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饶漱石，两个本不十分相及的名字，却因他们的一次阴谋活动，被历史锁在了一起。而他两人的结合，从一开始就给刘少奇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给他的人生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其实，从他们的履历来看，高岗一直在东北工作，就算是在建国初期，他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仍留在东北，主管东北的工作，与长期在华东地区工作的饶漱石，并无长期共事的基础，而且两人还并无私交。那究竟是什么事情，使他们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呢？
最令人不解的是，饶漱石本该对刘少奇很熟悉，皖南事变后，是刘少奇受党的委托，帮助重建新四军军部，这期间，饶漱石与刘少奇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而在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与高岗打交道也不少，彼此间并无远恨近仇，可为何高、饶二人要结成联盟打倒刘少奇与周恩来呢？
这件事，还要从高、饶二人调进北京后开始说起。
1952年7月，高岗奉调进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由于高岗和饶漱石在东北和华东还是做出一定成就的，毛泽东对他们的印象也不坏，于是在1952年7月，把高岗调到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则进京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意在可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 。
奉调入京的高、饶失去了旧日的小天地，很不自在。他们对人说：“这是调虎离山。”二人究竟何出此言呢？
原来，周恩来为加强对财政的控制，听取了陈云和薄一波的意见，实行了新税制，并把地方政府的税收权收回北京中央政府手中，计划委员会也由周恩来的政务院直接领导。
这些变动对高岗影响是很大的，意味着他今后必须征得中央的批准，才能进行任何一项重要工程。
周恩来还主张把东北和上海企业的利润，用于开发内地不发达地区。高岗虽为计委主席，也要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兼财政委员会副主任邓小平的制约。
一天，周恩来对高岗说：“今后，你的一切指令，必须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发出。”
高岗听了后，激动得脸红脖子粗，高声嚷嚷道：“哪个中央？哪个中央？我不是中央政府的副主席吗？”
周恩来为了维护团结，好言相劝，希望高岗能遵守组织纪律，但令他惊诧的是，高岗竟然说出“现在需要有新人和新思想了，你们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你们应该‘休息’了。”
除了不尊重周恩来外，高岗进京不久，就开始向刘少奇射出了暗箭。他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加以传播，并夸大其词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结束后，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之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战略思想转轨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集中反映在对几个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上。
第一个分歧是由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作的《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引起的。报告认为，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互助组发生了涣散，它不是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为此他们主张要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合作社。
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等对此持不同意见，刘少奇在多次讲话中认为目前农村的条件还不成熟，这样搞是错误的。
事后，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专门找了刘少奇、薄一波等谈话，指出他们的观点是不对。同时指示陈伯达召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起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再一个大的分歧是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是否应继续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刘少奇等认为目前国民经济虽然恢复，但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根本状况并无大的变化，当前伤害私人工业家和个体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就是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毛泽东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并作了极严厉的批评。
还有一个就是对“新税制”的看法。
所谓“新税制”，是1952年底周恩来批准颁发执行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制试行办法》。这些通告和办法是根据当时公私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等现象做出的指示，取消了对国营企业与合作社在加工、调拨、代购、代销或包销的课税方面的优惠条件，实行公私一律的平等竞争。
这些措施一度引起物价波动，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高岗首先发难，把薄一波的政策比作布哈林的和平改造。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新税制的不满。信中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望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周恩来收到信件后，连夜给毛泽东写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周恩来把毛泽东这封信的分量是看得很重的。
毛泽东看了地方上报来的一些材料，进一步认为新税制是错误的，并在会上直接点了薄一波的名，批评的很是严厉的。但他不愿把这件事推到高岗含蓄地提到的极端，所以在会议结束时下了结论：“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
毛泽东讲话之后，与批评上述经济政策和思想观点有关的刘少奇、周恩来都在会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检讨。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议并由中央决定，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经部门的领导，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才能执行。
随后，中央在组织上又作了调整，明确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财经工作，仍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等负责；外交工作还是周恩来；下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都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领导；所属的劳动部，也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这下高岗神气起来了，他拍拍饶漱石的肩膀：“怎么样，看见没有？现在可不是三大战役的时期了，刘、周二位也该坐坐冷板凳了，他们已经失去了毛主席的信任。”
饶漱石不是做事莽撞之人，本来也没把高岗放在眼里。他只有看准了才肯下赌注。如今高岗可了得？再也不是东北一隅的那个喜欢汽车喜欢女人的高麻子了！眼看着他要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自己，脚下已经铺起了通向总理宝座的红地毯。于是，他那肥硕的身躯开始向高岗低头哈腰，工作之外的来往也频繁起来。
而高岗看到饶漱石手里掌握着人事大权，也想倚重他去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他便提醒饶漱石：“你别以为你跟刘少奇的关系好，你的副手安子文比你与刘的关系更亲密！”这一点正好击中饶漱石的要害。像当年挤走陈毅一样，饶漱石最不希望身边有“钉子”。他显然感到自己没有完全控制自己的新职务。于是两人开始在一条阴谋之河上同舟共济。
1953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来北京，与高岗谈判有关鞍钢工程建设。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还记得，在一次交谈时，高岗脸色阴沉下来，似有一肚子委屈，低声说道：“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
捷沃西安的蓝眼珠一瞪：“是吗？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高岗吐出“苦水”：“请你回去报告苏共中央，就说在我们的中央有人反对我。”
薄一波多年后也谈到，高岗在当时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面前造谣中伤说刘少奇。科瓦廖夫随即写信告诉了斯大林。于是高岗到处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最赏识的是他高岗。
所以，1960年7月，周恩来曾讲过：“斯大林总是用那种传统的做法，特别赏识高岗，不是把我们党的领导看成一个整体来做工作，而是把高岗特殊化。”
据叶子龙回忆，毛泽东在1953年3月去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斯大林，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至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这个话后来也传到高岗耳朵里，加上中央可能还有人事变动，这更助长了他的野心。
说回刘少奇，根据很多党史资料记载，他后来被打倒的最初原因是在“文革”初期因派工作组的问题，而和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但从本文来看，其实在高岗进京后针对于刘少奇的所作所为，已经让刘少奇本来在延安时期就确立的接班人地位，在毛泽东心中有了微妙的变化，为了刘少奇后来的蒙冤受难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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