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在大冶的某村调查时,我们发现有一个不到200人的湾子,里面的建筑很有特点。这里的房子大概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是老式房子,这些房子紧挨在一起,间隙很小,多数房子甚至还共着墙壁。第二代房子比第一代要高大宽敞些,其特点是较为稀疏,房子的大小不均等,朝向不统一。很多房子前后左右都有大块大块的空地,空地的面积不等,有的可以做半所房子,有的则可以做上两所房子,有的只有数平方米。这些空地打乱了村落的整体布局。第三代房子少数建于老村落内,多数散落在村落外围,大小不等。这样三代房子不同的建筑地点和方式,使村落看起来很不规整。

这个湾子的薛老师给我们解释说,兄弟之间的相互嫉妒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薛老师说的兄弟之间,不仅仅是指亲兄弟之间,还包括五服之内的亲房关系。在当地,由“一根堂”分支下来的亲族家庭,称为“祖邻”,即从同一个祖宗而来的邻居,从血缘上讲,还十分地亲近。一根堂除了血脉上的联系外,还享有共有财产。在大冶当地,这样的共有财产主要是宅基地和祖坟山。祖坟山的共有,除了涉及与其他房头、宗族的纷争之外,在亲族内部并不会被挪为他用,也不会引发纷争。

问题就出在宅基地上,因为其涉及每一户的切身利益。因为宅基地是共有财产,不可能一户人家独霸,将其用来做宅基地,或者晒谷场,或做猪圈、厕所。若哪户人家需要使用共有的宅基地,必然就有个协商、分配的问题,亲族内部需要达成一致。第一代房子之间不存在空隙,亲房都住在一起,十分紧凑,主要是因为亲房内部在建房子之前已经达成了共同意见;第二代、第三代房子的混乱布局则告诉我们,亲房内部的一致性出现了问题。薛老师感叹:“祖邻之间的地基,(谁也)别想做房子。”既然祖邻之间的地基做不了房子,就只能到村落外边去寻找新的宅基地建房

是什么原因在阻碍着祖邻之间、兄弟之间达成一致意见?薛老师的解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他说:“在农村,你家发了财,别人家嫉妒,就算是兄弟、妯娌之间也嫉妒,祖邻、亲房之间也嫉妒。你发了财,有钱,想做房子,(但是)那块好地基,大家都有份,你想做,(出于嫉妒)一家都不让,不让你方便,不让你做好,为此打架的多得很。就是我在地基上、路旁边栽的一棵树,也别想挖掉搞走。”

正是这种“我穷我做不起,你发财,一寸都不让你”的风气、思想,也就是亲房、兄弟之间的竞争思想,在阻碍着祖邻之间相互给方便、行好事。发了财的人,要想在一块比较好的共有地基上盖房子,要处理、协调很多关系,而且基本上是搞不成的——“我这个好地基让给你?不可能!”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之前能够搞得好,给方便,现在不行了?

怀着妒忌、竞争这些不平衡的感觉,人们通过对好于自己状况的人打压,不给方便,不行好事,来达到新的心理平衡。中国农村一向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给人们灌输和实践的也是一种平均主义的思想。当农村改革开放后,农民之间出现了分化,各家庭之间开始滋生竞争意识。当这种竞争意识一旦纠结于血缘之中时,就更显得光怪陆离。

根据我们的调查,解放前农村也有竞争,但一般存在于房头之间,宗族、村落之间,或一个地方与其相近地方之间,这些竞争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小团体的意志。人们会为了小团体而牺牲个人和家庭。即使到现在,也可以在一些宗族、房头势力较强的地方看到这种为“大私”(宗族房头)牺牲“小私”(小家庭)的英勇举动。在湘粤边界,传统上经常有分属两省份的不同宗族为着历史的仇恨和当下的利益而发生宗族械斗。1999年的时候,临近水村的一个村落与粤北某村落发生矛盾,后者的村民遂破坏了湘南这边的省级公路、高压电线等,因而构成犯罪,有数个出头较狠的村民被判刑入狱。2005年7至8月份,这些人刑满释放,整个村落为他们接风洗尘,举行大型的庆典活动,大宴宾客,并且请了水村的一套“八音班”助兴。

传统上,在亲房内部的竞争是很稀少的。不仅如此,是互助的行动逻辑在支撑着亲房内部农民的行为,这一逻辑事实上形塑着这个集团的整体面貌。互助逻辑是“自己人”的逻辑,是“自己人”相互提携、体恤、互帮互助、融为一体的行动机制。在亲房内部,任何个体家庭的行为都不是个体所独有的,任何一种行为及其结果都是集体性的,公共性的。离开了亲房其他人的集体行动,个体意义上的任何行为都不能成立,不能获得应有的意义,行为及其行为的意义都是由亲房赋予的。即是说,每个人的行为及其结果,都要被看作是集体的一部分。

具体来说,亲房中任何一个人的成功,比如考学、做官、发财,都不是其一个人、一个家庭努力的结果,而是整个亲房、房头,乃至宗族“共抬”的结果。因此,这一成功是众多行为的集合,众人拾柴火焰高,你的成功即便是最高的“火焰”,也必须得靠众人的“拾柴”才有可能,否则就无所谓“火焰”。而且,即使其他人没有直接为你的成功出力,或者资助,或者鼓励,在一个亲房、宗族村落里,人们也算是间接地帮过忙。湘南俗谚说:“鱼大塘里出”——你这条鱼再大,也是我们这口塘里培育出来的,挖塘的,灌水的,养鱼的,甚至在塘里游泳的,都对你这条大鱼的成长做出过或多或少的贡献。因此,你的成功,不能完全看作是个体奋斗的结果,而是众人培育的结果,也是集体的荣耀。

不仅成功者个人会感觉到自己的成功非一人之功,亲房里其他人也自然而然地这么认为。大家都是这么个想法:你现在的成功,我是有功劳的,我是出过力的,因此,我是很有面子,好像是自己的儿子成功一样,讲出去自己脸上都有光。

我本人回家就经常感受到这样的氛围,很多叔叔、婶婶、伯娘都这样拉着我的手,谈我小时候在他们家玩耍时有多乖,他们带我有多亲,现在脸上有多光彩。这些都是农村人发自内心的想法,不是在邀功领赏。

也正是因为一个人的成功非一人之功,而是众人之力的结果,有这样一个地方性共识的存在,人们就会将这一成功纳入自我的评价体系当中,他的成功即我的成功,既然也是我的成功,也就不存在相互之间的嫉妒之心了。过去,一个村出一个大学生,确实是举全村之力,也是全村的荣耀。

回到建房子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初,水村的杨书轻家有叔伯兄弟十个,为长的杨大哥家人口较多,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生活比较拮据,一时很难将新房子建立起来。但他有几个叔伯兄弟在1981、1982年都要建新房子,他二话没说,几乎整年都在操劳他们建房子的事情,其他叔伯兄弟在他的带领下也相互帮忙、相互支持,都在那几年换了新房。这是互助的逻辑在起作用,虽然他自己没有建新房子,但当看着兄弟的房子一栋栋建起来的时候,杨大哥内心亦感到很轻松,很自豪。外边的人也这样看待他,说他很有本事,这么多房子都在他手上建起来了。可以说,每一栋房子都凝结了杨大哥和其他兄弟的心血和劳动,缺少了其中的某个人,都很难说房子能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因此,每建一栋房子,骄傲的、脸上有光的不只是那一家,而是整个亲房。老礼生杨书煌在接受访谈时,还很自豪地说本房头那几年普遍盖的新房,是亲房的本事,是亲房的互帮互助。

在涉及亲房公共财产的问题上,那个时候人们基本上能够很容易妥协,愿意给人方便。有人希望能在那块共有土地上建房子,先跟亲房里管事的说说,然后再由管事的领着到其他祖邻去沟通。大家一听说,要建房子,说:“是好事,是大事,我们屋里又要起一栋新屋啊,(让宅基地)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呢?”虽然肯定有些人家不那么开通,可能自己本打算过几年用那块地来建房,但最终会通气的。

这样的案例很普遍。杨书案老人家有兄弟七个,祖上留下一块十分像样的宅基地,很多侄子都盯着它,但是因为他在亲房里说了算,所以谁也没有去争夺。他开亲房会议定了这地是谁的,就是谁的,其他人不再有意见,也不存在补偿其他人的问题。这样,形成了传统的居住格局,血缘较近的一群人总是在居住地域上也较近。这是相互给便利,相互支援的结果。

这是一个非竞争、给方便的时代,或者说,是亲房还有管事、说得上话的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共有财产是亲房、房头维系的纽带,是“屋里人”、“一屋人”的象征,共有财产可带来荣耀,带来团结。能够在共有财产上很快达成分配共识,能够给他人方便或做出让步的亲房、房头,都能在当地获得很好的评价,成为此类事情的榜样。

但是,这个时代一旦过去,公有财产就会成为问题、产生问题,成为亲房、祖邻关系的死结。

分田到户之后,农村经历了不断的改革开放。在农村内部,个人被解放,个人能力被释放出来,个人的因素在成功学中越来越显著,而相反,亲房、房头等集体的力量则被遮蔽。

这时,一个人的成功往往被更多地看成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非“众人抬一人”的结果。农民之间开始出现分化,亲房、兄弟家庭之间开始出现差距。分化必然带来竞争,竞争更被活生生地拉进了亲房里头,亲房成了家庭竞争的主要场域,而且尤为激烈。

亲房里的竞争之所以尤为激烈,是因为竞争被掺杂进了血缘的因素。道理很简单,血缘越近,相互比较、被人比较就会越多,越强烈。血缘较近的人,祖先、智力、学识、经济基础、社会经验、关系网络等各方面的前提和基础起初都相差无几,比较起来有原点。这就像人们常说的,同一个母亲生的,“差别咋就那么大呢”。

原点的相近,凸显了个人能力的差别。血缘最近的莫过于兄弟。兄弟之间的关系在竞争中就会表现得很怪异:一方面,对外还是拧成一股绳,兄弟多力量大,别人不敢来惹;另一方面,兄弟竞争也特别突出,谁都不想被人看作是个人能力上的弱者,遂极力自我表现。但是个人素质、把握机遇的能力肯定有所差别,因此,家庭中每个个人的发展肯定不一致,某个时间段的竞争总会有落后者和成功者,落后者就会嫉妒。这是一种不平衡的心态,是不得已的不服气,是“丢面子”后的表现。

落后者总是想达到某种程度上的重新平衡,除了在于个人的努力,还有就是针对竞争对方上的举动,比如不合作,不给方便,甚至拆台作梗,暗中搞鬼,背后奚落,等等。

在共有宅基地的问题中,则表现为谁也不希望另一家在这里首先盖上房子。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的落后,人家的先进,掉的是自己的面子,抬的是人家的脸面。于是,谁也不让谁,谁也不会首先松口,迫使对方到外边另选择地基,增加对方的成本和不方便(如水源,道路,交往等)。如此,共有的宅基地就会空出一块很大的地方,村落内部不少这样的空地就是这样形成的。

通过增加对方的成本和不方便,达到自己心态上的平衡,这是祖邻、兄弟竞争的逻辑。

这类竞争在农村越来越普遍,其后果是兄弟间的矛盾日积月累,越来越深,兄弟感情也因此淡化。有的兄弟竞争甚至从原点开始计较:为什么你我会如此之不同,原因就是“你托了祖人的福”——父母亲留给你的,为你做的要比为我多些,我受惠于父母的比你的少,由此引发兄弟间无休止的矛盾和争吵,甚至影响到父母老人的各方面福利。

现在大冶、湘南农村的兄弟关系是对内竞争、对外团结。以后,竞争会给这类关系带来什么?

竞争总是从内部开始的。竞争是否最终会导致内部的分化瓦解,矛盾从隐性到显性,从对外保持团结、对内竞争,到内外都不留情面;从相互团结、众人抬一人,到相互攻讦,相互争夺财产,最终分崩离析?若缺少“众人抬一人”这样的成功学机制,兄弟、亲房内部的竞争很可能是宗族、房头势力强大的农村地区迈向原子化的一条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