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至一两百年前的广州书坊街一带，这里曾是书籍的海洋，士子、文人墨客络绎不绝，为求一书而踏破门槛，这里曾经荟萃了数百家书坊，“书坊街”的名称正是出此而来。书坊街如此繁荣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它位于广州老城区的中心，四周环绕着重要的行政、教育和文化中心，仿佛一块磁铁，吸引着四面八方的读书人。
东向，广州府学宫巍峨耸立，是士子应考、聚会的圣地；南向，双门底大街（今北京路北段）车水马龙，官员、士大夫和学者文人络绎不绝；西向，广东提学使衙门庄严矗立，这是管理全省教育和科举的权威机构，无数士子怀揣梦想前来应试；北向，多个著名书院如粤秀书院、西湖书院等错落有致，士子云集。
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人想要不在这扎堆都难。学海堂的创立和一批有名的藏书家、刻书家的涌现，更是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尽的学术魅力。书籍需求的激增，使得书坊街的书坊数量不断攀升，刊印书籍的范围也日益扩大。而书籍品质的提升，更是让“广版”书声名远扬，吸引了更多的读书人前来探寻。从科举考试用书到日常生活书籍，从儿童启蒙用书到诗文集、小说集和戏曲集，应有尽有。
走进书坊街一带，仿佛踏入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街道两侧，古色古香的书坊错落排列，门前高悬着“翰墨园”、“富文斋”、“五桂堂”等各式招牌，每一块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广东有名可查的书坊有120多家，大多集中在双门底（今北京路）、西湖街(今西湖路)、学院前（今教育路南段至书坊街一带）等地。
随着书坊街对书籍需求的日益增长，广州的雕版印刷技术逐渐崭露头角。一家书坊就是一个小小的“出版社”，书坊与印刷作坊紧密相连，形成了前店后坊的独特模式，使得书籍的生产与销售得以完美衔接。广州雕版印刷事业的兴起，可追溯至唐代。得益于其作为“通海夷道”的重要节点的独特地位，不仅促进了海贸商品的交流，也加速了内地雕版印刷技术的传入与融合，为广州雕版印刷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到了清代，广东刻版更是赢得了后世的广泛赞誉，这一成就的取得与阮元、张之洞等官员的大力提倡及广东地区学术风气的转变密不可分，他们对书籍流通需求的激发，为广州雕版印刷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代书籍刻印的三大系统——官刻、坊刻、私刻，在广州这片土地上展现出了各自独特的魅力与贡献。
官刻指的是由官府出资或主持，刻工、印刷精良。以学海堂、广雅书局为代表，刻书数量居全国众书局之首。当时著名学者陈澧为学海堂学长，主持刻书事宜，所刻《学海堂丛刻》、《剑光楼集》、《南海百咏》、《国朝岭南文钞》、《岭南集》等要籍，皆校勘精审，版式古雅，最为流行。广东的官刻机构中，值得一提的还有1868年创办的广东书局，它设立于菊坡精舍，由陈澧总负责。该书局精心校对并刊刻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武英殿本的《十三经注疏》等重要典籍，这些刻成的书板均被妥善保存在菊坡精舍及学海堂内。
《广东海图说》
《南海百咏续编》
《广雅书院课艺总集》
《东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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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刻，是指唐代至清代各地的书坊刻印。书坊，又称书肆、书铺、书棚、经籍铺等，是以刻印书籍为业的手工业式的印刷作坊，以出售和盈利为目的，对传播大众文化的贡献最大。所刻书籍种类最多的：一为科举考试用书，为朝廷指定经史典籍和适应士子科场应试用的类书，还有时文；一为生活日用书，如《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等等；还有一种就是通俗文艺类书籍，如《西厢记》、《三国演义》一类。广东坊刻崛起于清乾隆年间，以顺德、广州、佛山等地最为著名。它们的刊刻本不仅销往内地各省，还外销到南洋及欧洲。双门底（今北京路）翰墨园，该书坊刻书最大的特点是以朱墨套印本、五色套印本居多，色彩比较醒目，承刻的《杜工部集》，正文用墨色，各家评语则分别用紫、蓝、朱、黄、绿色套印，共分为六色，成为套印本中颜色最多的。西湖街聚珍堂承刊的《楚庭耆旧遗诗》，富文斋承刊的《听松庐集》、《东塾丛书》等均称精善，声誉甚佳。
《皇舆全图》
私刻则出于个人之手，旨在传播知识、保存文化，质量往往较高。以潘仕成、伍崇曜、孔广陶等为代表，他们竞相刻印有价值的大部头典籍，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州富商潘仕成，清道光年间官至兵部郎中，藏书盛名誉满天下，曾以其私人别墅海山仙馆为名，从丰富的家藏中辑选前贤遗编，刻《海山仙馆丛书》56种，共461卷，不仅开创了粤地刻印书丛中收录西方著作的先河，而且每部书都附有大量插图，颇具特色都是当时所藏珍本。
《粤雅堂丛书》是由广东富商伍崇曜出资编辑，谭莹校勘编订，在广州刊刻的丛书，汇辑魏至清代著述，该书始刊于道光三十年（1850），经咸丰、同治至光绪元年（1875），历时25年。内容广泛，经学、小学、史学、地理、金石、目录、笔记杂录、文学等无所不包，且多为罕见之书，为清末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大型丛书。
此外，孔广陶所刻的《袖珍本古香斋十种》等书籍，也展示了其精湛的刻印技艺。
《海山仙馆丛书》
《粤雅堂丛书》
《粤十三家集》
《楚庭耆旧遗诗前集二十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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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广州书坊数量在全国城市中位列第三，仅次于文化繁荣的北京和苏州。这一时期，广州地区的藏书、刻书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官私刻书风起云涌，名篇巨著层出不穷。学者们直接参与访求古籍，校勘刻印，确保广州地区的官刻和私刻书籍的高质量传统得以延续。同时，坊刻书籍的质量也并未因书籍流通的增加而下降，反而有了显著提高，形成了官刻、坊刻、私刻齐头并进的繁荣局面。
广州雕版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既得益于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也离不开刻工工价相对低廉且工艺精湛的支撑。清咸丰《顺德县志》记载，“今马冈镂刻书板，几遍艺林，妇孺皆能为之。男子但依墨迹刻画界线， 馀并女工。故值廉而行远。近日苏州书贾往往携书入粤，售于坊肆，得值则就马冈刻所欲刻之板。刻成，未下墨刷印，即携旋江南，以江纸印装，分售海内，见者以为苏板矣。”可见，广东的刻工其中有很多是妇孺，价格也比其他地区便宜，因而吸引了不少外地出版者。当时，苏州书商常来广州运销书籍，并利用广州刻工价廉的优势，委托广州书坊代刻书版，随后带回苏州刷印，冒充苏版书发行。这一现象不仅证明了广州刻工技艺的高超，也反映了当时广州刻书业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清末时期，随着铅印技术的广泛普及，广州地区纷纷涌现出铅印书局，这对传统的刻书业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一些书坊不得不开始兼营铅印业务，以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然而，到了民国初年，刻书业的衰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如此，像登云阁、墨宝楼、越华斋、聚文堂等一些著名的书坊，仍然坚持保留着小部分的刻书业务，坚守着传统文化的阵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书坊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书局和机器印务局的兴起。这些新兴的书局和印务局大多集中在今天的北京路北段、西湖路、教育路一带，这一区域曾经是书坊街的所在地，流风绵长，见证了广州雕版印刷业的历史变迁。这些书局和印务局不仅继承了书坊街的文化底蕴，还引入了现代化的印刷技术和设备，推动了广州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罗志欢：《明清广东刻书质量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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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于 敏
美编 | 叶靖楠
校对 | 邓颖瑜
审校 | 刘颖颖
审核 | 朱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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