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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周总理对朱端绶说了一段话：
“中国人民是优秀、伟大、勤劳的。老板娘空下来可以写点回忆录，我相信子孙后代会喜欢看的。尽管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整个时代是壮丽的哦！”
周总理
这位朱端绶是谁呢？为何值得周总理亲自邀请她著书立传呢？
其实，朱端绶曾是毛主席的学生、周总理的同事，邓小平、聂荣臻等人口中的老板娘，是个十分传奇的革命女战士，接下来诚邀您一起走进朱端绶的革命生涯！
出身贫苦，师承毛泽东
朱端绶
1908年，朱端绶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世道不平、家境贫寒使幼年的她历经苦难。
16岁时，她靠当佣工在乡里的一个小学堂读了书，结束学业后又凭借勤奋和聪颖，考取了由徐特立亲任校长的长沙女子师范。
湖南长沙有着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共产党人，他们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政治活动十分活跃，长沙已然成为湖南的革命活动中心。
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使朱端绶开始接触以往鲜知的思想，对新思想、新文化的了解触动了她对人生的求索之心。
有一天，她突然问自己的老师陈章甫：
陈先生，俄国十月革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女子不能与男子平等？
陈章甫眼见自己的学生求知若渴，十分欣慰，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位共产党员，对十月革命早已是神往已久，他非常耐心地为朱端绶做了解释，但仍满足不了这个学生的好奇心。
最后，陈章甫想起了自己的老同学，当年中共一大的代表——毛泽东，便对朱端绶说：
我带你去找我的同学毛润之先生，他会告诉你许多道理的！
青年毛泽东
当晚，朱端绶随陈章甫来到清水塘，她终于见到了陈先生口中的毛泽东先生了，刚一见面，求知心切的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对这个性格开朗、泼辣的小妹子，毛泽东和颜悦色地做了一番深入浅出的解答。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说：
“搞革命就是争取全体人民大众的解放，唯有人民大众都获得了解放，女子才会真正有与男子一样的平等地位……而革命，在中国只有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成功！”
朱端绶感到茅塞顿开，并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朱端绶的授道恩师毛泽东建议她，常去湘江中学参加由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主持的报告会，每每参加完这些报告会，朱端绶就会在第一时间去清水塘找毛泽东请教问题。
毛泽东在湖南的这一时期，正是他从事湖南农民运动实地考察的阶段，他不仅亲自到劳苦大众中调查，还挤出时间热情地引导像朱端绶这样有志投身于革命的青年。
正因此，朱端绶渐渐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3月3日，在长沙棋盘街一座小阁楼里，年仅17岁的朱端绶面对绣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庄严地举起了右拳。从此，开始了迄今60年的革命生涯。
搭档熊瑾玎，成为红色老板娘
八七会议
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结束了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在召开党的六大会议以后，在上海四马路生黎医院楼上建立了中央政治局机关。
汪精卫的武汉南京政府与蒋介石成立的南京军政府宁汉合流之后，我党在汉口的机关已被破坏，一直在汉口工作的熊瑾玎同志来到上海。
组织上安排熊瑾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会计，并奉命建立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机关。
熊瑾玎
不久，熊瑾玎亲任老板的福兴字庄在三马路开张了，从此，这里便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
鉴于如此重要的机关仅靠熊瑾玎同志一人难以照应，党组织决定把尚在汉口的朱端绶调来协助熊瑾玎同志。
1928年夏秋，一位端庄的姑娘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福兴字庄。老板熊瑾玎开门见山地对她说：
朱端绶同志，这里是领导同志常来开会的地方，需要一位细心的女同志来照料。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你调来工作。
邓小平
没几天，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李立三、彭湃、项英、陈赓等同志就来福兴字庄开会了。会间，认真细致地为会议服务的朱端绶给周恩来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中秋佳节之夜，熊瑾玎同志为这天来开会的同志备了一桌简朴的酒席，供赏月之用。
席间，恩来同志赶在大家兴致勃勃的时候，对熊瑾玎说：
瑾玎同志，你是我们革命的老板，现在店里还要有位机灵的老板娘，我看，端绶同志担任这个角色很合适。
一语未了，在座的邓小平、李维汉等同志都笑着赞同周恩来同志的提议，大家纷纷向他们道贺。
熊瑾玎夫妇
性格一向开朗的朱端绶这时却腼腆了，好一会儿，她才郑重地回答：
党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一定当好老板娘！
分手之际，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对熊瑾玎和朱端绶两位同志说
“希望你们把党中央这个最秘密的机关操持好，发挥更大的作用。”
邓颖超与熊瑾玎夫妇
后来，邓颖超同志负责机关党的工作，她通知要在福兴字庄成立党小组，朱端绶被推举担任了党小组长。
根据中央的指示，朱端绶协助熊瑾玎相继建立了掩护政治局机关安全和为中央工作服务的三个酒店、一个印刷厂及其他几个商号。
在这期间，朱端绶除了操持店务外，主要负责为政治局会议做服务工作和机要文书工作。尽管工作很多，但她却做的有条不紊，深受周恩来同志好评。
其中胜利终当归我等，何妨今日小拘留。
顾顺章
1931年4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后，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处境十分危险。
在周恩来等中央机关领导人的商议下，决定转移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朱端绶和熊瑾玎先后撤离上海，去到湘鄂西苏区工作。
直到第二年9月，组织上才决定派熊瑾玎、朱端绶两位同志再度返回上海，并指定熊瑾玎负责中央交通机关的交通联络工作，而朱端绶依然做熊瑾玎的助手。
由于当时斗争形势十分恶劣，一些意志薄弱者相继退缩，背叛了革命，党的机关为此不得不频繁搬迁、躲避。
尽管当时上海常常有充当特务的叛徒出没街巷，指捕共产党员，但朱端绶和熊瑾玎依旧根据党的指示坚持开展工作，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
贺龙
1933年4月8日，熊瑾玎同志像往常一样，根据组织的指示前往上海法租界给贺龙同志的家属送生活费。
不料，贺龙的家属刚刚被捕抄家，不知情况的熊瑾玎被蹲守在这里的特务扣押了。消息传来，朱端绶立即遵照党的指示，开展营救工作。
朱端绶先是找到宋庆龄女士，请来史良、唐豪、董康等著名律师为熊瑾玎及贺龙家属辩护。
然而，就在第二次开庭时，朱端绶受组织委派到候审室会见熊瑾玎，却不幸被叛徒徐锡根指捕。
熊瑾玎夫妇
熊瑾玎得知妻子入狱，心里十分不安，他担心朱端绶年龄尚轻，可能会经不起敌人的打击而退却。
但是，年仅25岁的朱端绶却已是个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者。
一方面，她利用叛徒徐锡根只认识自己的模样，并不知道自己名字的有利条件，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
另一方面，她嘱咐见面的同志立即寻找律师，以便她与熊瑾玎联系，对好口供，并做好机关的善后工作。
在被关押的八个月中，朱端绶一面巧妙地同敌人周旋，一面争取一个同情革命的女看守为自己与熊瑾玎传递信件。
在两人身陷囹圄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丧失斗志，这对红色夫妇唱和了不少诗作，表现出了共产主义者坚持斗争的乐观主义精神。
最后，由于反动当局找不出确凿的证据，朱端绶被宣布无罪释放。
朱端绶出狱后，尽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她以一个党员的高度自觉性继续为党工作，她想到熊瑾玎同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就决心独自承担营救工作，并向狱中的熊瑾玎表示了这个心愿。
在上海各界的声援下，熊瑾玎经过长达四年多的官司后仍被反动当局判处8年徒刑。
对此，朱端绶抑制着自己内心的痛苦，继续通过各种合法手段进行营救工作，并筹资开设了泰来酒店，为被捕后需补养的同志筹集经费。
这年，她把自己的妹妹朱慧从家乡接来一同经营小酒店，酒店所有收益都用于营救同志的斗争上。
后来，朱端绶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党组织在经过审查后，完全肯定了端绶同志在这一时期的表现，承认了她这一段的党龄。
营救丈夫成功，为革命痛失爱女
几番寒暑，冬去春来。
1936年，朱端绶的妹妹朱慧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到了延安，向中央汇报了熊瑾玎和朱端绶的表现。
周总理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决定抓住当时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于1937年秋派毛泽民夫妇赴上海营救熊瑾玎同志。
同年9月6日，熊瑾玎才在各方营救下终于获释。
在此后的岁月里，朱端绶常常会想起这段经历，总要感慨地说：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重要的是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使许多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忘我工作的共产党人失去了天伦之乐，甚或是宝贵的生命。
如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朱端绶作为一个母亲，失去的也是无法弥补的。
右侧为朱端绶仅存的女儿
朱端绶和熊瑾玎先后生过五个孩子，但最后却只活了一个女儿。其余的几个孩子不是因当时环境条件恶劣而过早夭折，便是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早逝。
1938年，朱端绶随熊瑾玎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当时熊瑾玎任报社总经理，朱端绶担任会计科长，负责理财工作。
不久后，朱端绶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紧张的工作使她未能抽出时间去照料刚出世的孩子。一个冬夜，孩子突发高烧、抽搐。
心急如焚的朱端绶与熊瑾玎一同冒着细雨赶往医院，不料医生稍加诊查便张口要几十块大洋，否则不予接诊。
当时，朱端绶是掌有经费的会计科长，熊瑾玎又是总经理，钱是不成问题的。
但对视党的经费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他们来讲，党的经费决不能为个人让路。
看着奄奄一息的爱女，这对夫妇相对无言，医生看出他们不能付钱，便轻蔑地讥讽这对父母：
没钱就不要来这里，没钱看什么病啊！赶紧走，不要耽误我赚钱！
朱端绶和熊瑾玎忍着巨大的悲痛，但还是没动一毛钱经费，当他们抱着孩子返回报社时，孩子已无力喘息了。
一直强忍悲痛的朱端绶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起来，她淌着泪，紧紧地搂着心跳渐渐停止的孩子，可是孩子再也感受不到母亲的温暖了。
晚年继续履行党员职责，获周总理最高赞誉
1972年初，熊瑾玎同志在饱经动乱岁月带来的忧患之后，终于与世长辞了。
朱端绶把自己对熊瑾玎的思念深藏在心里，继续为党履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职责。
她不顾当时艰难处境，为保护一些老同志奔走求援。
谢觉哉同志的夫人王定国同志曾在动乱中被造反派抓走，朱端绶及时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使王定国及时回到了谢老的身边。
晚年的朱端绶很注意锻炼身体，她希望能为党再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她在担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时，尽管有些社会活动要参加，但她仍抽空撰写回忆文章，为党发挥着最后一点光和热。
熊瑾玎夫妇
1966年，周恩来总理曾在一封调查信上写道：
“在内战期间，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相信这是我党对这对红色夫妻最高的评价了，一个最字是对朱端绶、熊瑾玎两人的革命生涯的最高认可，也是对他们一生奉献革命的最高写照！
让我们向朱端绶、熊瑾玎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感谢阅读！
这里是说历史，讲述历史文化，凝聚文化力量，弘扬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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