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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公益诉讼有关情况，2017年7月至2024年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10.1万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案件98.9万件，民事公益诉讼案件11.2万件。

十年辛苦不寻常，从立法动议到制度初创，从试点实践到全面开花，借由最高检此番对检察公益诉讼相关情况的数据披露，公众也得以有机会打量检察公益诉讼这一年轻的制度：从最初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4个检察公益诉讼法定领域，到未成年人保护、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等15个诉讼范畴。扩展的，是案件类型；增加的，则是检察公益诉讼之于普通社会公众，每一次真实可感、公平可触的监督实践。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2015年7月，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正式铺开，2017年6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写入民诉法和行诉法，十年一瞬，检察公益诉讼“4+11+N”的履职格局已然初长成。从现有案件办理的比例也可以看到，以行政公益诉讼为绝对主体的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外界称之为“官告官”，寄托了一份“司法力量督促行政法治”的公共期许。

2015年12月，山东省庆云县检察院对该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职向法院提起了全国首例行政公益诉讼，同一时间段，最高检还连续发布多起基层检察机关启动检察公益诉讼实践的案例。彼时各界对可能受制于地方某些影响的检察机关，试图督促环保部门对地方“纳税大户”施行强监管，更多还抱有观察心态。十年过去，各地已是近乎司空见惯的检察建议甚至诉讼，依然得益于彼时制度点滴掘进的不懈，和个案艰难突破的努力。也正是那些习惯成自然的社会进展，正在努力让法治成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

最高检数据显示，2017年7月至2024年9月，检察机关对相关领域负有监管职能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提出检察建议77.8万件，回复整改率达到98.8%。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检察建议”可能依然是不少人对检察公益诉讼的初印象，检察公益诉讼高概率以建议得到整改答复作为个案结局，但制度层面对于检察公益诉讼的设计初衷，从一开始就为其配足了一整套工具包。“不听建议就起诉”，应当成为检察公益诉讼在个案实践层面宣示监督刚性的重要抓手。“对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解决不了问题的，要敢于通过‘诉’的确认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一个“敢”字，可谓意味深长。

2024年11月，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印发文件，以推进公益诉讼检察的高质效办案，就强调要以公益诉讼的“可诉性”来指引严把案件质量关。同时段，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行政检察工作，报告提及一则完整走完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全程的城墙保护案例。在此前后，最高检的各类典型案例发布也多有“不听建议就起诉”的个案实践被披露……当检察建议遭遇套路式整改应付，检察监督的后续追访，和提起诉讼后的实质性庭审辩论说明，刚性的检察监督与唇枪舌剑的实质化庭审自有其魅力，这就是监督的力量。

十年磨一剑，检察公益诉讼的诸项探索才刚刚起步。让司法监督更加有为，让捍卫社会公共利益的实践更加有效有力，检察公益诉讼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