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以来，中国进入了郡县制的社会，这当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中央集权取代了原本的藩王割据。
自汉以后，推恩令的实施进一步削减了封建藩王的地方势力，而使得地方上的士族阶级得以崛起。
伴随这种变化的，便是土地的兼并。限制封建割据权力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在于限制土地所属权的长期性。
使土地能够得以流通，是中国古代封建君主制时期的最大特色，也是中国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先进性。
但是这种制度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缺陷，那就是在每一个王朝的后期，都会因为土地兼并导致社会撕裂。
就像如今的资本社会存在着经济周期一样，封建社会伴随着土地而来的，也有着历史朝代更迭的周期。
民国时期为什么这么多的大地主？
辛亥革命时期，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打破了三纲五常的藩篱，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原有的基础。
民国初期，土地兼并要重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这当中主要在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连年的灾荒为地主阶级的投机行为创造了条件，大量的农民在灾荒年间贱卖土地成为佃农。
第二，旧时候的贵族阶级和皇权的倒台，使得一些原本不可流动的土地成为了可交易的地产，为地主阶级的做大创造了条件。
第三，军阀割据为大规模土地兼并创造了条件，军费背景的地主阶级成为了当时大地主的主流。
我们所知道的刘文彩，就是一个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大地主阶级。
臭名昭著的刘文彩
1921年，刘文彩借着自己亲戚的东风，成为了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的局长，并兼任叙南船捐局长、川南护商处长、川南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捐税总局总办、叙南清乡中将司令等职。
这些职位都是当时民国时期的财权要职，绝对的肥差。在这之后，刘文彩开始通过各种苛捐杂税对川南地区进行横征暴敛，各种名头的苛捐杂税数不胜数。
刘文彩的发家方式除了利用军阀政府的财政机器敛财，另一个就是对革命党人的残酷镇压。
当时川南地区在徐经邦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刘文彩与时任“宜宾城防司令”一同对革命者进行了残酷的血腥镇压。
在刘文彩与当地的土豪劣绅的勾结下，川南人民的革命运动遭受了重大的打击。
无数的革命者死在刘文彩的手下。
通过对革命党人的打压，刘文彩逐渐做大。在与土豪劣绅的勾结中，成为川南的实际掌权者。甚至一度与四川军阀刘湘争夺在四川的权力。
为了对付刘湘，刘文彩还曾派刺客前往重庆暗杀刘湘，最后都未能成功。
尽管刘文彩没能像自己弟弟那样建立起政权，但是凭借着掌控川南地区的财税大权，其也成为了四川历史上为祸最甚的大地主。
电影《让子弹飞》中鹅城官员苛捐杂税掏空鹅城的那个桥段，就是对民国时期这种现象的再现。
在刘文彩所辖的地区，除了各种苛捐杂税外，还强制让农民种植鸦片等祸害群众的作物，要是不种鸦片的人们就加征懒税。
如今东南亚仍有逼着农民种罂粟的那些“军阀”，这种事情往前推一百年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幸好我们生在了这个时代。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刘文彩的横征暴敛，使得川南地区的老百姓怨声载道，民怨沸腾。
各地都在爆发农民抗捐抗税的运动。而对于这种抗捐抗税的运动，刘文彩的做法血腥、残暴又简单，那就是——杀。
除了之前提到的镇压徐经邦带领农协进行的反抗外，刘文彩还在后来制造了很多起针对农民运动的惨案。
1928年3月，刘文彩镇压了中共叙府城区区委书记李筱文和叙府县委候补书记李家勋领导的抗捐暴动，屠杀了当地农会以及共产党员70多人；
1929年冬，又镇压川南的革命运动，杀害共产党人以及农会会员50余人；
1931年3月，又杀害了孔方新等5名党的领导干部，制造了5人堆事件。
刘文彩甚至与自己的侄儿公然抢夺在四川的利益，各自在势力范围内进行土地兼并。
仅仅在刘文彩名下的土地就多达12000，名下的银号22处，当铺5处，公馆29个，街房684间，下水道产业更是数都数不过来。
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只能做刘文彩家的佃农，而刘文彩在收租的时候更是让人们恨得牙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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