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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问题曾经是美国内战前南北地域斗争的重大争端之一。
内战后，共和党利用长期执政的地位，不断提高关税税率。1857年的关税率为19%，到1890年提高到50%以上，形成了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高关税壁垒。
旧的地域争端同新的社会冲突交织在一起，引起了多次关税争论。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联邦财政部长詹姆斯·考克斯、联邦税务署特别税务专员戴维·威尔斯都曾提出降低关税的主张，但很快被强大的压力所挫败。此后历任共和党总统都把高关税政策当成自己的护官符。
1、共和党高关税政策的根源
格兰特在1872年连任后，不仅保持了原来的关税率，而且还取消了原来的所得税。海斯上台后，抛弃原来支持自已的低关税派，坚定地执行高关税政策，博得了大企业的青睐，卸职后改任国会关税委员会主席。在阿瑟和哈里森任内，联邦财政每年都有1亿多美元结余，其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关税收入。
但这两个总统都不敢丝毫降低关税率，宁可将财政剩余用于扩大抚恤金、政治分赃和更新海军装备。有时共和党为了避免党内分裂，也调整部分税率，但保持总的关税水平。海斯对此直言不讳：“目标是通过减低关税来实行保护关税。”
民主党在内战后仍然是低关税集团的代表。克利夫兰上台后，在全国关税改革联盟支持下，1887年提出一份低关税咨文。
根据这项咨文，民主党人米尔斯提出要求普遍降低关税率7%的议案。这在国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阿尔德里治和众议员麦金莱率领高关税派展开猛烈反击，米尔斯提案遭到惨败，高关税壁垒依然完整无损。
在1890年，高关税派又得到最大实惠，使税率高达50%以上的麦金莱关税法得以通过。
由于这个税率过高，使美国的出口贸易受到影响，国会又设法对某些集团实行补偿。例如，为了使在古巴投资的美国资本获利，麦金莱法对蔗糖进口实行免税；同时为了补偿国内炼糖业所受损失，政府对糖业资本家给予每磅糖2美分的补贴。在1893年危机中，高关税政策暴露出造成市场萎缩的缺陷。民主党趁机在1894年提出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将平均税率降至39.9%；同时实行征收所得税，对年收入4000美元以上者征税2%。
即使如此微弱的一次税利改革，1895年仍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1897年经济再度繁荣以后，麦金莱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实行了丁格利关税法，其平均税率高达57%，并保持了12年之久，堪称美国高关税政策的顶峰。
2、高关税的受害者
高关税政策对促进美国国内市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末的美国商品进出口总额仍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10，故不足以成为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但是美国的劳动力价格偏高，致使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不利。高关税政策大大提高了美国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比重，从1860年的60%上升到100年的97%，有力地保证了美国在此期间迅速成为世界工业大国。
另一方面，农业受到高关税政策的严重损害。70年代以后，美国农产品在国内供过于求，过剩严重。在国际市场上，又遇到了加拿大、俄国、阿根廷等国的小麦和埃及、印度棉花的有力竞争。高关税政策引起欧洲国家对美国农产品的严厉报复。美国农产品只得以低价向欧洲市场倾销，反过来又加速了国内价格的猛跌，进一步扩大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而工业产品却以农产品作为牺牲来保持稳定的国内价格。
高关税政策还促进了美国工业的集中和垄断。关税壁垒稳定了国内市场行情，有利于大企业之间建立价格协定、普尔和各种联合体。受到高关税保护的工业部门大多较早地形成垄断。
糖业托拉斯总经理哈夫曼承认：“高关税乃托拉斯政策。”关税税率调整反映了部门经济和资本集团的发展不平衡。例如，60年代末苏必利尔湖大铜矿被发现后，国会立即对智利铜矿进口征高关税，以进口智利矿石为主的新英格兰冶铜业却由此倒闭。一般地说，受益于高关税政策的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的中西部大企业。
新英格兰、纽约的出口商、航运业则站在低关税立场上。当时企业实力增长最快的正是中西部，故高关税政策更不易动摇。总之，联邦政府按照资本集团的实力变化来调整关税税率，却牺牲了农场主、中小资本和消费者的利益。
3、出口的必然性
对于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民主党，在国会与共和党的“高关税”政策进行抵制，所以，共和党就不得不和民主党进行“利益交换”，在某些方面不得不有条件的支持民主党的自由贸易政策。同时在美国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随着美国工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美国进口商品激增，出口商品则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同时，美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内战前，美国进口制成品，出口小麦、棉花等粮食作物和原料；到19世纪后期，出口项目开始把纺织品、农具、机械、铁路设备等制成品包括进去，进口项目列入了羊毛、砂糖、咖啡、铜、石油和橡胶等与新兴工业有关和城市居民需要的物资。
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出口总额1870年为39277万美元，1880年为83563万美元，增长了100%以上。对外贸易长期存在的逆差局面，在70年代中期以后基本上得到扭转，逆差变为顺差。美国的对外投资在70年代初只是个别情况，这是因为那时美国尚无过剩资本，但资本外流的情况已经开始出现。80年代末以后美国的资本输出虽然有限，但已变得经常了，主要是投向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其中墨西哥和秘鲁都是最早吸引美国资金的国家。
1873、1882、1893年的三次经济危机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反映，表明美国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与市场相对不足的尖锐矛盾。但是直到西部边疆“消失”之前，美国的企业家大多是全神贯注于他们的国内事业。19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津贴仍然为数甚微，它宁愿靠保护关税促进国内开发。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能冲淡美国日益增强的对外扩张的势头。
1878年，纽约的一些企业家便曾催促国会拨款扩充美国的国外通讯设施。1879年，美孚石油公司开始向国外倾销产品。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远西部轮船公司、兰德麦克来尼公司和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等，都向国外派出了常驻代表，有的还在国外建立了分支机构。尽管有些美国商人开始时缺乏良好训练，经商不顾时令季节，不研究市场的需要，加上语言不通，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远不如英、德等国商人。
但是在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商业活动已经遍及世界各地。除了加拿大和欧洲这些传统的市场外，还有太平洋的萨摩亚和夏威夷以及拉丁美洲、远东和非洲。
美国早在70年代就谋求打开刚果的门户，随后参加了1884年在柏林召开的刚果问题国际会议，渴望非洲成为它自由扩张的场地。此外，连人迹罕至的北极也受到美国的注意，甚至有人急于要在北极建立战略据点，并把这种得议叫做“光荣”的竞赛。
美国急于扩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它的经济实力与它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极不相称。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1%；而它在世界贸易中则占第3位，落后于英国和德国，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在对外投资方面，它更是远远落在英、法、德诸国之后。
改变这种状况，就成为19世纪末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更重要的是，当美国步入世界舞台时，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己经霸占了可以瓜分的绝大多部分殖民地，而德国、日本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加入了列强角逐之列。
因此，美国的扩张活动一开始即面临着严峻形势。尽管美国国内市场尚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但它已不能等待国内市场饱和之后再去抢占海外市场。“美国之鹰”渴望展开它已经丰满的羽翼，在19世纪末的国际角逐中去占据一席之地。
4、出口与高关税的折中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界、军界、商界以至與论界的大批要人，都宣扬极端的沙文主义，主张推行以武力为后盾的打张主义对外政策。
著名的海军战略学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声称：
“至少有13的机械和衣产品超过我们的需要，我们必须输出这些产品，或者驱逐生产这些产品的人。”
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约翰·米勒认为：
“现在已到了这样的时候，国家繁荣，到处兴建制造业，因而需要寻求新的市场以保持我们的工厂开工。”
许多城市工商企业组织，更是对追求海外市场表现了极大热情。当时纽约已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该市商会年会曾热烈讨论了推动对外贸易问题，作出了相应决议，并向政府提交了请愿书。
其中特别反对英国对拉丁美洲贸易的垄断，担心美国的排华最终会影响它在远东的经济利益。纽约商会和运输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还通过决议，建议大西洋沿岸城市共同讨论它们一致关心的商业问题。
与此同时，商业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有影响的代表刊物有《美国投资》、《制造业和建造业者》、《铁路时代》、《美国出口商》和《钢铁时代》等，这些杂志常常鼓吹政府应当帮助工商业者去开拓国际市场。
1885年的一期《钢铁时代》强调，商人和制造业者需要“鼓舞性”的政策，政府应当不惜以武力去为商人开拓市场。“有枪才能旅行”的观念，已为这些杂志所习用。
另有一家商业杂志认为，“我们的对外贸易进行得‘很好’，可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得更好。我们拥有肥沃的土地、良好的气候、精力旺盛的人民等优势以及世界上最完善的交通系统，为什么要落在后面呢？”“美国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工厂和金融中心，也可成为世界的谷仓。”
美国政府在推动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斯总统的国务卿威廉·埃瓦茨遴选一批具有从事工商业经验的人出任驻外领事，要求这些领事每月提供一份驻地的详细经济情报，其中包括工商业活动、银行活动以及金融、税收、交通和劳工等方面的信息。
有的经济情报还分析了某些美国商品在海外滞销的原因，提出了怎样做广告，鼓吹在海外设立工商企业和银行的分支机构，甚至建议开办永久性商品展览机构等等。美国驻外人员提供的准确经济情报，深受美国国内工商企业主、各地商会和经济刊物的欢迎，大大推动了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
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是直接关系到美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件大事。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党和共和党围绕关税问题展开的长期斗争，反映了企业界内保护主义者和自由贸易鼓吹者之间的激烈矛盾，而美国政府的更迭，也使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状况。
自由贸易主义者认为，高关税势必带来国外对美国海外经济活动的敌视；保护主义者则强调，低关税会使便宜的英国货物泛滥美国市场。后来一些开朗的保护主义者提出一项折中办法，即互惠贸易。互惠贸易成为日后美国对如拿大尤其是对拉丁美洲大力推行的政策，它既是美国扩大市场的手段，又是用来“对抗欧洲在这个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的影响。”
5、金银之争
货币问题较之关税问题更为尖锐复杂。
它既是由内战遗留的财政问题所引起，又与向垄断过渡的金融结构密切相关。内战后的美国币制相当混乱，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包括金币、银币证券、国民银行和州立银行的钞票、联邦的绿背纸币和债券等。其中绿背纸币占通货量的一半，约4.5亿美元。绿背纸币既不能兑换黄金，又不能用于国际支付，遂不断贬值。1865年每元绿背纸币的实际价值只等于35美分金币。这种状况造成市场价格被动，银行信用缺乏保证，不利于资本家取得稳定利润，同时影响着美国的国际支付能力，难以吸收急需的欧洲资金。
1866年以后，共和党几次试图恢复硬币支付，但屡屡受挫。
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彭德尔顿提出，如果政府用硬币支付公债，就会引起私人债务的硬币支付，那么以往借贷纸币的债务人利益就会受到损失，因此政府仍应以纸币偿债。此即所谓“俄亥俄观点”。
格兰特总统对此观点不屑一顾。他决定对所有的联邦债务实行金币支付。1873年危机造成金融形势恶化，硬币派抢先在1872年12月通过“恢复硬币支付法”。规定从1875年开始以硬币发行量80%的比率陆续收回绿背纸币，直至绿背纸币流通额降至3亿美元；至1878年美元同黄金价值挂钩，全部纸币均可兑换硬币。
这个法令表明美国实际上开始实行金本位制。
然而，向垄断过渡时期的中小资本和农场主的大量破产，使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矛盾有增无减。原来的绿背纸币派把减轻债务的出路转向了通过恢复金银复本位制来增加通货量。早在1837年联邦政府就规定了白银与黄金的比价为16比1。
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开采后，出现银贵金贱。1861年，黄金年产量为白银的20倍，银币退出流通。70年代落基山区巨大银矿发现和开采，形势陡变为金贵银贱。但此时欧洲国家已相继实行金本位制，国际市场上白银贬值。
尽管如此，联邦政府并未正式废止复本位制，故绿背纸币派就转变为银币派。银币派根据“格雷欣法则”，认为白银一旦进入流通，就会取代黄金，实现通货膨胀。
但是1873年铸币法限制了白银铸币量，从而堵住了债务人的另一条出路，他们愤怒地把该法称为“1873年罪恶”。
慑于银币派的压力，国会在1878年讨论银币问题。密苏里州民主党众议员理查德·布兰德提出了按16比1无限制铸造银币的议案。经过一番争执，金币派通过了稍作让步的布兰德-艾利逊购银法。规定财政部每月购入相当于200万至400万美元的白银并发行同量的银元券。但这无法改变白银供过于求的状况，银元券也难以进入流通，“金银之争”有增无减。
80年代末，银币派广泛开展活动，并于1889年成立全国复本位联盟。两大党迫于压力，在政纲中都列入了复本位条款，但实际上都保留了金币政策。
1890年，高关税派和银币派达成交易，在国会中通过谢尔曼购银法，实现了暂时的妥协。该法规定财政部每月购银450万盎司，相当于全国的白银月产量；并发行具有货币效力的国库券来支付银价。从1878年布兰德购银法开始，到1893年谢尔曼购银法被撤销，联邦政府共购白银5.34亿美元。
但这并未改变畸形的金融结构和通货紧缩的局面，因而也无法平息“金银之争”。1893年危机时黄金储备大量流失，购银法再也无法维持。
6、金银之争的后遗症
“金银之争”同整个社会的政治冲突纠缠在一起，成为党派阵营的分水岭。
硬币政策保证了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促使银行资本走向集中和垄断，对内战后美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同样是以牺牲下层人民利益为前提的。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深入发展，这种政策的弊端也不断地暴露出来。
长期的通货紧缩造成货币供不应求。从1869年到1897年，货币总供应量比总需求量少2%一4%。人口平均拥有货币量从1865年的30美元降至1890年的27.06美元。由此导致利率持续上升，债务不断加重，农业、铁路等部门日益陷入困难境地，成为1893年危机的诱发因素。
这种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分布的极不均衡。东北部所拥有的货币量超过西部和南部总和的几十倍，从而控制了这两个地域的货币供应。这种金融分布的地域格局为东北部银行在西部经营抵押、在南部发放高利贷提供了极有利条件。
整个东北部从西部抵押中每年收益可达1.8亿美元。但是西部、南部的长期萧条状态，使这种金融结构基础极为脆弱；一旦崩溃，就会导致恶性的连锁反应。
从全国范围看，纽约集中了当时国民银行全部现金储备的40%以上。华尔街以此控制了全国各部门、各地区的投资方向，形成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摩根集团在1893年危机中，有能力动员350万盎司黄金，来支撑当时面濒临崩溃的联邦信用。
这充分证明了内战后货币政策的实质性结果，即联邦政府以全国的财力支持华尔街，最后竞使白宫仰仗华尔街的鼻息。至于金本位和复本位的胜负问题，在1897年以后已无关紧要。黄金产量猛增，使货币发行量从18%年的18亿美元增至1901年的31亿美元，物价也提高了一半。国会在1900年毫不费力地通过金本位法，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金银之争。但金融体制的改革远未完成，货币争端的影子在20世纪美国社会中一直可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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