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南京法院内一场关于审判“国民党特务”的案件正式开庭，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法官鞠华看向了坐在被告席上的老人家，年近60的老人乐此不彼的听着这场审判，好像审理的根本就不是他一样。
鞠华主动问道：“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这些，认证和物证你有什么要辩解的嘛？”
老人听到问话后，略微沉思了一下，摇了摇头。
看到这里，鞠华又说道：“那就是说，你承认你曾经在国民党内担任特务一职，并且参与了反革命活动了。”
老人开口道：“我承认我当过特务，但是我没有罪，我为党立过功，陈赓可以为我作证。”
听到了这里，全场一片哗然，难道法院抓错人了，这位老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他为什么说自己为党立过功？这件事又和开国大将陈赓有什么关系呢？
大将作证，为党立功
老人名叫鲍君甫，被人民群众举报曾经在国民党政府担任中统特务。自从在法庭上听到老人家的话后，法官鞠华就赶紧将案子押后休庭了。
据他所知，在革命斗争期间，我党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安插了许多特工，这些人的身份一直以来都是由党内高层单线联系的，这个老人既然敢说找陈赓大将作证，那么他的身份一定不简单，为何不写封信问问陈赓呢？
怀着实事求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心态，鞠华将案件的内容都写在信里，并向陈赓大将询问是否认识鲍君甫，此人是否为我党立下过功劳。
距离信件发送三个多月后，焦急的鞠华终于等来了陈赓的回信，在信中陈赓先是对这么晚才回信表示歉意，由于国家的安排陈赓被派往朝鲜战场支援抗美援朝志愿军了，所以信件并没有第一时间叫到陈赓的手中，几经周转直到信件发出两个月后，才到达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陈赓将军手中。
陈赓将军说道：“对于鲍君甫这个人，我是认识的，我能证明他的清白，1927年，他和我是同志关系，多次帮助我党传递重要信息，后来他跟我一起被抓进监狱，我被先行营救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这封迟来的信件，清楚地证明了鲍君甫是名好同志，并不是作恶多端的国民党特务，鞠华十分庆幸自己能够邮寄出那封询问的信件，没有冤枉一个曾经为革命事业斗争过的好人。
既然鲍君甫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我军的红色特工，为何会出狱后，他为何不回归到组织当中，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爱国青年，成为间谍
1893年，鲍君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的一户富农家中。早年间，家里面将其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毕业后，鲍君甫回到上海，在日本人成立的通讯社内担任翻译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反倒被世界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瓜分领土。消息传到国内后，引起了无数国人的愤慨，知识青年走上街头，联合商人、工人、农民罢工，以表示对软弱无能的北洋政府不满，这就是五四爱国运动。
彼时，还是青年人的鲍君甫，也被这件事激发了爱国热情，他主动走上街头，参与到五四爱国运动当中。1924年，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得到广大宣传，怀揣着救国救民之心的鲍君甫也加入了国民党的行列。
在这期间，鲍君甫也接触共产党，并且阅读了解了我党的政治政策和革命初心，鲍君甫相信，在两党的合作下，必然会推翻软弱无能的北洋军阀，创建一个以民主、自强、独立为一体的新中国。
事实也慢慢地像鲍君甫所想的那样，国民革命军接连消灭了孙传芳、吴佩孚等军阀势力。但是就在北伐军直指奉系军阀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带领国民党右翼势力公然叛变革命，并对昔日携手对敌的共产党人展开了疯狂的屠杀。
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政变让鲍君甫彻底认识到了蒋介石的真正面目，他只是一个打着救国救民旗号的野心家，最终也只会谋取私利，把中国拉入无底的深渊之中。
年轻气盛的鲍君甫不甘心革命就此失败，于是毅然加入了反蒋斗争当中，但是很快就被蒋介石的手下给抓住了，并投入了监狱大牢当中。数月之后，国民党要员蔡元培先生爱才心切，主动向蒋介石说情，才让鲍君甫免受牢狱之苦。
出狱之后的鲍君甫便到上海码头讨生活，在这里无意间结识了同乡人杨剑虹，由于两人都是广东人，比较看重乡情，久而久之两个人就成了莫逆之交。
一年后，杨剑虹被四大家族的陈立农看重，邀请他加入国民党内部特务机关中统，杨剑虹为了扩充部门人手就把鲍君甫拉了进来。为了避免之前的事情暴露出来，横生事端，鲍君甫特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登瀛。
在进入中统后，杨登瀛虽然尽心尽力完成上级任务，但是他本身是十分抵抗这份工作的，直到共产党人陈养生找到了他。
陈养生是杨登瀛的老熟人，两人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就是老相识了，那时候，陈养生经常会把共产党书籍和刊物借给杨登瀛观看，并且互相探讨，互相欣赏彼此。只是后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位多年老友就失踪了，杨登瀛也试图寻找，但是却毫无踪迹。
这次偶然相遇后，两人感慨这都是缘分，寻找了一家茶馆，两人坐下来促膝长谈。在这期间，杨登瀛将自己在中统工作的事情，告诉了老友陈养生。陈养生作为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萌生出了将杨登瀛发展为自己人的想法。
化敌为友，为党工作
事后，陈养生将自己遇见杨登瀛的事情，反映给了当时的中央特科领导人周恩来先生，周恩来觉得如果能在中统内部安插一个自己人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安排了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主动邀请杨登瀛参与我党的会议，试探杨登瀛是否真心愿意参与我党的革命事业。
结果出乎陈赓和周恩来先生的意料，在面对邀请后，杨登瀛欣然答应了下来，并且在了解了我党的会议精神后，主动向我党透露出中统近期的行动计划。一个月后，陈赓再次找上了杨登瀛，并且主动向他说道：“杨登瀛同志，你是否愿意加入到我们的革命队伍当中，与我们一起跟反动派斗争下去。”
杨登瀛迫不及待地回答道：“我愿意，我当然愿意，我们这一代从小就立志救国救民，如今我更加明白腐朽的国民党根本无法拯救中国，只有你们这群共产党人才能救国救民，我愿意加入你们。”
陈赓说：“可是我们的革命斗争很辛苦，也很危险，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杨登瀛说道：“既然决定了救国救民，我又怎么可能怕辛苦、怕危险呢？只要能够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新中国，我就算是死也无憾了。”
凭借着坚定的信念，杨登瀛彻底打动了陈赓大将，加入到中共中央特科的队伍当中，陈赓的副手刘鼎先生成为了杨登瀛的直接联系人，另派共产党员安娥担任杨登瀛的秘书，负责传递一些消息。
中共中央交给杨登瀛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尽快发展人脉关系，在中统内部站稳跟脚，甚至是向上攀爬，成为中统内的实力派。
对于这个任务，杨登瀛表示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既然要跟那些反动派打交道，自然少不了应酬，杨登瀛希望能够得到组织上经济支持，很快，陈赓将军就将一根金条交付到杨登瀛的手中，并且从组织上为杨登瀛审批了每月三百大洋的补助，为了包装杨登瀛的身份，还给他配备了一辆汽车。
事实证明，有付出就会有收获，杨登瀛很快就成为了上海滩的红人了。他先是帮助国民党调查科科长张道藩铲除了一个政敌，又帮助张道藩晋升为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的职位，在此之后张道藩对他大为看重。
随后，在杨剑虹死于青帮内斗之际，杨登瀛凭借在上海地区的广泛人脉关系，被顺利晋升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尤其是杨登瀛的任命书还是由蒋介石亲自书写的，以示对杨登瀛的看中。如果蒋介石得知，现在这个杨登瀛就是多年前参与反蒋活动的鲍君甫，不知作何感想。
成为特派员之后，杨登瀛帮助租界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向淞沪警备司令部讨要两名码头工贼，受到了兰普逊的赞赏，兰普逊非常识趣的向杨登瀛送上了一笔感谢费，但是杨登瀛却拒不收下，说道：“探长阁下，我们可是至交好友，怎么能用钱财衡量我们的关系。”
再加上杨登瀛曾多年留学日本的经历，对日本十分了解，能帮助兰普逊揣摩英日和中日关系，所以兰普逊就聘请杨登瀛为租界巡捕房的顾问。
1929年8月24日，我党的高层人员在上海新闸路一栋民房内开会，却被租界巡捕和国民党警察局的便衣警察一举抓获。党中央认为此事必有蹊跷，肯定是有内奸泄露了消息，于是委托陈赓联系杨登瀛查出谁是党内叛徒，并且尽量寻找被关押的我党人员下落，方便我们解救同志。
陈赓找到杨登瀛后说道：“今天找你有两件事，我党的一群高层人员最近被抓了，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的关押地点，帮助我们营救。还有就是我们怀疑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内奸，向国民党泄露了这次会议的名单和时间、地点。”
杨登瀛说道：“这事我听兰普逊说了，是一名叫做白鑫的军委秘书向巡捕房和警局泄露的消息，此人现在就在国民党范争波家中居住，据说南京那边给了他一大笔钱，随时准备安排他出国避难，你们如果要行动，就尽快解决。”
至于共产党人的关押地点，杨登瀛表示还需要时间打听，请组织上静候佳音。
两天后，杨登瀛主动找到陈赓说：“打听出来了，三天后这一批被抓捕的共产党人会被移交到上海警备司令部，你们可以在必经之路上设伏营救。”
在简单的核实情报后，中央特科一分为二，一部分组成锄奸队击毙内奸白鑫，另外一部分人成立营救团队，在必经之地埋伏，解救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当天下午，内奸白鑫就被我党的锄奸队给击毙在大街上，而解救任务却因为敌人的临时变动而功败垂成。
一年后，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共产党员黄弟洪叛变革命，蓄意出卖和周恩来先生的见面时间和地点，来向蒋介石以表忠心。蒋介石特地把这件事交给了杨登瀛处理，并且让杨登瀛尽快与黄弟洪接触，安排抓捕周恩来先生。
杨登瀛得知此事后，立即向周恩来先生示警，并将告密者黄弟洪的信息传递给了中共特科，黄弟洪随即遭到了清洗。
在杨登瀛的努力下，我党多次解救了被国民党抓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铲除了多名内奸分子。同时，杨登瀛还将中共人员安插在国民党中统内部，帮助中共中央掌握了国民党的内部机密信息。
1931年，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随即中共中央在上海地区的机密被清洗，国民党内部无意间得知杨登瀛曾向共党泄露机密，于是将其关入大牢。
与杨登瀛同样被关入大牢的还有陈赓将军，两人被关入狱中后，杨登瀛还不忘动用仅有的关系，让狱卒照顾好陈赓。这让陈赓十分感动，陈赓说：“今后我们共产党人如果能执政，我一定不会忘记你今日的恩情了。”
由于杨登瀛是以告密人被捕的，再加上杨登瀛是陈果夫和陈立夫、张道藩引进的人才，于是很快杨登瀛的事情就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处理了。半年后，中统特务头子张道藩亲自保释了杨登瀛，并暗示他不要再跟共党联系，否则必定严处。国民党中统特务徐恩曾给杨登瀛安排了一个反省院副院长的工作。
杨登瀛彻底脱离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和我党失去了联系，生活也就渐渐平静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登瀛被人举报担任过国民党特务的工作，引发了一场审判杨登瀛的案件，陈赓大将通过信件证明了杨登瀛的清白，曾经引领杨登瀛加入中共特科的陈养生也出面作证，最终杨登瀛无罪释放。
南京军区还安排了杨登瀛和陈赓、安娥、陈养生等人相见，当地政府还为杨登瀛发放了每月100元的生活补助。多年以后，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前仍提及杨登瀛，并向周边的同志们说：“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一定不要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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