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5月2日(农历四月初四)生于湖南省宜章县。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
她一生坎坷,婚姻不幸,结过三次婚。第一任丈夫是夏明震(革命烈士夏明翰的亲弟弟),在革命早期结的婚;第二任丈夫是蔡协民,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结的婚;第三任丈夫是陶铸,在厦门做地下工作时结的婚。
巾帼不让须眉,年轻时候的曾志,小小年纪,就已经豪气冲天!
她在1924年秋,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因在校积极参加反对旧礼教、反对男女不平等、反对官僚军阀活动,差点被学校开除。
1926年8月,她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入学报名时改名“曾志”。有的同学就问她:“为什么还要改名呢?”她回答得很干脆:“我要为我们女同胞争志气!”两个月后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时候的曾志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她给母亲写信,并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校友彭镜秋(也是一位著名的女革命家)的大力帮助下,坚决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约。随后不久,和时任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务长夏明震成为革命伴侣。
1927年春,曾志与夏明震结婚,她刚从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即担任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同期夏明震担任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同年,夏明震到郴县开展地下工作,任中共郴州中心县委书记,曾志任秘书长。次年1月,他们一起参加湘南起义。同年3月,夏明震在郴县“反白事件”中牺牲。
湘南起义后不久,1928年4月曾志随同朱德、陈毅带领的红军,经历了朱毛红军井冈山大会师。
曾志年轻时候的照片(编者按: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以为是当代某一位的电影明星呢!)
曾志上了井冈山后,还是任红七师师委办公室秘书,其时参与领导过湘南起义的蔡协民担当红一师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红七师党代表,鼎力协助朱德、陈毅做红军思想政治工作,训练部队。
在井冈山上,毛主席和贺子珍结婚了,几乎同期,蔡协民和曾志走在了一起,在井冈山火红的岁月里,他们俩被称为“军中梁祝”!
蔡协民和曾志在井冈山的合影
因为毛主席和夏明震、蔡协民都是多年的老朋友,贺子珍和曾志俩个呢,年纪仅相差两岁,情同姐妹,也都是风风火火、大大咧咧的假小子性格,所以两对夫妻关系非常亲密。有时候曾志竟然敢于直言犯上,和毛主席当面争吵,哪怕争得面红耳赤,毛主席也当着大家的面拍过桌子!不过呢,他们都是为了革命工作,毛主席呢也大人有大量,从不计较这些小事,而曾志呢依然还是湖南辣妹子一枚。
可惜的是,后来曾志和蔡协民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两人都去了厦门做了地下工作者,地下工作的风险大,蔡协民因为交通员的叛变而被捕,经历了严刑拷打,毫不动摇革命之志,于1934年7月壮烈牺牲。
蔡协民被捕之后,陶铸就接替了蔡协民的工作,陶铸曾经举行暴动想营救蔡协民等入狱的革命志士,但未获得成功。
同期,曾志则以妻子的名义掩护陶铸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继而产生了真的革命感情,结合在一起。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斗争越来越残酷,环境也越来越恶劣,1935年春,敌人猛攻闽东,革命阵地损失殆尽,曾志不得不转移到广东白区治病,而陶铸则去了上海。
曾志和丈夫陶铸,图片来源于网络
又过了三四年,曾志在抗日战争沦陷区从事统战工作,目标太大,上级领导为了保护她,只好将她调至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为了奔赴延安,曾志从白区出发,几经周折,突破了敌占区的重重封锁线,辗转跋涉三个多月,于1939年12月,抵达延安的,下面这张毛主席与曾志的合照,即是曾志抵达延安后不久照的。
可惜的是那时贺子珍已经出走苏联一年多了,毛主席后来已经跟江青结婚了。
也怪不得许多网友误以为下面的合照是毛主席与江青的呢!
在延安时毛主席与曾志的合照
曾志到延安后,她还不知道贺子珍去了苏联呢,因为总是见不着贺子珍,却又老惦记着贺子珍,见了毛主席敢于直呼“老毛”的她,可在毛主席的面前又不敢冒冒失失提及贺子珍,没想到有那么一天,毛主席竟然主动地跟她谈到了贺子珍。
那天,曾志有事经过毛主席的窑洞前,毛主席难得有空,那会儿正好无事,悠闲自在逗着娇娇玩耍呢。却不知曾志悄咪咪地走到毛主席的背后,猛地拍了一下毛主席的宽厚肩膀,大叫一声:“老毛!”
这一声叫喊,把毛主席吓了一大跳,也把警卫员吓了一跳,赶紧冲到曾志面前拦住了她,甚至要动手打她了。幸亏毛主席反应快,知道是多年未见的曾志来了,赶忙拉开了警卫员。
后来发生的事,就说来话长了……在此,对不起啊,里的广大网友们,别怪我只拣与此文有关的说了。
毛主席当着曾志的面悠悠感叹道:“我同贺子珍总之是有感情的嘛,毕竟夫妻一场,同甘苦共患难十年啊!”
毛主席与贺子珍在陕北的合影
曾志听到这里,禁不住反问毛主席:“那你为什么还要离开她呢?”
毛主席哪知听到这一反问,仿佛吃了一记闷棍,好大一会儿默不作声,抽了个闷烟,又歇了一会儿,才作了长长的回应:“不是我要离开她的哟,我哪里会要离开她呢?而是她要离开我!在井岗山时,你就知道她的火爆脾气。在长征行军路上,遇飞机轰炸,她为了保护伤员,自己受到重创。到了陕北不久,生下娇娇没多久,身体更加虚弱。她的脾气愈发不好,疑心也大了起来,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我吵架。曾经有一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嘛,既开放又率真,无拘无束的。我呢,你都知道,也爱开个玩笑。外国女记者和我们几个一起,有说有笑,这就激怒了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她本不在理却很不服气,于是我们两个吵得更凶,一气之下,子珍说要去上海治病,可是途经西安,在那里耽搁了好长时间,恰恰遇到淞沪会战,上海去不成了,然后只有到苏联去治病。这期间,我本来希望她能回来早点返回来的,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她子珍就是不回,人倒是不回也行,道一声平安也好啊,她却捎回了一方白手绢,上面给我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就这封诀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写到这里,我不禁设想,当年曾志若是与毛主席贺子珍一同长征到了陕北,毛主席和贺子珍则很有可能就不会分开了,也就不会有后来一个另类的“戏子入画”或“戏子多秋”的故事了!
可惜的是:历史不会有那么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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