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物：王澍
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当代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设计师
2012年荣获有建筑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立兹克建筑奖
“那么多大量的传统建筑被拆毁，知识界特别是建筑界几乎没有什么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这等于是建筑师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责任。”
他的话语掷地有声。
几十年来，他如一个斗士，不断地为“传统建筑”鼓与呼，守护着中国传统建筑的过去与未来。
几十年来，他也留给外界颇多争议，被认为是“不合群的”，建筑缺少“实用性”的。他也自我调侃地说，“我就是一个边缘的建筑师”。
他就是王澍，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中国第一个获得建筑学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之人。
普利兹克奖评审辞写道，“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他确实超越了争论。他通过守护传统建筑、守护乡村，推进新型木结构、夯土材料的应用，以期将更多的“传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他更大的理想是——重建中国当代建筑的语言体系，重建一个面对未来的影响世界的中国建筑价值观体系。
他说，这对于我来说是更有意义的。
班晓丽 中房报记者 马淑艳 杭州报道
采访约在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14号楼，树木湖水间掩映的一处古朴却隐现着张力之处，沿着石阶而上，便进入到了一个设有报告厅、咖啡店、空中连廊的建筑内，灰黑色的建筑体系，散发着低调而沉稳的气息。
曾几何时，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饱受争议，被杭州建筑圈称为“最丑的建筑”。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座建筑以及她的建造者王澍都成为了中国建筑界独特的存在，透过旧有的材料、现代与传统交织的建造工艺，将过去与现在关联。
王澍用旧材料建造校园，以及后来的宁波博物馆、舟山博物馆、十里红妆博物馆等，都大量的采用了当地几乎被扔掉的旧材料，希望回应和引发当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以及对于传统建筑文化保护的关注。他曾扬言对中国城市的未来不抱希望；他也曾担心50年后的深圳都是建筑垃圾；他也说过上海不是中国城市，因为遍地都是外国人的建筑。
“当时，那么多大量的传统建筑被拆毁，知识界特别是建筑界几乎没有什么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这等于是建筑师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责任。”王澍淡然地表示，我始终认为，建筑师首先是一个文人，现代意义上的文人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要对社会上发生的重大现象或变化一定是需要有回答的，不能视而不见。
关注社会发展中的一些不适宜的情况或变化，王澍一直在做，也一直在呼吁。
这几年，在参加“全国两会”时，他提交的提案均与城乡建筑的文化保护相关。他在提案中提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依然存在问题，唯经济发展为中心、过度相信所谓总体规划、过度依赖大型房地产开发的做法，导致大量历史文化遗存被破坏，很多城市与乡村成为几乎没有文化记忆的地方。
他高声呼吁，我们迫切需要严格立法来保护城市实体文化记忆，不能让中国城市与乡村变成没有记忆的地方。
也正因他的有所坚守，2011年，他荣获了法国建筑学院金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国际建筑学界大奖。2012年，他荣获普利兹克建筑奖，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建筑学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评审辞写道，“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几十年来，他也留给外界颇多争议，被认为是“不合群的”，建筑缺少“实用性”，他也曾自我调侃地说，“我就是一个边缘的建筑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齐康曾这样评价他，“这个人有才华，但是呢，有点个性，是个不守规矩的人”。
就是这么一个看着不守规矩的人却坚守着传统，不断为“传统建筑文化”呼吁，他修订上千遍施工设计图参与建造的国家版本馆杭州馆，也是再次希望通过创新的方式将更多的传统文化、传统材料、传统建造工艺及高质量的建造追求在这片土地上留下。
他还在研究可再生材料，如夯土材料、新型木结构，以及它们大面积使用的可能，“在欧洲，这些材料已经可以工厂化生产了。”
他更大的理想是——重建中国当代建筑的语言体系，重建一个面对未来的影响世界的建筑价值观体系，并将这一体系以更自然的材料、更真实的多样式的方法落地并形成体系，也变成学校的教育体系，传承给年轻一代。
他也有些许遗憾，那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可以比肩知名博物馆的宁海县十里红妆博物馆、舟山美术馆都曾经因管理不善和资金问题，处于沉寂的状态，他露出了少有的无奈。
2024年11月初，杭州，细雨绵绵，笼罩在烟雨中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更显宁静、旷远，三三两两的学生撑着伞在雨中前行，悠然、灵动，与山水校园相映成趣。在这样一个趣味盎然的校园，我们与有着古朴之风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有了一次交流，从他曾经多次参加的威尼斯展到象山校园到国家版本馆杭州馆，再到乡村、可再生材料应用，一一而谈。不远处，学生们正坐在风雨连廊内上着课，讨论着当下与未来，风声、雨声、讨论声，声声不息。
“要将历史和文化留下来”
10月底，王澍和同是建筑师的妻子陆文宇去了威尼斯“第60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今年双年展的主题是“到处都是异乡人”，在全球动荡与不安的背景下，双年展各国展馆都力求以艺术构建同理心与理解，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展览，更是一次人类共同命运的探讨。
这次威尼斯之行，王澍受邀作了一场演讲，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新建筑中要包含旧房子的要素”。会议组委会知道，王澍所参与设计的每栋建筑中都包含有旧时的元素，他很好地保护了那些旧有的印迹，并传承至今。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就是其中一个。
象山校园建设之时，正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10年（2000年至2010年），从大城市到小城镇，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期间，诸多传统建筑在各类建设中消失。一味地拆旧建新，致使城市个性丢失、城市文化断裂……
当时的王澍无奈且愤怒，大拆就意味着大破坏！“那么多大量的传统建筑被拆毁，是非常可惜的。”
在一次建设师云集的论坛上，王澍再次表达了这种愤怒，“历史中，民间的普通人都能建出美丽的建筑；但有趣的是，我们的新城市、新建筑却很糟糕。如果这是专业建筑师干的， 那么我甘于业余在这个时代，我选择站在不知名的人民大众行列中。”
2002年，象山校园开始建设，回收旧材料建造建筑，是王澍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大拆大建的一个现实回应，分别于2004年、2007年完成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新校区一二期工程，共使用了从各地拆房现场收集的700多万块不同年代、尺寸的旧砖弃瓦，它们被砌成外墙、屋顶、雨檐、通道，铺设在了象山校区。王澍将这些带有时代印迹的砖瓦和现代混凝土碰撞到一起，称之为“时间的交易”，好像是要把被时代抛弃和遗忘的某种元素，融入到他的当代建筑设计中，都要收集保存下来。
“当时，很多建筑都已经失去了时间感、历史感，我们希望通过那些旧材料将建筑所凝结的时间、历史给保留下来。”王澍表示，这些历史和文化都应该是我们要尊重的。
象山校区在建设过程还面临着一个棘手问题——建设成本。当时，中国美术学院的建设资金几乎全部来自贷款，在这一背景下，学校对于象山校区的建设提出了成本可控的要求，还要做到国际水准。
当时，给出的费用相当于同时期大学建造成本的50%，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我觉得可以！”王澍说。他将目光投向了少人问津的旧材料，也开始说服甲方大量的使用旧材料，“当时对于用回收的旧材料做校园存在的分歧较大，那个时候，大家都想造新建筑”。使用旧材料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也很便宜，2000初，旧材料的价格仅是新材料的1/4。
不过，在王澍的坚持下，象山校园最终通过使用旧材料落成，各种声音袭来，王澍并未理会，“有质疑是正常的，但我要做的是留下它们。”
回收旧材料建校园时，王澍还在做着一件事，收集过去传统的建造工艺。他希望，在中国建筑施工体系已经完全西化的模式下，给中国传统建造体系留有重要的一席地。
“关于中国建筑的传承，社会上普遍抓的重点是风格、样式，从营造方式上来看，中国建筑真正的传承根基应是建造方式和材料。不讨论材料和建造体系，根本无法讨论中国建筑的传承，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让我的学生把宋代《营造法式》当理论著作读，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中国新建筑中持续地探索这方面的原因所在。”王澍说。
此后，王澍又平行地设计建造了宁波博物馆，落成后的灰色的宁波博物馆宛如一座巨大的砖瓦碉堡，沉默地盘踞区政府南侧，棱角硬朗，与周边环境形成一种调离的美。
这也是一座用旧材料建设而成的建筑。当时，宁波博物馆所处之地计划建设新的CBD，30个村子拆了29个，已经将原有的印迹、文化全部荡平。看到这一现状，王澍当即就和甲方提了一个要求，划出一个区域，将村子拆下来的旧材料全部回收到那里，他要用那些旧材料作为建造博物馆的基础材料。
这一举动遭到了众多质疑，当施工结束时，脚手架拆了3米就不敢拆了，甲方害怕引起市民的情绪和巨大非议，王澍则据理力争，“新材料建成的房子是没有回忆的，但我的这个房子是有回忆的，它代表着真正的人类生活的历史。”
随后，王澍又在宁波天一大讲堂作了一场开放讲座，他从城市的发展史、城市的文化、城市记忆以及传承方面讲开来，下面挤满了人……
随后，30个村子的40多种600多万块废砖旧瓦成为了宁波博物馆的一部分，这些旧砖瓦包括青砖、旧瓦片、红缸砖以及水缸等器皿的残片，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仔细观察还能看到数百年前的烧制痕迹。他创造性将这些旧材料融入到了博物馆中，这也是最为人所称道的。如今，宁波博物馆已是宁波最富盛名的地标建筑之一，荣获了中国建筑施工的最高奖项——鲁班奖；也因其独特的设计风格而备受瞩目，它的外观仿佛是山的一部分，充满了自然与历史的交融。
当时，有一位当地参观者指着博物馆上的一面墙对王澍说，这个和他们家的院子是一模一样的，参观者像是找回了曾经的生活和快乐，久久不愿离去。
“后来发现，只要和老百姓讲清楚了，他们就特别高兴，最后还出现了连续3个月每个月超过上万人参观的景象，每周一闭馆日，老百姓也去排长队，不允许闭馆，导致博物馆在前3个月都不能闭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忙到深夜。”谈起这段过往，王澍笑了起来，无尽的回味仍在其中。
“这对于我来说是更有意义的，这是一代一代人的生活的记忆，会传承下去的。”王澍说，并且，宁波博物馆的落成也说明当地老百姓对于创新的容忍度很大。
实际上，宁波博物馆的落成还有另一层深意，王澍想告诉外界，通过传统的建造方式和旧材料应用，不仅可以在校园内实现，在社会上也可以实现。
“乡村对于中国文化的保护、保持意义重大”
“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城市整体失忆；更恐怖的是，我们对此没有感觉，失去了一切却仍泰然而处之。”王澍表示。
2012年拿下普利兹克大奖后，王澍没有马上在大城市做地标建筑，他望向了农村。其中，杭州富阳西部偏僻山区里的文村成为了他经常落脚之地，他要守护乡土，守护地域性。
文村是距离杭州市区有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小村子，它沿溪而建，背靠连绵山脉，呈带状分布，世世代代的人们在这里生活着，变化也在发生着：旧建筑被拆掉，新建筑被修起，附着在建筑、村子内的风貌、肌里也渐渐消逝……
王澍称这样的村子为“半残村”。进不了保护名录的这些半残村，占据了目前中国乡村面貌的绝大多数。以浙江省为例，全省3万多个村子仅有最多3000个能被作为传统村落被保护起来，而剩下的27000个就可以拆掉。王澍希望通过对文村的改造，树立一个样本，将这些传统村落中传统风貌、文化保留下来，同时，给乡村以发展的希望。
文村还一些地方深深地打动了王澍 ，一是这个处于山区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小村，有40多幢来自明代、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居，它们采用当地常见的杭灰石、青砖、夯土混合建造，每块石砖保留着不同的纹理和历史；二是老村的选址是“坐南朝北”，“这个地方的土地非常稀缺，他们宁可选择人住的地方差一点，住在山的阴影里，也要把太阳全部留给农田，考虑的是人和自然之间最合适的关系，我觉得特别震撼。”王澍在接受《一条》采访时说。
最终，王澍全用当地的材料（如当地山上黑黑的杭灰石、夯土、抹泥）、当地的做法，配合现代的清水混凝土，拆、改了14栋新式别墅，为村民新建了24户新房，建设了公共的交流区域，也保留了村子小卖部，并门口原来的石板凳还加长了，能容纳下5位老奶奶同时坐在一起。
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他说，“我不希望改完之后，真实感消失，把生活也给改掉了。她们仍然坐在那里，这是最让我欣慰的。”
2016年，村子造好之后，浙江省觉得很成功，那年年末，浙江省的建设工作会议就在这开现场会，主管建设的副省长以及全浙江省91个县级单位管建设的副市长、副区长、副县长全部到这里开会，来看样板。
文村也从传统村落保护的“半残村”，成了乡建大潮中的独特范例。
“相对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一起并存的，甚至还活着的传统文化，基本都在乡村。乡村对于中国文化的保护、保持意义重大。”王澍说，另外，从生态的角度来说，整个中国乡村的生活方式，包括生产活动都还保持着和自然更接近的状态，如果说城市文明已经完全人工化的话，乡村还保留着大量的没有被完全被人工化的更接近自然的状态，这是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特别需要保护和延续的，它有特殊的价值。
在王澍看来，我们城市反而是有一些异化了。“房地产的开发模式就是反城市化的，它不仅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也将中国的城市摧毁了，一个新小区的出现往往会毁掉十几条老街道，城市没有街道还叫城市吗？城市没有混合性叫什么城市？”
“这些模式都是典型的欧美国家的郊区的发展模式，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王澍表示。
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城市要有一定的密度，要有混合性，要有街道，要重视社区建设，要重视保护城市的肌理，“没有社区、没有城市肌理存在，人要如何生活？人也就变成了孤立的人了。”
王澍曾经在《中国传统建筑，为什么不过时？》的访谈文章中提到，中国建筑有一系列空间，从人的出生、长大、结婚、生子等，一直到死亡，它不仅要告诉你，你从哪里来，而且会清楚地告诉你，将来要去哪里，在建筑中，人们生活着、传承着。他还经常拿宋代著名山水画家李嵩的一张《西湖图卷》来阐述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与发展体系，从那幅图来看，整个城市都是俯瞰的，能看清楚的建筑大概只有雷峰塔、保俶塔，还有几座大一点的寺庙、城楼的屋顶，大部分建筑都看不见，全部笼罩在树木当中。“美不美？这就是中国的城市，所有的建筑全部笼罩在自然之中，跟自然的山水树木发生关系。”
也因此，他在参加全国两会期间，多个提案都与保护城市的传统和文化相关，他希望城市更新要有机更新，对于历史建筑、名镇、民居要从“真实性、多样性”方面进行保护，避免通过商业方式将建筑所具有的真实的历史价值覆盖住，真实性的保护特别重要；也不要强求某种统一风格，历史遗留的多样性是中国文化最宝贵的。
甚至他提出，如果目前城市更新没有比较好办法解决的问题，那就不要着急，不要大刀阔斧的推进，先从保护做起，进行微更新。
王澍这些年的呼吁已得到了高层关注，在一些大政方针有所体现，特别是2023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关于扎实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通知》中，提到了有机更新、保护式更新，这为城市的未来发展定了调。
“未来，希望我们的相关法规或规划方面有一些调整，甚至可以对中国城市法规做一次彻底讨论，以让我们的城市更具韧性、多样性、生活性。”
“总要有人先吃螃蟹”
除了回望乡村，关注城市的发展，这几年，王澍还做了一个被他称为“最难与最好的作品之一”——国家版本馆杭州馆，以及持续不断的研究可再生材料的应用。
国家版本馆杭州馆位于世界文化遗产——良渚遗址旁边，总建筑面积10.31万平方米，在一座原本废弃的矿坑中，经过巧妙处理，采石所余的山体与楼阁互为掩映，营造出曲径通幽的景象，呈现出宋代绘画中的“掩映之美”。
为了建好国家版本馆杭州馆，王澍在设计之初就将“自然放在第一位”，强调自然山水的和谐，建筑融入自然山水中；同时引用董源笔下山水平远构图的“平远法”，将杭州馆一层层设计开来，境界辽阔、平淡、冲和，展现江南山水意境。
为了实现这一意境，王澍、陆文宇所带领的团队大大小小画了近3000张施工细节图纸，反复修改、打磨，力求完美。
一些设计院在进行工作配合时，施工图的设计深度远远不够，做了100多张图纸就交工了，这在他的眼里是不行的，只是刚刚打磨出了样子，王澍要求反复打磨，做到最好。如国家版本馆使用的夯土材料，因为施工工人没有接触过，主创建筑师王澍的团队光在现场培训就超过了500人次；杭州馆使用龙泉青瓷做的挂版，整个设计、施工过程中都是主创建筑师和龙泉青瓷窑口的师傅们一起探讨完成……
“这往往意味着我们的设计人员付出的劳动是其他的20倍，这样的付出在很多方面是不支持的，从法规到设计费再到时间，谁会给你20倍的设计费和时间呢？”王澍笑着反问，整个社会都在求快发展，我们现在是靠情怀工作。
2022年，国家版本馆杭州馆落成，外界评价，这个工程的施工质量是中国建筑质量的“天花板级”。
在推进国家版本馆杭州馆建设过程中，在技术上，既实施了“七大特殊工艺”，完美呈现既有现代建筑常用的混凝土和钢结构，又有传统建筑常用的木结构和夯土墙；既有青铜覆面的双曲面屋顶，又有混凝土预制屋面板；既有东方韵味的竹纹清水混凝土，又有西方建构传统的木纹清水混凝土，建构了现代与传统材料完美融合的样板。
这其中，传统建筑常用的木结构和夯土墙材料与建造工艺是王澍始终在推进的。
对于夯土的使用，王澍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关注，至今已有20多年。2010年，王澍团队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生土建筑研究中心合作建成了国内第一个生土建筑实验室，从理念往前走了一步；这两年又落地了使用自然材料的数字机器人实验室。
“我们的实验室已掌握了这些材料核心技术，比如现代夯土建筑，从材料选择到现场施工我们都掌握了，且这一技术已在包括国家版本馆杭州馆等一系列大型公共建筑中实现了应用。”王澍说。
目前，这些材料在市场上应用并不多，王澍希望这些建筑材料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甚至让混凝土材料在他的建造体系中基本消失，用更生态、更自然、更轻型的更中国式的建造体系替代现在的重型的不生态的建造体系。
这似乎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目前市场上主要应用的还是高效快速的混凝土体系。
“总要有人先走这一步，总要有人先吃螃蟹。”王澍表示，国内也有一小批青年建筑师受我们的影响在进行着这方面材料的应用以及方向的探索，这是令我很欣慰的。
王澍也略带遗憾地表示，实际上，欧洲在可再生材料应用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了，欧洲木结构的高层建筑已经可以做到80多米，包括规范都改了；夯土的高层建筑也在尝试。“德国现在的夯土建筑已经可以做到工厂化生产了，这是整个国际上很有力量的趋势，代表着世界建筑最前沿的方向。我希望我们的建筑是可持续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考量。”
对于为何要做这方面的研究，王澍有着他自己的思考。
他认为，当下，人类面临着各种冲突，包括社会矛盾加剧、气候冲击、战争蔓延等，其中最棘手的冲突是人与自然间的争夺，是大量的人工造物和自然界的冲突，甚至在某些方面，人工造物已经压制了自然的生发，要引起关注。
“我们发展到今天，不仅要对我们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回答，也要对世界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有思考和回答，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建立也将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这也是意义重大的贡献。”王澍说。
采访结束后，王澍、陆文宇和我们告别，还有另一项工作正等着他们商讨，他们撑起伞紧步而去，消逝在蒙蒙细雨中。
对 话
王澍：我仍是一个相当边缘的建筑师
中国房地产报：从中国美院象山校园、宁波博物馆、十里红妆博物馆等建造中，都能找到过去不同年代的旧砖、瓦、石料和陶瓷碎片，您为什么选用这些旧材料造建筑？
王澍：留下历史，留下文化。
实际上，这些建筑建设时期正是城市大拆大建的一个时期，我们几乎所有城市包括县城，都是在往“新”上调整，城市在保留历史文化多样性、真实性等方面越来越少，一些城市的整修，本来过去是真的青砖墙，挺美的，整修后全部用青色的面砖贴一遍，这不是保护，这是在毁坏，所以这让我觉得大家对于“文化保护”、对于“真假”越来越不重视，都是在粉饰，这是有问题的，对于这些情况，我希望通过这些旧材料的收集、应用，将过去所凝结的时间、历史给保留下来。这些历史和文化都应是我们要尊重的，需要我们要特别重视和反醒的。
中国房地产报：象山校园、宁波博物馆建成后社会上也有一些争议，您怎么看待这些争议？
王澍：有争议是正常的，我的所有的作品都有争议。一个设计师去做原创性的东西一定是市场上没有见过的，我们经常说从“0”到“1”的创新，真正从“0”创新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大家没有见过，真正的创新是连评价这个创新事物的体系都没有形成，大家甚至不知该如何评价。这才是真正的创新，我们每一个建筑都碰到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当我们在谈论现代建筑时本身就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白色的方盒子’为代表的建筑形式，这类建筑多是抽象的，是经济、高效、快速的，是科学的和技术的，但却少有历史和文化印迹。另一种，它是以尊重为前提而产生的新建筑，这类建筑所处的环境一定是已有存在的旧建筑，它从中而生，强调的是建筑存在和文化的连续性。
历史上，曾经一段时间，将第一种建筑认为是具有革命性的和前锋性的，第二种建筑则被认为是更多的具有历史传承性，没有那么具有先锋性、引领性。从现在来看，第二种建筑形态可能是更先锋的，它是真正地在面对历史和文化，并从其中形成新的转化和创新，难度是非常高的。第一种形态其实更容易实现，它摧毁一切，之后再在上面建设起新的，往往很容易。
中国房地产报：除了关注旧材料、城市建筑的保护，您也展开了关于推进乡村居住改造的工作，为什么关注乡村？
王澍：我对乡村始终有一种天然而热烈的喜爱，里面充满着朴素、简单、纯真的情感；我关注乡村很大的原因还在于，乡村还保留着一定的生活多样性、生活的真实性，相对慢一些的生活状态；反观城市，多样性在快速消失，真实性也在消失，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深刻的问题。所以，有时侯我们需要重返乡村，因为乡村是治愈的；乡村很重要，如果城市是我们社会的一半的话，乡村就是我们的另一半。
从某种层面来看，我们对乡村文化也一直是低估的，认为那是农村，是落后的，但事实上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中国的乡村文化是很高质量的文化，这个质量甚至比城市高，这是中国很特殊的一个文化，我们要特别的去重视，去保护，不仅仅是让乡村富起来，还要保护起来。
我们正在探索的自然建造的体系，大量的经验、造艺都是从乡村中学来的，那也是我们的一个巨大资源库。
中国房地产报：在您的生活和工作中，哪些方面是您一直坚守的？如何评价自己？
王澍：我比较强调的是，我们的思考和探索要有鲜明的脉落，要有持续，不能急功近利。最核心的是，面对中国文化和现实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一个人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创新性的探索，这也是当年我在学校时一位老师告诉我的，做设计一定要“胆大心细”。“胆大心细”是说，创新一定要胆子大，但你要能拾起来，能将创新全部扎实地落地，这是创新的关键，而不是天马行空。
社会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会发现，所有重大的事情都不是一堆人在一起乱哄哄的能做出来的，真正有突破的、原创性的往往来自小团队，甚至个体，往往都是在社会的边缘发生，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仍是一个相当边缘化的建筑师。
中国房地产报：学习、工作中，哪些建筑大家给您的影响较大？
王澍：一位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他的一生只为古村落，他曾说，没有乡土文化的中国文化史是残缺不全的，不研究乡土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一位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童寯，他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江南园林研究，从本土文化的角度給我这样的青年建筑师重大启示。还有同济大学的冯纪忠先生，他从设计和材料建造的角度开启了中国当代建筑的语言实践，他们才华横溢，学贯中西，开创了中国现代建筑理论与创作之先河，也推动了中国建筑史发展，他们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房地产报：对于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工作，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王澍：我一直想的一件事就是，如何重建中国当代建筑的语言体系，重建一个面对未来的影响世界的建筑价值观体系，并将这一体系以更自然的材料、更真实的多样式的方法落地并形成体系，也变成学校的教育体系，传承给年轻一代。
还有就是，要把中国建筑师所做的努力告知世界，所以，每年我们都在国际上做展览，接受采访，不停地传播中国的建筑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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