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到访中国人民大学，分享了哈萨克斯坦人口政策改革经验。
时下很多人基于对中国老龄化的忧虑，非常乐意或热衷于讨论如何让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们在毕业后顺利结婚，并且顺利生下宝宝。
这种观点跟前几十年的强力计划生育观点一样，都是很很功利的，而没有考虑到公民对于结婚和生育一事的自由和自主权。
这样推理，如果公民丧失这方面的自由或自主，那么我们甚至可以以某种功利的理由，甚至以某种公权力干预、诱导、甚至强迫的方式，对公民的性生活和择偶自由进行干预。
历史上的确有这种事情，比如随军慰安妇或者希特勒搞的纯种雅利安人计划。
这些做法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不能为人广泛接受。
现实的角度看，即使我们想诱导适龄公民多生，我们必须免除生育之后的后顾之忧，尤其是抚养、教育等方面的各种生存成本。
而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正是同时是抚养、教育成本极大提升到过程，这种提升几乎可以按几十年为一个单位看得出来。
从放养到精致畜养的变化，以及各种货币化兑现，早生育和多生育绝对不是儿戏，绝对不是蹦一蹦就能摘到的苹果，而只能是少数精英家族或超富人群的随心选择。
再考虑下当下，年轻人适逢改革史上最难就业季，“铁人三项”人满为患，很多人为了一口饭或者工资都必须奋不顾身，遑论结婚生子这种高成本事业。
而由于中国不可能采取某些西方或者小国的那种高福利社会政策，因为基数太大，而且这种做法一旦实施，财政必将重负难卸，而且人们很难接受福利下降，一旦形势恶化，所以国家不可能在补助生育方面下血本。
其实更糟糕的问题是，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生产体系越来越智能化和无人化），劳动力相对过剩难题破解无方（除非共产主义的计划生产）。所以当今的人口政策制定者，更不可能去刻意追求高人口出生率。
王宪举教授来了个“灵魂发问”
因此，那位人大教授向哈萨克客人提出的问题，我觉得只能给人提供笑谈，以他的智商，我相信他很快就会琢磨出他说的那种“劝不动”现象的原因。
总之，这位王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可爱的问题，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很心酸、很骨感的问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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