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安史之乱是大唐长时间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包括朝廷与藩镇的权力矛盾、关陇与关东的地域矛盾、贵族和庶族的世庶矛盾...当时的安禄山身处生存困局中不得不反，大唐也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根本无法阻止一场叛乱的发生。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正式在范阳举兵造反。渔阳鼙鼓动起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开天盛世的繁荣景象瞬间就被边军的铁骑撕得粉碎，被动驶上下坡路，直到被路尽头的藩镇朱温彻底颠覆。
传统的说法都是，安禄山造反是为了颠覆大唐，代替大唐，但实际上安禄山反叛首先是为了解决生存危机，他当时已经处于必须得以起兵的方式保住性命的生存困境。
本质来说，安禄山只是大唐政局中的一枚棋子而已，是皇帝为了应对东北的军事危机，制衡西北藩镇，打压太子而有意培养出来的强藩
大唐自建国之后就一直面临着严峻的边疆压力，突厥、契丹、奚、回纥、吐蕃等都是大唐边境上的劲敌，在府兵制逐渐崩溃的情况下，朝廷就不得不以节度使来应对边疆问题，景云二年（711），睿宗任命凉州都督贺拔延嗣为河西节度使，节度使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安禄山就是玄宗为了解决东北的军事压力而任命的节度使。
当然，玄宗这一安排也是为了制衡西北藩镇。对于皇帝来说，主动培养藩镇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藩镇对朝廷造成的威胁他同样明白，于是就采用了以东北藩镇制衡西北藩镇的做法。
同时，玄宗任命安禄山为东北边境的范阳、卢龙、河东三大军镇的节度使也是对太子势力的制衡。由于西北的藩镇和太子李亨有渊源，所以就成为了朝廷的重点打击对象，王忠嗣被免官抑郁而亡、曾担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皇甫惟明被赐死就是典型事件。
自从大唐爆发了玄武门事件，秦王李世民以武力手段强势上位之后，太子和强势皇子发动兵变就成为了家常便饭，对于靠政变起家的玄宗来说，防备太子几乎就是他的本能，其在同一天赐死三王就是具体表现。所以，安禄山就成为了制衡储君设计中的重要一环。
当时的玄宗特矛盾，既怕太子发动兵变提前上位，又怕太子实力不足被政治对手干倒，这种平衡非常难以把握。
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安禄山当然非常清楚，他一方面要为朝廷守好边境，一方面又要和太子划清界限以让皇帝放心。所以，当安禄山在宴会上看到太子之后直接就将太子当成了透明人：“我只知道陛下，不知道储君是怎么回事。”
呵呵，玄宗和安禄山都不傻，玄宗不可能不知道安禄山是在装傻，同样，安禄山也肯定明白玄宗知道自己在装傻，但此时安禄山需要一场政治表演来对皇帝进行表态，让皇帝明白他安禄山是坚定站皇帝的队的。就像东晋时元帝司马睿为什么会邀请宰相王导共坐御床，实际上就是逼着王导在众人面前进行表态以明君臣之分。
历史呀，说白了都是表演，动作和行为都不重要，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安禄山虽然能让皇帝放心，可也得罪了太子李亨，只要李亨即位，那么一系列霹雳手段肯定会雨点式砸向他安禄山，更重要的是，玄宗此时已经进入暮年，太子继位就在眼前，安禄山肯定会有极其强烈的生存危机。
同时，杨国忠在玄宗的授意下已经在打击安禄山，因为，安禄山已经是强藩，朝廷为了平衡，必须对其进行打压。看看安禄山身上的头衔你就明白了大唐削藩的必要：天宝元年（742），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军节度使；次年，安禄山入朝觐见，玄宗加封其为骠骑大将军；天宝三载（744），安禄山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天宝十载（751），安禄山进宫朝拜玄宗请求担任河东节度使，玄宗同意；天宝十三载（754），安禄山最后一次入朝，玄宗加封其为尚书左仆射、陇右群牧都使等职。
天宝二年（743），安禄山入朝觐见，获得了朝廷高规格的接待，离开时，玄宗甚至要求宰相以下的高官必须去给安禄山送行，就是杨国忠当时都不得不强忍内心的不快搀扶安禄山。
可见，玄宗在抬高安禄山的过程中是没有给其准备梯子的，玄宗将安禄山扶得越高，安禄山的内心越恐慌，这已经注定了安禄山日后想要着地就必须得冒险。
后来，安禄山为什么雨点式对边境的契丹、奚用兵，就是为了造成朝廷离不开他的假象，缓解和朝廷之间的矛盾。
但此时的安禄山位高权重已经成为皇权的巨大威胁，尤其是，大唐的节度使不仅有兵权，还有财权、民政权、监察权：募兵权力保证了边将和将士之间的黏性，导致边军只知道有节度使而不知有皇帝；财权保证了边将的个人意志能够落地；民政权和监察权的赋能使节度使已经成为地方的主宰。
当然，不管是军权和财权的下放都和大唐朝廷当时的困局有关：府兵制崩溃，朝廷不得不将募兵权力下放给边将；旧的财政体系崩溃和不断攀升的养兵费用倒逼着朝廷不得不将财权下放给边将。
除了军权和财权，民政权和监察权的赋能更是让节度使群体的权力水涨船高，已经俨然是一方诸侯，而诸侯的本性就是，天然具备叫板朝廷的基因。更要命的是，当时的大唐已经是外重内轻，所以就必须得进行削藩以解除生存危机。西汉的景帝削藩是为了解决生存危机，如今的玄宗也是。
一般认为，杨国忠是因为和杨贵妃的关系才成为了宰相，实际上，亲戚关系只是让杨国忠被玄宗注意到，杨国忠过人的才华才是玄宗重用他的根本原因，因为，杨国忠不仅能为玄宗解决经济问题，更能作为打手打击边将。
事实上，不管是李林甫还是杨国忠，他们的上位首先都是皇帝出于解决经济问题的需求，其次是他们可以承担打手的角色。就像西汉的晁错，皇帝只是将皇权与藩镇的矛盾转移到被重用的朝臣身上而已。
李林甫和杨国忠都明白自己的使命，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同时对藩镇进行精准地打击，李林甫打击西北藩镇，杨国忠面对崛起的安禄山又将打击的重点转移到东北藩镇，天宝十二载（753），哥舒翰被任命为河西节度使就是杨国忠打的一张制衡安禄山的牌。
历史已经无数次验证了一个现实，打手一般都不会有好下场，当年的晁错如此，后来的李林甫和杨国忠也是如此。李林甫当权期间，其儿子每天都是胆战心惊的，常常向父亲哭着讲述高处不胜寒的道理。
同样，杨国忠由于得罪的人太多，其悲剧结局也是注定的，与其说马嵬驿兵变禁军群体是在向杨氏兄妹发难，倒不说他们针对的实际上是玄宗，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忠不过是玄宗的打手而已。
所以，马嵬驿政变的本质是各股势力为了解决其和皇权之间的矛盾而发动的兵变
如此，安禄山的个人困局就已经非常清晰：太子李亨即位之后的打击是必然的；玄宗指使杨国忠削藩是安禄山眼前的困局。所以，天宝十三载（754），当安禄山离开长安时其必然会造反就已经成为朝野公认的事实。
在安禄山的认知中，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放手一搏，这是由胡人冒险的天性所决定的，同时，他们也没受汉人忠君观念的束缚。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朝野公认安禄山必然造反，那么玄宗为何还要放虎归山，因为，杀了一个安禄山，还会有下一个安禄山。
早在北齐时代，山河四省的关东就和关陇处于分离状态，即使后来的北周兼并了北齐，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格局，但这种矛盾依然存在，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首先在山东爆发就是这种地域矛盾的具体表现。
即使到了唐朝中期，关东和关陇依然是严重的不兼容，尤其是关陇还垄断了大部分资源的情况下。大唐不仅猛抽河北的资源来供养关陇集团，同时，帝国的权力也基本被关陇集团所垄断。虽然太宗将部分关东豪杰引入庙堂，唐高宗之后，帝国又通过科举不断引入关东的血液，但毕竟只是少数，无法覆盖到寒门士族、底层汉人和胡人群体。
也就是说，关中本位导致河北和关中处于严重的分离状态，这不仅是地域矛盾，同时也是世庶矛盾的具体表现
虽然安史之乱前河北和山东为大唐供应了三分之二的绢帛，河北和河南给大唐供应了半数的粮食，但开元盛世事实上是与关东无关的
为什么河北人崇拜窦建德这位隋末义军领袖就是这种离心力的具体表现。安史之乱后，河北人将安禄山和史思明并称为“二圣”也体现了河北人的这种心理。
同时，那些寒门士族也希望通过战争拿到被关陇贵族垄断的权力，走上历史舞台，整天劝安禄山起兵的寒门士人严庄和高尚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迫切需要以战争的形式重新进行利益分配。为什么西晋的八王之乱破坏力会那么强，就是因为，其迎合了寒门士人的心理期望。如今的河北士人也将希望寄托在当地节度使身上。
可以肯定，即使安禄山没有起兵，之后也一定会有张禄山、王禄山起兵，因为，矛盾的爆发属于必然。
所以，安史之乱断非起自青萍之末，其背后是各种矛盾的长期累积，已经到了快要爆发的临界点。
玄宗作为政治强人，肯定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安禄山最后一次觐见时给对方各种吃定心丸，如今，他放虎归山其实是在赌，赌安禄山的忠诚，赌对方能够替自己暂时捂住河北将要爆发的火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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