近代史上最豪迈的一群革命者。他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令人咋舌的：同旧传统实行彻底决裂，在旧世界的废墟上重建一个崭新的法兰西民族。在他们看来，这种“决裂”不仅是彻底的，而且是全方位的：一切属于传统的旧事物，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统统都应该受到无情的批判和否定。正像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法国人要在他们的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要一劳永逸地彻底改变法兰西民族的面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法兰西民族性格中一个鲜明的内在矛盾：既崇尚理性，又热情奔放、富于幻想，常常容易沉迷于不切实际的空想，陷入非理性的狂热。不言而喻，像法国革命人士要实行的这样一种同旧传统的彻底决裂和整个民族的全面更新，无疑是极其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一点，革命派实际上很快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可问题在于法国人往往就是喜欢做不可能的事。于是，他们便无可奈何地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紧张、烦恼和焦躁的精神状态之中，一种难以名状的忧虑感、焦灼感无时不在困扰和折磨着他们。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国内外敌对分子的拼死抵抗、革命阵营内部层出不穷的分化与叛变，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布满了荆棘和陷阱，使他们感到处处危机四伏，步步险象环生。正是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政治危机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各种“阴谋”的神经质的敏感、警觉和恐惧），促使法国革命人士使出浑身解数，用超常的意志力量和无与伦比的首创精神，调动起由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组成的同盟军，诉诸起义、断头台、最高限价和专政等极端的手段，推动革命一步一步地激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这种异常过激的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政治文化传统，免不了会深深地刻有革命派的那种政治危机意识的痕迹，从而呈现出浓郁的分裂性、激进性和二元对抗性的色彩。政治文化传统就其本性来说是注定要对未来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影响的，大革命后法兰西政治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表现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尖锐对抗形态，也就这样被规定下来了。
本书的主旨即在于通过论述和剖析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些基本状况，来揭示近代法国政治动荡和法兰西民族政治参与意识的文化心态根源，并从中对法兰西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进行一番透视。
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做好这个课题，对于深化法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对于探寻革命运动、政治动乱的一般规律和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不无裨益。
这里呈出的只是一个粗陋的初步尝试，它需要批评，期待着批评。笔者不才，斗胆抛砖，意在引玉也。
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概况
法国革命政治文化无疑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复杂性，恐怕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
首先，它包含了参加大革命的个人和群体的所有话语（discours）和实践（pratiques），以及由这些话语和实践所反映出来的全部明晰的和模糊的观念形态。作为一种历史的创造，这种政治文化既确定个人和群体活动的目的，又通过个人和群体的活动不断得到精炼和发展；它维持政治活动并赋予其特定的意义，同时它自身也在这种政治活动的过程中，随着新要求的提出和旧要求的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结果，异质的话语常常相互重叠，变化不息的实践常常叠加在一起，共存于日常生活和人们的意识之中，某些时期的话语和实践似乎已经被清除了，可实际上它们的痕迹却仍然能够影响新的话语和实践的意义。因此，无论就本书的篇幅还是就笔者的学力来说，要对如此庞杂的政治文化体系作一个哪怕是大致的界定，都是不可能的。
其次，革命政治文化从总体上来说应该是当时法国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互冲撞、相互修正、相互渗透、相互对抗又相互融合的产物。既然如此，它就不仅包含有复杂多变的精英文化的各种因素，而且包含有源远流长的大众文化的许多经过修正的和未经修正的因素，那景象又该是多么的扑朔迷离！
再者，革命政治文化本身又绝非铁板一块。由于法国革命者是一个成分极为复杂的社会群体，其中不仅有阶级、阶层的差异，而且有职业、身份、教养、性别、籍贯等不同，所以他们对革命政治的认识、感情和价值判断也必然千差万别。这就是说，在相对统一的大革命政治文化内部，盘根错节地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亚政治文化。
任何头脑清醒、尊重事实的法国大革命史学者恐怕都不会否认这种亚政治文化群的存在。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K.M.贝克就这样明确指出：政治文化的概念“并不否定社会利益对政治实践的实质性影响，尽管这个概念确实认为各相关的社会群体的个性和它们各自要求（由于个人可以被视作许多相关地位的占有者，因而也可以被视作许多可能使他们各各相异的‘利益’的拥有者）……的性质不是事先就有的，而是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被确定下来的”，研究政治文化“也不是企图把一个关于话语的概念领域凌驾于社会生活的‘各类现实’之上，相反，它把整个社会生活看作一种无所不在（因而意义重大）的因素，并把概念的活力看作社会活动的一种形式”。贝克还认为：政治文化并不一定是一种严格单一性的结构，社会中相互竞争的各种要求总是在许多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磋商；尽管这些政治语言的游戏常常错综复杂地重叠在一起，它们却不一定是单一性的或同质的；事实上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即在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危机的情况下，当严峻的革命形势“像磁石吸铁屑一样”把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聚拢到一起来的时候，当各种异质的要求和复杂的社会活动被按照能引起社会大部分成员共鸣的方式迅速简化，从而形成一些清楚的、一致的选择的时候，各种政治游戏的用语才能汇合成一个统一的“词汇场”，政治文化才能在骤然间成为革命者意识中的一种“各对立面的统一体系”。显而易见，既然政治文化是这样一个亚政治文化群的对立统一体，那么，要真正了解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就应该弄清该政治文化中亚政治文化构成的实际状况和各亚政治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这，无疑又是一个令人瞠目的巨大课题。
作为一个极初步的尝试，本书无意于也不可能穷尽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至多只能就该课题的一些个别方面做一些相当疏泛的探讨。可是就我们的研究范围和目的而言，在进行这些探讨之前首先对下面两个关于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般性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或假定，似乎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1. 大革命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
应该说，明确了这个问题，也就抓住了大革命政治文化众多因素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回答，因为它是同众所周知的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特点密切相关着的。
近代法国革命迭起、动乱不已：有 1789—1799年或 1789—1814年的革命， 1830年的七月革命， 1848年的二月革命， 1870年的九月革命，最后还有 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可是说也奇怪，尽管有这么多次革命，但在史学讨论中只要一提到“法国大革命”，甚或只要一提到“法国革命”，无须提及其年代，人们的潜意识就会立即反应出这指的是 1789年发生的那一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唯有 1789年发生的革命才能称得上是“革命”似的，此后的历次革命，实际上都不过是企图颠覆旧政权的人民起义或暴乱而已；如果说所有这些事件都算得上是“革命”的话，那么，能冠以“伟大”或“大”这类修饰语的，也只能是 1789年发生的那一次。因此，几乎完全不必担心像“法国大革命”或“法国革命”这样简略的指代会引起年代理解上的混乱。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整个近代世界。那也是一段风起云涌、非同寻常的革命史：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除了法国革命之外，还有1566—1609年的尼德兰革命、 1640—1688年的英国革命和 1775— 1783年的美国革命。稍后，在 18世纪末 19世纪初，发生了席卷拉丁美洲的独立革命；在 19世纪中叶，又发生了席卷欧洲大陆各国的 1848年革命和民族民主运动，发生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伊朗、印度等国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族大起义；到近代史末期，又发生了 1905年和 1917年二月俄国革命、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 1908—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 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及辛亥革命……如此众多的事件，尽管都不无自己重大的历史意义，尤其是英国革命还被认为具有开创了世界历史新纪元的意义，可都没有一次能够像法国 1789年革命那样被人们响当当地称作“大革命”，这又是为什么？
1989年 7月 14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庆典，盛况空前。亲自莅临典礼的有西方七个主要发达国家和二十七个第三世界重要国家的首脑人物，许多国家还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仪仗队，加上专程前往采访或观光的 4500多名各国记者和 300多万名游客，使这一天成了全世界人民的节日。不同肤色的人们在协和广场汇成欢乐的海洋，《马赛曲》高亢激越的旋律激动着整个世界。试想，近代史上还有哪一次革命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世界认同，能够博得如此崇高的历史殊荣？！
看来，法国革命之所以“大”，的确是由于它具有某种非同凡响的特殊意义。为解释这一点，列宁说过这样一段经典性的名言：法国大革命——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于整个 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做到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事情……
照此看来，列宁显然是把 19世纪资本主义辉煌成就的“头功”给了法国革命，因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的整个事业，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
可是我们要知道，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远不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按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法国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已经举行过两次反封建制度的大决战：第一次是德意志宗教改革，第二次是英国革命。如果说宗教改革的主要成果只是通过反封建教会的斗争促进了思想解放，提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理论武器，那么第二次决战却毕竟是以封建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的失败而告终的。既然如此，列宁又为何要“重法轻英”，大力强调法国革命的首创性，而只字不提早于法国革命一个半世纪的英国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呢？
因此，法国革命之所以“大”，一定还由于它有什么明显“优”于英国革命的地方。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现成的。请看恩格斯的这段极其著名的比较分析：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它也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在英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继续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保存下来这方面。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中把古代罗马法……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它运用得如此巧妙，以至于这部法国的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财产法方面实行改革时所依据的范本。
我们几乎看到了恩格斯在谈到法国革命独特的、空前的彻底气概时眉飞色舞的兴奋神态。的确，英法两国的革命，尽管性质相同、目标一致，但在行为方式上却显出强烈的反差：前者妥协、保守，后者激进、彻底。法国革命之所以“大”，之所以“优”于英国革命，其根本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激进性和彻底性，在于它“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了，按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它通过恐怖统治的“猛烈锤击，像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总之，在于它“同过去的传统”实行了“完全的决裂”。
这就涉及了英法两国革命在对待过去传统的态度上的一个重要差异：前者表现出谦卑温顺的虔敬，后者则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决绝。而这种差异，无疑是英法两国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差异的深刻反映，它规定着两国革命政治文化不同的发展趋势，也规定着两国革命不同的政治行为方式、不同的历史影响和不同的历史地位。
所以，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也就应该被归结为这样一种“同旧世界彻底决裂”的观念或信念。在法国革命人士的言论中，关于这种“决裂”信念的表述俯拾即是。如一位名叫马拉—莫热的某无套裤汉组织的领袖曾这样宣称：
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革命不进行到底就会流产。历史上所记载的及当代人所试图发动的历次革命之所以均告失败，都是因为人们要用旧习惯匡正新法律、用旧人物管理新机构的缘故。……革命者应当无视一切形式和一切规则；革命者应当踢开一切阻碍革命前进的绊脚石，坚定不移地把革命进行到底。
作为著名雅各宾派领袖之一的比约—瓦莱纳，也在他发表于共和三年的一份题为《社会制度的更新原则》的小册子里指出：“重要的是在崭新的基础上进行重建而不是修修补补。在已经动摇的基础之上绝无可能筑起坚固的大厦。”
托克维尔则这样生动地描述过当时法国革命派的这种“决裂”心态：法国人在 1789年作出了任何其他民族都不曾作出过的巨大努力，来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并在他们迄今为止的历史和他们所希望的未来之间开出一道鸿沟。为此，他们谨小慎微地极力不把任何过去的旧东西带到新环境中来，并给自己规定了种种限制，力图养成一套不同于他们父辈的习惯。总之，他们殚精竭虑地要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
看来，“同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这一观念，作为大革命时代法兰西民族所特有的一种信念或价值取向，的确是法国革命中一切激进的、暴烈的行为方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心态根源。林·亨特就很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她还正确地指出，早在 1789年 6月 17日第三等级宣布“国民议会”成立之前，法国社会中就在悄悄地发生着“一个以某种不断成长着的同过去彻底决裂的信念为实质的先期革命进程”，从这一信念之中，将引申出包括民主政治语言在内的“革命语言的一切其他主要原则”。所以，尽管我们还无从对大革命政治文化的复杂内涵加以明确界定，但其最根本的特征还是十分醒目的，而抓住了这一根本特征，便掌握了理解革命政治文化各内在因素之间的逻辑联系的锁钥。
2. 大革命政治文化的基本构成
应当看到，尽管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普遍流行着这种“决裂信念”，但这一信念在革命阵营的不同派别之间不可能是完全统一的和等值的，而是客观上存在着程度深浅的不同。我们承认法国革命者怀有“决裂旧传统，重建法兰西”这一共识，并非企图掩饰或抹杀革命阵营内部各派别在政策选择和政治理想方面的差异。实际上，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破坏旧世界和按照什么样的蓝图建设新世界的问题上，革命阵营内部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歧、对立乃至生死拼搏。一般说来，在政治上愈是激进的派别或群体，它们同旧世界决裂的态度亦愈是坚定和彻底。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强调一种大致共同的“决裂信念”以及建立在该信念基础之上的相对统一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存在，根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时法国的历史条件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种种矛盾和斗争，无论其表现形式多么尖锐，都远没有也不可能严重到足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程度。当时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都只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的矛盾。正是这一对主要矛盾，决定了法国革命者政治心态的大致共同性，因而也决定了大革命政治文化的相对统一性，而革命阵营内部各种不尽一致，甚至尖锐矛盾着的政策选择和政治理想，实际上只具有在相对统一的全国政治文化内部的各种亚政治文化的意义。
然而这些亚政治文化却是无论如何不容忽视的，因为忽视了它们，便忽视了法国革命者社会成分的全部复杂性，从而忽视了对大革命政治文化内在矛盾性的分析。显而易见，法国革命者的社会构成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不仅有阶级、阶层的差异，而且有职业、身份、教养、籍贯等不同，所以这个大群体实际上可以按不同的分类法划分成无数个小群体，而每个小群体又都必然地拥有自己的价值观或文化，也正是所有这些各各相异、杂乱纷呈的价值观或文化之间的矛盾运动，为整体的大革命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演变提供着基本的动力。
可是，大革命政治文化的结构既然如此错综复杂，那么还有无可能从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呢？
企图一下子弄清这种结构的全部奥秘，当然是不可能的。这里，我们只能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其主要层面的基本构成作一个大致的假设。
我们承认，把 18世纪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概括为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阶级的矛盾，看起来似乎有些过于简单化，因为这忽略了太多的细节、太多的例外、太多的偶然性因素。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种概括显示了一种伟大的洞察力，为我们透过杂乱无章的历史表象来认识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指出了一条重要的途径。同样，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的复杂构成，从本质上看，仍应当从革命参加者的阶级或阶层的构成中去把握。而是否应该用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政治文化问题，也正是西方学者在政治文化观方面的一个重大分歧点。如西方现代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理论创始人阿尔蒙德、韦尔巴等，就因把“全国文化”看作独立于社会分成社会阶级现象之外的一个整体而招致物议。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很中肯地指出：“阿尔蒙德和韦尔巴的研究无视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别，就会忽略同一国家的各个社会阶层同全国文化保持着不同关系这一点，而全国文化是由统治阶级强加的。如果认为肯定存在着适应各个阶级的亚文化群，认为统治阶级企图把本阶级的文化同整体文化融为一体和把这种文化强加于人，或认为阿尔蒙德和韦尔巴的调查浮于表面，因为他们不懂得阶级及其亚文化群，那么就可以说，这个批评是站得住脚的。”由此看来，承认不承认各阶级亚文化群的存在，实际上也正是一个承认不承认在社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必然联系的问题。
如果承认文化与社会有一定意义的联系，那么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总体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参加革命的各阶级或各阶层亚政治文化的总和。而大革命参加者的成分虽然庞杂，但就其本质特征来说无非是这样两大社会群体；一类是资产阶级，一类是以小资产阶级为基本成分的人民大众（城乡平民）。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也就可以相应地大致划分为两大组成部分，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亚政治文化和人民大众的亚政治文化。这种分野，尽管与前面讨论过的“精英文化”和“群众文化”的分野有部分的重叠性，但反映的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不可加以混淆。也就是说，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中，不仅存在着精英文化和群众文化的对立统一，而且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文化和人民大众文化的对立统一；前者反映了一切文化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后者则体现了大革命政治文化所特有的阶级性特点。
应该说，也正是这两大阶级亚政治文化之间的矛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强烈的个性色彩。因为很显然，这两大亚政治文化的划分，实际上涉及大革命政治文化中领导阶级文化与被领导阶级文化，或者说（尤其在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统治阶级文化与被统治阶级文化的分野，而统治阶级的文化往往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至少有这种力图取得文化上的统治权的倾向。正如迪韦尔热所指出的那样，统治阶级总是“企图把本阶级的文化同整体文化融为一体和把这种文化强加于人”，要让整体文化为它服务。当然被统治阶级也不会对这种旨在维持物质统治的文化统治一味地逆来顺受，所以才有大革命中人民大众亚政治文化同资产阶级亚政治文化及其所支配的整体的大革命政治文化之间的对抗。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导致整体的大革命政治文化在革命的上升阶段步步走向激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能量源，这就是人民大众的那种显然比资产阶级热烈、激进得多的自由平等观，或者说人民大众较之资产阶级更为坚定和彻底地同旧世界决裂的信念。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具有那种英国革命望尘莫及的“彻底性”，在大革命中形成的近代法国政治文化传统之所以带有突出的激进性、分裂性和二元对抗性色彩，以及大革命后的法国之所以长期存在一股异常强大的左派势力、存在近乎势均力敌的左右派对垒（以致人们常说存在着“两个法国”），都显然与大革命时代人民大众亚政治文化所起的重大作用有深刻的关系。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迫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和人民大众结成过联盟。一般说来资产阶级由于既有钱又有闲，富于教养和学识，较之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广大劳动群众，自然在文化上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然而这种情况也并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我们知道，在大革命的高潮期间，伴随着封建大地产被暴力分割、最高限价法令的颁布及惩治阴谋家和投机商的断头台的树立，还出现了穷人的“小红帽”取代资产阶级的“自由帽”而成为至高无上的革命象征物，以宽大的长裤、工作服、平坦的头发和红色无边软帽为特征的平民装束成为流行装束， 18世纪温文尔雅的上流社会语言为卑贱粗野的平民语言所冲击，骄奢淫逸、轻佻放荡的资产阶级风气为俭朴勤劳、严肃刻苦的无套裤汉风尚所扫荡等社会文化现象。这说明资产阶级为了动员人民大众的革命伟力来战胜强大的反动势力，曾一度向人民大众作出了重大让步，以至于让人民大众亚政治文化在一定阶段取代了资产阶级亚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尽管人民大众在政治文化上的这种主导地位只是有条件的、暂时的——随着形势的好转，资产阶级很快通过“热月反动”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文化统治，但正如一句法国格言所说的：“任何复辟都是革命”（Toute restauration est révolution，意即一切复辟都保存着部分的革命成果），热月党人终究无法彻底清除革命政治文化由于人民大众的大规模参与而被打上的激进民主主义烙印。果然，在 19世纪的一系列重大革命事件中，作为“小红帽”变体的、常常呈红色的“弗里吉亚帽”仍一直被人们奉为典型的革命象征物，而巴黎工人在 1832年 6月反七月王朝的起义中打出的红旗则鲜明地反映了“小红帽”革命象征意义的发展与升华。
1849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内政部长福舍专门颁布法令，禁止人们使用所谓“带煽动性的标志”，声称：“红旗是对起义的召唤，小红帽使人想起鲜血和悲伤，树立这些令人伤心的标志无异于怂恿违法与暴力。”实际上，红色直到今天还是世人公认的革命的颜色，仅这一点，就有力地证明了法国大革命人民大众亚政治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性的长时段影响。
所以，从阶级关系上去把握法国革命政治文化中最基本的亚文化构成，重视资产阶级亚政治文化和人民大众亚政治文化的对立统一关系，仍然是理解整体的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条不应忽视的途径。
“革命”——矛盾的综合体
1789年 7月 14日巴士底狱被攻陷，标志着法国终于跨入了革命的时代。
是日夜晚，当路易十六被告知这一事件时，他曾不安地随口问道：“这是一场叛乱吗？”拉罗什福科公爵利昂库尔的回答意味隽永：“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利昂库尔在这里说的“革命”显然仍具备旧革命概念的一切特征。它不同于“叛乱”，是因为它比“叛乱”更严重、更危险。因而“革命”一词在这里，倾注着王公贵族对“7·14”事件的仇恨和恐惧。
然而，如上所述，“革命”一词在当时的法国已不仅仅只有这个传统的定义。事实上，关于“革命”已经形成了好几种相互竞争的“话语”。随着巴士底狱的陷落，“革命”也开始从思想意识的范畴变成现实。而一旦脱离了思辨进入生活和历史的范畴，正如索布尔所指出的，“革命这个词便具有了新的意义”。于是，我们便又回到了本章一开头就提出的那个问题：这个“新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对于作为这场革命的直接或间接参加者的当时大多数法国人来说，“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来看，革命时代的“革命”概念，实际上体现了前革命时代各种“革命”话语的一种变态的综合。这种综合的过程，极其清晰地反映在 1789年开始发行的一家报纸——《巴黎革命报》上。
这家由普吕道姆主办的革命报纸，在大革命时代读者最众，影响极大。开始的时候，它对“革命”的认识似乎还带有显著的传统印记。它的名称—— Révolutions de Paris——用的是复数的“革命”一词；普吕道姆的初衷也不是想办一份报纸，该报的第 1期原先只是一份以《巴黎的革命》为题的不曾标有“第 1期”字样的小册子（出版于 1789年 7月 18日），内容也只是对巴士底狱陷落前后一个星期内巴黎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作的综述，后来因销路看好，连续再版了数次之后，他才产生了把它变成定期刊物的念头。这说明在革命乍起时的普吕道姆的心目中，“革命”仍无非是给国家事务带来出乎意料的变化的一些突发事件而已。
决定办报后，普吕道姆在《巴黎革命报》第 1期的第五版上通告读者，该报将在每个星期一向人们提供前一个星期的事态演变的准确细节。这也就是说，普吕道姆及其同仁已经感到，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远未就此了结，它们还会继续下去，“革命”已由传统意义上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因而有无限期地加以跟踪报道的必要。这样出了几期之后，普吕道姆他们又感到仅对事件作逐日报道意犹未尽，于是又开辟了一些新的专栏，通过这些专栏一面对一系列事件作编年史式的记载，一面对这些事件作结构和意义上的分析。渐渐地，这些新栏目又从补充性的位置上升为报纸的主体内容，《巴黎革命报》也由此被赋予了一种编年史的结构，成了一份记述革命、鼓吹革命的革命报刊。
随着这份革命报刊的形成，一个新型的“革命”概念也慢慢地被锻造了出来。人们看到，在这家报纸上，呈复数形态的、一次又一次接连发生的“革命”（Révolutions）先是变成带不定冠词的“一场革命”（une révolution），然后又变成带定冠词的“刚刚进行的惊人的革命”（l’éonnante révolution qui vient de s’opérer）；“这些革命”（ces révolutions）变成了“这场在我国永垂史册的革命”（cette révolutionà jamais memorable dans les fastes de notre histoire）。不仅呈单数形态而且带敬重情调的大写的“法国大革命”（Révolution française）这一专门术语也应运而生。这时的“革命”显然已不再是那种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和只能作为事后研究对象的变化了。革命在这里被看成了一个过程，它有了自己的内在时间，有了自己的内在动力和年表，而且可以“永垂史册”、流芳百世——总之，革命被积极化了。
然而，这时的“革命”概念，是否纯粹就是启蒙运动所讲的那种高度积极的“革命”概念的摹本呢？《巴黎革命报》在 1790年 1月发表的一篇社论表明，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这篇题为《大革命导论》（副标题为“ 1789年革命的锁钥”）的社论，极有可能出自当时一位名叫艾利塞·卢斯塔洛的新闻工作者的手笔。它系统地向读者阐述了该报业已形成的关于“ 1789年革命”的基本看法，在塑造革命时代法国人的政治心态方面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从一个方面来看，卢斯塔洛笔下的“革命”的确和启蒙学者所谈论的革命相去不远。“法国大革命”在这里被誉为一场使世界面貌改观的史无前例的事变，是对过去的激进的决裂，法兰西民族将通过它一举砸碎千百年来一直套在他们脖子上的专制锁链，成为世界上最先摆脱专制主义奴役的民族，并由此为其他受专制主义压迫的民族树立一个自由的样板，唤起他们向专制暴君奋力抗争，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显然，《巴黎革命报》的这篇社论运用着类似启蒙学者的语言，把法国革命描绘成了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事件。
然而这毕竟还只是该报关于“革命”的看法的一个方面，而且即使在这里，也已经暗含着一种截然不同于启蒙学者的关于“革命”的理解。也就是说，虽然该报在认为法国革命将促进人类社会进步这一点上与启蒙学者并无二致，但它在无形中所强调的另一点，即这场革命必须由一个备尝专制压迫之苦的民族来完成，却与启蒙学者对于“革命”的乐观态度格格不入。一般说来，在启蒙学者眼里，“革命”似乎是启蒙思想广泛传播所引起的自然结果，并不需要一个“备尝专制压迫之苦”的民族的存在作为其发生的必要先决条件，而且它的前途必然是光明的。可《巴黎革命报》的这篇社论却偏偏唱出了另一个调子，主张受专制压迫的“过度的痛苦”和“启蒙思想的传播”这两个条件，对于一场革命的发生都不可或缺。这种认为只有当专制压迫强化到使人们忍无可忍时才有可能发生革命的观点，则无异于是说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出自“官逼民反”，因而是一种绝望而后挣扎求生的行为，至于能否“反”成，能否实现“否极泰来”，谁也不敢说有绝对把握。因此，在这层意义上，革命也就成了一种凶吉难卜的“赌博”，一种“孤注一掷”或“背水一战”，整个民族、社会的盛衰存亡即在此一博。可见，在《巴黎革命报》关于革命是备受专制压迫之苦的民族的抗争的观念中，潜藏着兰盖的影子。
兰盖对卢斯塔洛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在这篇社论中，卢斯塔洛为了证明法兰西民族当时所受的专制压迫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曾用兰盖的语言对法国历史作了一个马布利式的简述。他说：“法国从未有过宪法……自建立君主制以来，我们一直交替地呻吟于封建专制和内阁专制之下。”尽管封建专制也违反自然法则，但比起“令人恶心至极”的内阁专制还显得稍好一些；至少领主不像掠夺成性的大臣，还会像喂牲口一样让农民吃上饭。可是黎塞留破坏了领主专制，建立起内阁专制，结果国王、朝臣、僧侣、高等法院、各省总督、形形色色的行会和团体都成了专制统治的分享者，整个社会机体都为专制主义精神所浸染，专横霸道的风气肆虐天下，几至登峰造极。因此，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而法国大革命则是这个社会为战胜病魔而作的最后一次奋力拼搏，或者说是决定这个社会生死存亡的一场危机。按卢斯塔洛这篇社论的话来说，就是：“当所有的药剂都用过之后，就必须来一场危机，只有强健的体格才能扛住这种危机。”既然是一场危机，那它自然也是一个充满暴力和危险的可怕时刻，一个激动人心而又痛苦异常的时期。对于这一点，《巴黎革命报》似乎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意识到了：该报的头几期在指出历次革命事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这些事件的“恐怖”性加以强调。如：“这一天是令人生畏的、可怖的，它显示了被压迫的人民向压迫者的复仇”；“让我们把目光从这些令人痛苦的恐怖场面移开吧。但愿今后人们将铭记受害者们的善举”。该报还形象地把革命比作风暴，指出：“一个国家一旦发生了革命的风暴，该国原有的国民性就会消逝得无影无踪，最可爱、最温柔的人民很快就会变得极其凶残、极其野蛮……”
实际上，《巴黎革命报》所说的“革命”还远远不只是一场风暴。风暴总是短暂的，电闪雷鸣、雨骤风狂不大会儿就会复归平静。可惜革命已不再是这种转瞬即逝的事件，而是一个有自己内在时间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时间上的延续性，也就是说是一场为时相当长的风暴，或者说是为数相当多的风暴的一个总和，其危险性、破坏性之大也可想而知。用《巴黎革命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场革命之中，每天都会频频发生风暴和危险”，“每个行动日都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特征，……都有自己所由产生的一些动机，都有自己震慑民族敌人的一些可怖的场景”。可见，革命时代本身就是由一连串生死攸关的时刻构成的，每一天都会发生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殊死搏斗，每一天都必须在死亡和自由之间作出选择，每一天都是决定法国和人类命运的转折点！
这的确是一种充满危机感的革命观。当然，这种革命观不过是在 1790年初提出来的，而且也可以说只是《巴黎革命报》的一家之言，然而，不论是从该报在大革命时代的广泛影响来看，还是从后来的革命年代里人们的一般言论来看，都可以认为这种革命观已经体现了法国革命者关于革命的基本看法。何况，后来的革命进程还以实实在在的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卢斯塔洛的预见。也许在大革命初期，人们不大有这种危机感，对革命的看法普遍比较乐观，总觉得胜券在握，信心十足。这方面话说得最天真的莫过于拉法耶特，在他看来，“人民一旦想要自由，他们就是自由的了”。可是，形势的发展很快就打消了这种盲目乐观。早在 1789年夏，罗伯斯庇尔就开始怀疑：“我们会自由吗？我看这个问题还值得考虑。”米拉波后来也写道：“迦太基丝毫没有被摧毁。”1793年的严峻形势曾使救国委员会特派员让·邦·圣安德烈忧心忡忡。他在 1793年 3月 26日致巴莱尔的信中指出：“现在经验证明，革命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或者将国家之舟驶入港口，或者与它同归于尽。”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巴贝夫等平民革命家日益觉醒，逐渐认识到不仅应当推翻专制压迫，而且应当推翻财产压迫，革命的意义由此发生了升华。如巴贝夫的《人民保民官报》第 34期〔共和四年雾月 15日（1795年 11月 6日）〕曾这样指出：“什么是一般的政治革命？尤其是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它是一场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公开的战争……当大多数人的生活极其艰难，再也无法忍受时，通常就要爆发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起义。”这里所说的“革命”，实际上已经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本义，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但是即使在这时，巴贝夫关于革命的基本特征的阐释仍活灵活现地运用着兰盖或卢斯塔洛的语言。请看发表在共和四年霜月 9日（1795年 11月 30日）《人民保民官报》上的《平民宣言》的这段结束语：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所有的苦难都达到了极点，它们再也不能继续恶化了，只有通过彻底的动荡才能改变！让一切都混同在一起！让各种成分都打乱、交叉、互相冲突！让一切都回到混沌状态，一个崭新的、再生的世界将在这混沌状态中诞生！
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危机。这场危机何时是头已不可预料（想想法国革命者给自己规定的那个空前绝后的艰巨任务吧），其最终结局更是不得而知。然而人们又不能不密切关注那可能达到的事关法国和人类命运的结局。人们承认偶然性将会在这里起重要作用，但弄好了就是“千年至福”，弄不好就是“世界末日”，这种兰盖式的宣传又将迫使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咬紧牙关拼死一搏。这也就是说，大革命时代法国人对革命的看法不仅带有启蒙思想家的积极眼光，而且也深深地刻有兰盖的印记。这种综合性的革命概念无疑也有自相矛盾的一面。如果说启蒙运动的革命观给法国革命者带来的主要是鼓舞的话，那么兰盖的革命观所带来的，则毋宁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深深的担忧和恐惧，而这种危机感又免不了将深深地影响革命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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