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只有告别孔子，中国才能进入现代文明世界！
自汉代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一直处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受到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政权的大力支持，可以说尊孔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当然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如汉代的王充、明代的李贽都曾批评过孔子的学说，外来的佛教对儒学学说有一定的消解作用，但这些不同的声音都非常微弱，而且主要也是以与孔子相同的思维方式反孔，所以，没有产生颠覆性的后果。
对孔学真正有力的反叛发生于近代西方文化引进之后。随着列强的大炮，西方文化也强行进入了这个典籍如山的文明古国，带来新的思想参照系。自从1840年以来，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孔高潮，每次高潮都以西方文化作为工具；但每次反孔之后，又都出现了尊孔势力的回潮与复辟。近代中国的反孔与尊孔，表面上看起来是西学与儒学的冲突，其实质却是面对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带来的强大压力，中国人调整思维方式以求适应的心灵挣扎过程，三进三退的反复过程，既反映了自我革命的艰难，也显示了这个古老民族力图新生的勇气与毅力。
第一次反孔高潮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洪秀全反孔仅是出于屡试不中的个人愤懑，接受基督也仅仅是因为想找一个外来的“新神”来颠覆这个他“巴结”不上的“旧神”孔子。他的思维方式仍然是中国传统式的，所以，他所描述的梦中的耶稣居然穿戴得和孔子一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他照样仿照儒学的样子开科取士。洪秀全的反孔更多具有私人泄愤意义，在政治上，他将反孔作为一种造反的动员手段，对于那些科场失意的读书人，或野心勃勃、想通过改朝换代坐一坐龙椅的旧式地主，颇有效果。至于本来就没受过教育的广大下层贫苦农民，他们本来对儒学的支撑就比较脆弱，放弃儒学并非难事。不过，这些群众以他们的思维能力将基督教理解成为中国民间的一种具有法力的巫术，真正维持拜上帝教宗教权威的不是靠原罪与救赎之类的经典教义，而是中国南方民间巫术的鬼神附体和扶乩等神秘手段。
在文化方面，洪秀全的反孔具有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意义，自此以后，一切反对中国政治统治的力量都以舶来于西方的文化符号作为旗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马列主义莫不如此。但在精神实质上，洪秀全并没有与儒学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冲突，相反，他以正宗的中国传统思维，将基督教改造成冠以洋上帝名称的中国儒教。
洪秀全反孔激起了那些科举出身的朝廷命官们捍卫儒教的道德使命，这种道德使命与他们维持自己在现有秩序中既得利益的现实追求水乳交融。曾国藩就是以捍卫圣人学说、维护孔学道统为动员旗号，聚集起一群汉人子弟兵，扑灭太平天国起义的。这场较量是以儒学的全面复辟为结果的。当然，这场较量也有更丰富的内容，因为曾国藩这位“大儒”也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了，通过曾国藩，西方文化的力量从另一个角度，开始瓦解儒学。
第二次反孔高潮是著名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在历经清末民初的革命与复辟动荡后，开始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初步的理性反思。在反思过程中他们看到了儒学的内在矛盾，即他们所说的残忍与虚伪：嘴里说着仁义道理，手中干着“吃人”的勾当。
实质上，这次反孔才真正具有了文化冲突的意义。但这种理性讨论并未深入下去，那批头角峥嵘的人物也还带着太多传统思维的烙印，他们还没有更为深刻的文化识别能力。所以，反孔言论多囿于经验层面的道德批判，反孔的主要现实着眼点在于所谓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上。
我们前面已说过，孔学不是一种强调共性的学说，而是一种极端张扬个性的学说，新文化运动诸公在这方面也是以孔学之思维方式反孔学。这场运动在文化上的余波一直绵延数十年，贯穿了20世纪前40年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主要活动，如东西方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等，但多流于一种激情的争吵，在争吵的过程中，又常曲解事实以为已用，比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科学，割裂了西方文化的内在整体性，虚拟一个脆弱之敌以证明儒学的强大等，直至40年代，这场反孔运动在文化上都没有更为纵深的发展。
以反孔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的最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个观点出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认证，因而成为今天史学界的一种主流正统叙述。不过就是在今天，当我们以客观的态度梳理那段历史，发现这种叙述仍然站得住脚，尽管有些史料细节需进一步加以疏证，但它所揭示的文化实质却是真实准确的。
这场反孔运动自然也引起了又一次的尊孔复辟，不仅有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借尊孔祭天，试图用这种传统的政治理念重整政治秩序；就是以激进的来自西方文化的三民主义为口号的蒋介石集团在打败军阀获得初步统一之后，也发起了一个较持久的尊孔运动。1934年7月，国民政府规定每年8月27日的孔子诞辰日为国家纪念日，通令全国各机关、学校，遵照规定举行纪念。1934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又特别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议。广东、湖南等省份还规定从小学就要学习儒家经典。这期间的高潮是1934年2月蒋介石亲自发起的“新生活运动”，这个蒋介石标榜的“以道德的复活来救民族复兴的运动”所推崇的主要理念就是儒家的四维八德。四维为“礼、义、廉、耻”；八德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蒋介石对儒教伦理的热衷是认真的，在1943年3月发表的、可作为其个人政治纲领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就把儒家学说的“四维八德”作为“立国的纲维”；传统的宗法家族组织，作为“施政立教的基础”。他盛赞中国的伦理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儒学已成为他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武器。
《中国之命运》据云是学者陶希圣代笔，陶希圣本人是主张“中国文化本位”的，即所谓不能放弃本国文化的的好处，可以学习西方文化的好处，但不能学习其坏处，其思想基本上可归之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的，与蒋介石的想法颇为一致。陶希圣的思想受到五四时期力主“全盘西化”的胡适及稍晚些的学者陈序经等人的激烈批评。这种文化上的分歧，可以说明，蒋介石的尊孔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反动，他也是在重整政治秩序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儒学这种思想武器的，在很大程度上蒋介石是看中了儒学外表上的实用性以及传统上的号召力，在这一点上他很像曾国藩。由此看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治冲突背后掩藏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冲突，这是以往史学尚未给予足够关注的地方。
第三次反孔运动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当政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五四时期反孔健将陈独秀、鲁迅的崇拜者的毛泽东，亲自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全民性的批孔运动，这些批孔运动因为与复杂的政治人事斗争搅在一起，还因极具感性色彩的大众参与，显得复杂肤泛，至今没有人对其内在的文化含义进行理性的探析，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毛泽东的反孔态度是始终如一的，他一直未背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孔立场。他自言“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想，至少在反孔这一点上，两人始终如一。也许现时的政治文化生态还不允许我们对这段纠缠了太多政治是非和个人恩怨的历史进行理性清理，但仅从现在能观察到的史料来看，我觉得这场与执政党内部斗争粘连在一起的批孔运动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含义，它可能真是党内斗争的一个真实的原因、而不仅仅是个借口，是近代中国自我反省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随之而来的自然又是一轮反复。不过这次回潮十分温和、且不带政治色彩，而是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开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内地各种尊孔活动悄然复兴，近十几年来，有些地方的政府每年都组织祭孔活动，对传统儒学的推崇不断升温，从小学到大学都有人试图把儒家经典纳入正规的教育体系。这次的尊孔回潮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和市场经济重商言利的时风颇为吻合。比如中国孔子基金会，2006年借纪念孔子诞辰的机会，推出孔子的标准画像，他们明面上讲的理由是，推出一个统一的画像标准可以还历史的真实，以表示对这位圣人的尊重；其实际的目的在于以此开辟财源，谁要想使用这个标准画像必须经过他们的认证，借此收取认证费和授权使用费。这种例子很有代表性，事实上，今天的这次尊孔回潮，主要还不是借孔子之名整合政治秩序，而是将孔子作为吸引外来投资、争取旅游门票收入的经济资源。
在纯思想的层面上，也有很多企业家和学者试图借助孔子的思想，进行易为中国人接受的企业管理。在更为底层的大众文化中，则如同以往一样，将孔子当作可以祈福禳灾的神灵加以供奉，比如很多家长在高考之前领着孩子到孔庙烧香，以求孩子能金榜高中，然后升官发财。
近代中国的反孔与尊孔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值得进行专门的研究与讨论，我所做的粗线条的过程描述，自然是挂一漏万，有太多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地方。但我们仍可以得出一个较为宏观的结论，即三次反孔运动一次比一次更具有文化意义，越来越接近思维方式冲突这一实质；而反孔复辟的力量一次比一次弱化，孔子的影响越来越向浅表处飘移。这一趋势意味着随着物质生产及生活方式的变化，中国人的思考对象和思考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孔子的思想因与这些新的对象和内容毫无牵连，影响也逐渐式微。但是，每次的尊孔回潮也说明，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仍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他们还在用旧的思维方式思考新的物质对象，总试图用老思路解决新问题。随着新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进一步积累，变革最终会触及到真正的核心，用诗意一点儿的话说是触及灵魂，即触及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变革不仅是必然的趋势，而且也是这个人口共同体能否真正成为现代群体的关键！通俗但有失准确的说法就是，这个国家能否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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