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罗在乐音坊的舞台上深情款款唱着歌，台下坐着个中年男人，喝一杯加了冰球的威士忌。
歌毕，歌手走下台，向我们恭敬介绍，“这是我音乐的领路人，至于我们怎么认识的，他会讲给你们听。”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当年上海第一支火遍全国的摇滚乐队“铁玉兰”的吉他手周紫峰，和罗小罗的不善言辞形成鲜明反差，56岁的爷叔周紫峰在镜头前侃侃而谈。
从当年偶遇电瓶车摊旁唱歌的罗小罗说起，我们跟着他的回忆，一起在中国摇滚乐的前世今生里穿梭、驻足、流连。
如今的流量时代，是一个扼杀摇滚乐的时代，全世界皆如此。因为摇滚乐的核心，是人与身俱来的摇滚精神。而被流量主宰的人，也许可以拥有很多，但他终归是没有摇滚精神可言的。
今天，我们讲述一个上海滩初代摇滚乐手的摇滚人生。周紫峰摇滚了大半辈子，还将一直摇滚下去。
电瓶车摊头上发现罗小罗
他从未被成功冲昏过头脑
那年，周紫峰和上海音乐圈里另一个名人王厂长（王昊）一起受邀参加法领馆举办的“夏至音乐日”。
音乐节开在杨浦的一个园区里，主舞台旁边是一圈集市。在集市上有个卖电瓶车的摊头，罗小罗当时就在那里自弹自唱。
“我想买杯咖啡，但没想好买哪家的咖啡。我就一边想，一边听他弹。我想，弹得蛮好嘛。又听他唱，喉咙有点辨识度。”
杨浦区大学多，周紫峰想当然以为他是大学生，他问“你哪个学校的？”罗小罗回他，自己不是学生。
“回去我就跟王厂长说，旁边有个小鬼唱得老好。”王昊在泰康路288号开了家288音乐酒吧，“我说，让他礼拜四唱头档的位置蛮合适的。”
“你是叫我去288，泰康路上的288吗？”罗小罗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啊，”周紫峰看看他，“还有什么288啊？”
“他后来和我说，‘因为你这句话，我的人生少奋斗五百年。’”爷叔回忆，
“因为他当时的（演出）地盘在金桥以西，他们那个圈子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进市区这种正规的音乐场合去演出，他们认为的自由王国就是这样。好了，他就这样起飞了。”
周紫峰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劝退过很多跃跃欲试的年轻人，但即使以他毒辣的专业眼光来看，罗小罗也具备了这一行所有的成功标准。
“第一，努力；第二，对自己要求严格，追求完美。第三，有天赋；第四，声音有辨识度。”
爷叔咪一口威士忌，谈性又浓了点。“我当时看到他的感觉哦，就像一个长得和林青霞一模一样的女人，住在你家隔壁。你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她就是住你隔壁。”
“你天天出去倒马桶的时候就对着她横看竖看，穷看八看，想法老多的。你看她推辆自行车，上车的姿势美得让你浮想联翩。就像罗小罗，这个赤佬唱得这么好，怎么会在一个摊头上唱啦？你怎么都想不通，但他就是在摊头上。”
后来罗小罗开始去静安公园唱歌，他也经常过去白相。
“他现在红了，我为他开心，但我跟你们说，他是一个脑子很冷静的人，他对问题的看法是老抽离的。他从来没有被成功冲昏过头脑，因为在他身体之外还有一个罗小罗，永远用一种上帝视角审视自己。”
周紫峰在罗小罗身边，其实看得很清楚。“很多有利可图的事情，他不愿意去做。交关人不能理解，但我理解，因为我也是这种人。和我们这样的人谈利益没有用的，吸引我们去做的事一定要有意思。”
在80年代开差头
是最吃香的工作
周紫峰活了50多年，没怎么上过班，更加没有坐过一天办公室。
他18岁开始做差头司机，这在当年是份不折不扣的美差。
“我算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开出租车的人了，当时有份报纸统计过全国人民羡慕的职业，排第一就是差头司机。天天满脑子想的就是找人出去玩。锦江饭店的舞厅10块钱外汇券一张的门票，一路跳到天亮。”
所以他直到今天也常常和别人说，自己最专业的事不是做音乐，而是开车，“所有看过我开车的人都知道，我开车很绝的。”
上世纪80年代，锦江饭店这样的涉外饭店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因为消费都要外汇券。比他大一岁的张蔷也在采访里向我们回忆过当时北京的情形，她常常需要跟着有外国护照的朋友才能进入那些涉外饭店消费。
周紫峰记得国泰电影院旁边当时开了上海第一家咖喱屋，他也去消费过。“一份套餐需30块外汇券，30块啥概念？就是当时一个青工一个月的实习工资。”
但差头司机并没有做多久，他就把这份工作辞了。因为开车占用自己太多时间，而他一门心思要做音乐，搞乐队。
周紫峰玩音乐的念头是被80年代风头最劲的男歌手张行吊起来的，这个曾经把一首《阿里巴巴》唱遍大街小巷的上海男人，在1984年靠自弹自唱拿到了第一届美声杯全国吉他大奖赛的第一名。
“晓得当年吉他火到啥程度哇？夏天弄堂里面乘风凉，平均每五把躺椅上就会有一个小青年抱把吉他。会不会弹不知道，但不会弹也要装装样子的。”
爷叔现在还记得很牢，当年一把吉他要36块人民币外加若干张工业券，但还是常常脱销。“大家在中百一店外面排队等开门，一开门直奔卖吉他的柜台，15分钟以后柜台就会被挤坍掉。”他“咕嘟”喝掉一大口酒，眉飞色舞道，
“你们看到过柜台被挤坍的样子吗？”
没有工作也可以是有为青年
相信靠自己双手能创造历史
40年前，弄堂里但凡有不上班的小青年，是少不得里弄干部三番两次找谈心的。
但是好在周紫峰的父亲绝对支持他搞音乐，“我爸叫我不用上班，他说如果勉强上班，你就会变成复印机一样的人。既然你那么喜欢音乐，就去做。做不成，大不了回来多双筷子，养你是养得起的。”
他的父亲是一名成为了汽车工程师的音乐爱好者，后来想想，父亲支持他可能也是为了弥补自己失落的梦想。
周紫峰人生中第一把电吉他，是从日本背回国内的，当时属于有钱买不到的货色，因为没有进口额度。“那个瘪三也是坏，拿给我看，我看了眼珠子掉出来，不想还。被我爸看出来了，就跟我妈商量帮我买下来。2600块，是他们两个人加起来两年的工资。”
你可以说周紫峰这代人没赶上好时候，当时演出机会少，也没有专业的舞台，更不可能像流量时代那么容易被外界看见；但你也可以说那是个最好的年代，因为当时的人都有一种绝对的纯粹。
在“铁玉兰”之前，他曾经组过一支叫“太阳同伴”的乐队。当时每个礼拜五排练，队友叶亏夫就每周三给他写一封信，用的是竖排信纸，从左边写起的那种，通知他本周是否排练。
“他当时还鼓励我，说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未来。”这些信被周紫峰保存至今，
“我们那时候虽然没有正经工作，因此经常要被找去谈话，但我们也是有为青年，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靠自己的双手能创造历史，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艺术家。”
爷叔这辈子搞过很多乐队，让他开心，也让他伤心。
“乐队很难搞的，比结婚还复杂。做‘保险丝’的时候，我们是天天住在一起的，那不是等于结婚？”
大家当时就挤在鼓手张弢家里，周紫峰睡当中的过道，贝斯睡在阳台上，有时候主唱来了就睡在灶披间。“我们看到各自的成长，也看到各自的女朋友。有时候我们还要把房间让出来，给谈朋友的人。
鼓手烧饭给大家吃，因为他是唯一赚钱的人。赚钱的方式，就是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门口‘立桩头’（摆摊），卖“钆口带”。”
所谓的“钆口带”和后来的“打口碟”差不多概念，就是被海关处理过的磁带，但还能听。
因为经常要给城管驱逐，大家便隔三岔五发现他回家时裤子摔破，满脸是血。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要去赚钱养我们。侬能想象现在的社会会有这种事体吗？摔得这副样子，回来还要买小菜，买好小菜就烧夜饭给我们吃。”
做乐队的人生活是没什么稳定可言，那个年代尤甚，但他觉得无所谓。“人的倒霉就是从渴望稳定开始的，到现在还认不清楚这个世界无常就是正常的人，他迟早要想不开的。”
“披头士”是我们的青春
“铁玉兰”也是他们的青春呀
“保险丝”这个乐队，到最后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只留下了两三首作品，但它见证了大家的青春。
所以当他后来加入“铁玉兰”的时候，感觉就像经历了一场离婚。“你要鼓足勇气，还要叫中间人调停，以及打很多电话写很多信。”
周紫峰当年是在一个音乐人家里认识“铁玉兰”主唱胡建明的，他对老胡的第一印象是“喜欢哈雷·戴维森，头发留老长，人很沉默，一句都不响。”但他的表达欲其实都在歌里，“老胡要写，要表达那么多年积攒的东西，所以几个喜欢音乐的人聚到了一起。”
决定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其他几个人开了内部会议。“老胡当时还兼吉他，大家都觉得他应该作为一个主唱跳出来，乐队一定要有个专职的主音吉它手。他们觉得和我能玩到在一块，第二点也是因为我弹得好。”
回忆回忆过去也蛮开心，人生本来就是由一段又一段的回忆组成的。
“第一次的签售最有劲，下午两点钟开始，总以为很快的，和人家约了个晚饭。后来发现怎么签不光的，而且这时候一点不觉得开心，只觉得哪能这么烦，我要去切老酒了呀。就跟大家说，‘好了好了，散了吧散了吧。’”
现在看当然不职业，但这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它催生出很多新的形态，以及很多宛如新生的人。大家都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但都满怀信心地在这个时代里横冲直撞，试错的代价很小，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1995年，“铁玉兰”当时去北京和其他乐队一起录制《另类拼盘》，这在当年是次大事件，预示着他们走出上海，走向全国的第一步。
邀请方给到的差旅费，只够他们购买往返的绿皮火车票。但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坐飞机，而且完全不开口谈报销。
主办方当时赞叹了一句，“到底是上海人啊，不在乎钱不钱的。”
周紫峰说，
“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委屈谁都不委屈自己，没有所谓的艰苦奋斗这回事。钞票摸不出么借呀，实在不行借了钱也可以买飞机票的呀。”
当然没有借，因为他们这时候已经有演出和收入了。
后来他们就签了京文唱片，成为著名的“京文六虎”。同门里面就有鲍家街43号，两支乐队共用同一个制作人，就是崔健的录音师何飚。
“铁玉兰”是第一支被全国人民知道的上海摇滚乐队，但虽然拿过很多奖，专辑销量也好，但成员们其实一直不知道自己的音乐受众到底有多广。
直到乐队解散以后，周紫峰碰到来自天南海北的人，都知道“铁玉兰”，都听过《回家的路》。因为歌曲推出的时间正好搭上了中国打工潮的兴起，当时唱哭了千万南下和北上的打工人。
多年以后的2004年，“铁玉兰”在ARK重聚过一次。周紫峰在台上发现下面的人“根本不在乎我们唱点啥，而是看到我们在台上就够了，很多人都哭了。就像‘披头士’是我们的青春，‘铁玉兰’也是他们的青春呀。”
所有的理想已经全部实现
成了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
后来的岁月里，爷叔闯荡过澳门和北京，最后又回到上海。他把音乐行当里的主要工种都尝试了一遍，做过录音乐手，担任过制作人，也干过唱片发行人，觉得还是应该做场子演出。
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做音乐，“除了吃喝拉撒，90%以上的时间都在做音乐。”他说，“因为我没有想过要做别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吸引我的，甚至赚钱也不行。”
“你要赚钱，一定要付出很多，甚至要付出负面的东西，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它能给我什么快乐？没有。赚钱买豪车？豪车是开给别人看的，不是为自己开的。所以我永远开我六万块的破车，牌照比车还贵五倍。有什么不好呢？我很享受。”
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生不逢时。可能他确实没赶上一个音乐人赚大钱的时代，但他认为自己经历的时代就音乐本身而言是最好的时代。“现在是音乐的垃圾时间。”爷叔说，“恕我直言，我不觉得现在的舞台上有什么音乐是吸引我的。”
和他同时玩摇滚的那批人里，如今只有他还在舞台上。有时候他会回忆起自己最疯狂的那段驻场乐手时期，是在铜仁路上的美式酒吧Malone's里。
1996年，两层楼的酒吧几乎是清一色码子很大的美国人。乐队表演时现场气氛堪称疯狂，人群在拥挤中常常有人因此受伤。
当时乐队一场就可以做出三四百块钱，属于不得了的收入，毕竟上海人的月平均工资也就2000块左右。
“那也是我最疯狂的时候，每天就像上瘾一样，期待晚上9:00的演出。每次过去要带很多替换衣服，因为一节下来就浑身湿透……”
现在，56岁的周紫峰偶尔也会忘记自己的年纪，回到当年在Marlone's的感觉。他的肚皮比那时候圆了，但抱着吉他还能双脚离地蹦老高；他的头发白了，但还是齐肩长度，保持着搞艺术之人的辨识度。
他现在把演出当成是玩，下面看的人开心，自己玩得也开心。人一辈子不管做些什么，总要做得尽兴。
“我说过，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值回票价的人生。”爷叔说，
“我年轻时候所有的理想已经全部实现，我最终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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