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中旬的“副帅”《一号令》，在新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地位：它是新中国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向全军发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号令；同时也是新中国首次，唯一一次发出随时准备发射核导弹的命令。
《一号令》发出后，全国上下近百万部队行动起来，数千架战机、数千辆坦克、数万门重炮疏散到野外，核导弹做好随时发射出去的准备。之所以讲是近百万人，是因为操控武器需要人、相关后勤也需要人。他们从军营疏散到野外，风餐露宿两个月之久才回去。
如此重要的战备号令，不说要毛主席发出，起码应该由中央集体发出才是。可“副帅”以个人名义发出这样的命令指示，显然不是一般不正常。
跟这个“一号令”时间相近、有点相似的，是毛主席下达的紧急疏散命令。当时边境冲突不断，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我们，大家无心搞盛大的国庆庆祝活动，但还是搞了简单的庆祝。尽管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劝说毛主席取消登上天安门的例行活动，可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在国庆当天，还是登上天安门。
据说毛主席收到几份“入侵时间情报”，于是决议进行紧急战争准备，中央首长开始紧急疏散。不过也没手忙脚乱，只是加强了战备。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之后，毛主席又做出高层的具体安排：自己离开北京，到武汉去；“副帅”应当到苏州去；周总理则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不过必须带人到西山办公。由于此次疏散过于紧急，所以执行起来有些草率，对一些蒙冤的老同志产生了或多或少的伤害。
其实当时最该留守北京、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军队总指挥应该是“副帅”，但毛主席变相把他的军权夺了，给了周总理。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对“副帅”的不信任。一直以来，毛主席不只预防着外敌入侵，还想方设法地限制“家贼”，或者说“吴三桂式”人物的破坏。显然，毛主席更信任周总理——从1971年“副帅”外逃苏联来看，毛主席的担心并无道理。
“副帅”疏散到苏州后，心情郁闷，便让秘书起草一份“预防战争”的六条指示，并转到北京，让时任总长的黄永胜向全军发布。“副帅”的秘书曾有疑惑，说这事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叶群表示赞同，但话锋一转说这是“副帅”战争年代养成的作风，遇见紧急情况要当机立断，事后再向毛主席报告。
可是黄永胜把这个“一号令”都发出去了，再请示毛主席还有用吗？毛主席是“一号令”发出去后，才收到要求批示的报告。毛主席看后满脸不悦，对汪东兴说“烧掉”。汪东兴还没反应过来，毛主席就自己点燃火柴烧掉传阅件了——汪以为毛要自己拿去烧掉。
毛主席还想烧传阅件信封，被汪东兴所阻拦：“主席，不能烧啊，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待。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毛主席这才作罢。
周总理从汪东兴口中，听到毛主席“阅后即烧”的过程后，选择了沉默。“副帅”想试一下自己的号令灵不灵，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惹得包括毛主席在内的一众开国元勋的强烈反感。
在这以后，“副帅”再没做出这样事的机会了——毛主席有了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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