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高饶提出警告，自此高饶的夺权阴谋活动宣告破产，高岗也已众叛亲离，整日躲在东交民巷8号院里酗酒买醉，甚至说出“大不了一死”的话。然而，这件事还没有完……
12月27日，毛泽东过完60岁生日的第二天，就乘专列到达杭州，住进刘庄别墅。毛泽东来住之前，已由浙江省委精心改建过。毛泽东住下来后，心情很好，他难得想娱乐一下，于是对罗瑞卿挥挥手：“长子，把江华喊来，咱们打几圈麻将吧。”
罗瑞卿立即拨通了电话，对着话筒说：“江华你是怎么搞的，主席来了好几天你怎么连个影子也不露？”
江华很吃惊：“啊，主席来了？我怎不知道？”
“你是省委书记，主席来了不告诉你告诉谁？”
“我不知道，就是没有人告诉我！”
“行了，先不管这些。你赶快来刘庄，主席等你打麻将呢！”
江华放下电话，发了一会儿愣，他也好生奇怪。别说他现在是省委书记，就是论个人关系来说，他不仅是毛泽东的老乡，也是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少数干部之一。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时常想起这个老乡，有时把他叫来，天冷时两个人可以各围一条被子，坐在床上聊个通宵，海阔天空，连家庭婚姻私事在内，常常聊得开怀大笑。就连江华与吴仲廉的结婚报告，还是毛泽东亲手批的呢。他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俩是老同学、老战友了，可以结婚。”
1938年，江华要离开陕北去山东军区，毛泽东很舍不得他走，但江华去意坚决，毛泽东只好顺从他。可要出发了，江华坐在毛泽东窑洞里，又磨磨蹭蹭不肯走。毛泽东也觉奇怪，问：“还需要我帮你什么忙？”
江华憨憨一笑：“主席，我，我想借你的望远镜带到山东去。”
毛泽东哈哈大笑：“我说你为啥在这磨蹭，原来想要我的望远镜！这个现在可不能给你，我还准备在陕北打游击时派用场哪。我给你两盒烟吧。”想必敢向主席要东西的人不多，要不是熟到家的话。可是现在主席到了杭州，竟然没有人通知他这个省委书记！
江华来到刘庄。客厅中，罗瑞卿等人已围在一张方桌前，桌上摊着一副骨牌。三缺一，就等江华入座了。毛泽东笑着嗔怪：“江华，当了省委书记架子大起来啦，还要八抬大轿抬你不成？”
江华赔笑着：“主席，我哪是那种人？我刚跟罗部长说了，确实没人通知我。”
“你回去查查，是谁捣的鬼。”毛泽东向罗瑞卿布置完，又叫着，“快，发牌。”
没等罗瑞卿回京，他已查明，原来是高岗搞的鬼。高岗说江华1945年到1949年在东北工作期间反对过林彪。于是，他们串通一气对江华实行了封锁。高岗吩咐有关人员：凡是毛、刘、周、朱等中央领导人到杭州，一律不要通知江华！
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对高岗一伙更加恼火。
不久，毛泽东接到高岗写来的信，信中说，他愿意在将要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请求让他到杭州来，他要与毛主席面谈。毛泽东拒绝了高岗的要求，回信让他有事找刘少奇商量，同时又给刘少奇发了信，要他与高岗谈他“要商量的事情，可与周恩来一道谈，也可加上邓小平”。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约上周恩来和邓小平，分别找高岗谈了两次，找饶漱石谈了一次，均无所获。
刘少奇、周恩来分别与杭州的毛泽东通了电话，报告了高、饶的态度。
毛泽东回电，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予以公开揭露。在这之前，高、饶事件仍是党内机密。这时，周恩来正在办公室听秘书们汇报工作，桌上的红电话机响了，这是保密电话。周恩来一听电话内容，知道是有关高、饶的处理问题，他就挥挥手，让秘书们回避。
周恩来在接到了毛泽东的指示后，为了防止万一，布置他信赖的两位中央委员、长期共事的老搭档陈赓与宋任穷，身上带上“家伙”。
陈赓和宋任穷在陈赓灵境胡同的家中商议着：手枪可是好长时间没有用过了，不知能不能打响。城里又没有靶场，到哪验枪呢？
还是陈赓点子多，他想到壁炉冲天的烟囱，就将手枪伸到里面，对着烟道开了一枪，“还行！”他高兴地笑了。虽然“保密”，枪声还是惊动了院子里的儿子：“爸爸要干什么？是不是要去打猎 …… ”
1954年2月6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作报告，针对高、饶的阴谋活动，着重强调了增强党的团结。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作了重要发言，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阴谋活动。高岗和饶漱石分别作了一般性的检讨。
2月10日，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结合高、饶的问题，再次诚恳地说：
“我现在先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提一些意见。他们的初步检讨是值得欢迎的，但应该指出：还不完全，还不深刻。我们希望他们能诚恳坦率地继续反省，来满足大家对他们迅速彻底改正错误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首先，应该依靠党，要相信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不仅能发觉我们的错误，而且更能指导我们如何认识和改正错误。”讲到后来，他仍是苦口婆心地开导：“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同志们也可以帮助回忆出来的。”
周恩来的话近乎自责：“拿我来说，我过去对于犯这种不利于党的团结的错误的同志也是很尊重 的，而且把他们估计高了，一旦发现这样的人犯了这样严重的错 误，我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也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因此，就要更加努力批判和帮助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求他们改正错误，来补救这个损失……”
可是好心的人们怎样苦口婆心地讲，当事者也听不进去。
四中全会以后，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于2月中旬分别举行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饶问题的两个座谈会。
周恩来主持了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深刻揭露了高岗妄图夺取权力的种种罪恶事实及阴谋手法，分析了高岗堕落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教育全党从中吸取政治教训。
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主持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并根据座谈会所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对饶漱石勾结高岗进行夺权的罪恶事实、伪君子的特点和历史上的问题作了揭露，提出应吸取的教训。
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4月至8月又先后召开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华东局扩大会议、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和上海市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高、饶的问题。在事实面前，高岗不但没有低头认罪，反而对批判他的人更加仇恨，先是在寓所触电自杀，被抢救过来，后又在东交民巷八号他的住所吞吃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饶漱石在座谈会上作了初步检查，但对自己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仍是避重就轻，实行抵赖
毛泽东一直记着1953年财经会议，薄一波因“新税制”被高饶当作靶子攻击的事。
1954年6月3日，毛泽东通知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到他的住处参加书记处会议。薄一波一进门，还没坐下，毛泽东就当着众人的面说：“财经会议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现在这些误会解除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停了片刻，他又说：“如果高、饶问题没有揭露，这些误会可能还难以解除。”
薄一波当即表示：“我确有错误，今后还会犯错误。”
毛泽东说：“错误都会犯，改正了就好；以后再犯，当然还是要批评的。”
至此，薄一波的问题算是完全解决了。
这年夏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要薄一波再主持一次全国的增产节约运动。薄一波心有余悸：“我犯错误不久，恐怕担负不起这个责任。”
周恩来说：“1952年你领导增产节约运动很有成绩嘛！至于财经会议对你的批评，毛主席已经同你谈过了，文件(指《结论》）就不必收回了。”
这年9月，中央在西楼会议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通知薄一波主持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即重工业口）的工作。第二年5 月，毛泽东托周恩来转告薄一波，指定他组织一个有各主要工业部部长参加的大型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工业方面的一个大会。回国后，薄一波被任命为国家建委主任，后又调任经委主任。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薄一波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55年3月21日到31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开除高、饶党籍，撤销党内外各项职务的决定。不久，饶漱石又因犯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问题”，由公安部逮捕审查。
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词和结论中，总结了高、饶事件的教训。
毛泽东指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 (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在最近时期的阴谋活动，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曾设想，在高岗检讨完之后，对他的工作还要给予适当安排。但后来事态的发展已经不可能了。毛泽东也指出受高、饶影响犯错误的同志与高、饶是不同的。高岗、饶漱石是坏人，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应坚决打倒，清除出党。
总之，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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