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记者 唐佳燕
余华英案重审二审开庭时，几十家媒体将镜头对准杨妞花。在杨妞花的背后，来自贵州的寻亲团和其他受害人默默站在她的身后，他们的愁容和红色的寻人信息组成一面特殊的背景墙。
如果说杨妞花是“大女主”，她被拐后亲手复仇是故事中罕见的、明亮的一面；聚光灯外，其他受害人和贵州寻亲团则是普遍、灰暗又坚韧的一面。
采访之后，他们的面目一个个逐渐清晰浮现：有的寻亲家长为了寻子，开着贴满寻子信息的面包车，一边卖棉花糖作为路费；有的已头发花白，在镜头前只乞求能最后见儿女一面。有的受害人，在孩子丢失后大半生守着擦鞋摊，已经年迈却依然无法与子女团圆；有的至今只和孩子在认亲时见过一面，认亲之后亲生骨肉却依然是陌生人。
受害人需要杨妞花的记忆，寻亲团则需要她的流量。他们把杨妞花唤作“贵州女儿”，甚至希望儿女就是杨妞花的样子，而杨妞花也不曾忘记她最坚实的后盾：开庭前一天，杨妞花一个个把寻亲家长拉到镜头前“直播带人”，捐出五万块作为寻人经费。妞花姐妹给经济窘迫的寻亲家长们订酒店，帮找回儿女的家属弥合亲子关系。
他们支持杨妞花，需要杨妞花，并且等待着下一个杨妞花出现。
记忆的力量
68岁的罗兴珍老了，老得经常接不到电话了，但她很庆幸，自己没有错过这一通电话：12月18日，杨妞花打电话托人告诉她，余华英案再次开庭了。第二天一早，她关上开了二十多年的修鞋摊，踩上一双单薄的解放鞋，穿了四五层棉衣，从都匀坐警车到贵阳，“我要看到余华英死”。
一对儿女走丢的日期她记得很清楚，1996年7月2日，余华英拐走孩子的手段和拐走杨妞花相似：先是租住在附近，借着女儿和罗兴珍儿女混熟悉，趁大人不在家，将罗兴珍7岁的女儿华兰和5岁的儿子华白带走。罗兴珍到余华英的出租屋时，对方已人去楼空。
此后26年，罗兴珍守着修鞋摊，换过不知道多少张寻儿女的广告牌。丈夫全国各地打工寻子，如同大海捞针。直到2022年，杨妞花在寻亲成功后发现双亲早已含恨而亡，并决心复仇，凭借5岁时精确的记忆，提供了余华英的名字、长相等关键信息，协助公安将余华英绳之以法。
“如果不是妞花，我也不会找到家”，余华英案最后一位认亲成功的孩子谌江海决心面对镜头。
谌江海曾经恨自己的记忆，他记得自己在5岁时在游戏厅被一个女人拐走，但始终记不起那人的长相。只记得家在“太阳落山的方向”，无数次出走却记不起具体位置只能“回家”。他也很自卑，认为自己“表达能力不好”，无法向养父开口，只能将痛苦都写在日记里，直到被姐姐“偷看”，在她的支持下开始寻亲。今年余华英案重审，他接到警方通知：“你可能是被余华英拐走的”。
“妞花的记忆真的很有力量。”说到这，他红了眼睛。
杨妞花对媒体说，和女孩不同，男孩在被拐卖后回家的道路更坎坷，年少容易因和养家不亲走上错误的道路，有的男孩在寻亲成功后也轻易脱离不了养家，或已成家、面对养老压力，有更多的顾虑，能站出来“是需要勇气的”。
陈丙连的5岁小儿子是在她摆摊时，在贵州都匀被余华英用一个冰激凌拐走的，当时没被拐走的大儿子至今仍不吃冰激凌。余华英被捕后，小儿子被找回来，但“团圆”远远没有那么简单。陈丙连说，儿子自从寻亲成功后没主动见过面，今年她想和儿媳妇视频，被儿子拒绝，她小心翼翼不敢问，“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罗兴珍则说，儿女认亲“只远远看过自己一眼，连声妈都没叫”，转头又说，自己不恨儿女，只恨余华英。
杨妞花则努力成为缝合亲子关系的纽带，她特意在镜头前解释，罗兴珍在河北邯郸的儿女定期会给她汇款，只是她年纪大，记忆不清楚了，两人其实很孝顺，只是各自成家后生活条件有限，不应苛责被拐的子女；陈丙连也记得，杨妞花今年特意将她和儿子儿媳妇叫到杨妞花家里相见，“我见到儿媳妇很喜欢，对我也很好”。杨妞花回贵州时，还来都匀看过她，给她带礼物，“比我亲生的还亲”。
“要是我的儿子也像妞花，就好咯”，陈丙连叹口气说，自己也亏欠儿子，“毕竟二十多年不在（儿子）身边。”
12月19日，余华英案重审二审开庭，余华英拐卖的12个家庭中，杨妞花和其他10个家庭均出席，但被拐儿童中只有杨妞花和谌江海2人到场。开庭前，杨妞花表示，自己这次在法庭上将会为其他10个家庭“代言”，“我希望把其他受害人的故事讲出来，让余华英看到，这都是她一手造成的。”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一审被起诉拐卖11名儿童，重审追加另外6名。重审二审结束后，杨妞花案代理律师王文广说，6次开庭，余华英始终辩解自己不是主犯，余华英目前被控拐卖17名儿童，无一人是她主动供述，并且至今不肯主动交代犯罪事实。
女儿胜利了
12月19日早上9时30分，余华英案重审二审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十摄氏度以下的湿冷天气里，多名贵州团的寻亲家长在法院外的行道树上拉上横幅，摆上寻子启事，或把寻子信息印在T恤外穿，或在书包背面印上，在胸前挂上寻子信息，组成一面红色的“墙”。
“妞花加油！愿天下无拐，宝贝回家，加油！加油！加油！”
镜头扫过，每一个寻亲家长都怀揣着一个痛不欲生的故事。他们无一例外地爱杨妞花、恨余华英，仿佛长时间溺在沼泽中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
一位阿姨寻找的女儿周君，走失于2003年12月12日，走失地点是贵州贵阳北郊小学门口。女儿在照片里扎着双马尾，笑得灿烂，双眼皮，她面对镜头声泪俱下：“女儿还在的话，应该已经工作了”；一个女儿寻找79岁的母亲李辉，找遍了福利院和救助站；一名头发花白的家长寻找从家门口被拐卖走的儿子，儿子说晚饭想吃腊肉，但还没吃上就被拐走了，“宝贝，不是我们不要你，这21年我们真的很艰难，你快回来”，她说丈夫已含恨而终，儿子可能已经成家，自己不奢望他回家，只想知道“儿子在哪里，还活着吗”。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二审开庭前一天下午，杨妞花知道这次很可能是终审，组织了一场媒体和寻亲团的“简餐”，在媒体的直播面前，她把每一个来到现场的寻亲家长拉到跟前，挨个介绍丢失的孩子，“我希望能抓住最后的流量，帮帮他们。”
寻亲家长们视杨妞花为女儿，墙上的横幅写着：“欢迎女儿回家。”有的寻亲家长天天刷杨妞花的直播，还有的家长特别喜欢杨妞花，就像看到了理想中自己孩子的模样。
“这孩子这么漂亮，一看小时候就是养得很好的，绝对不是被家长卖掉的，是人贩子让这么多人骨肉分离。”杨妞花的话也说到了寻子家长心口上——很多被拐的孩子，可能会被养家灌输被亲生父母抛弃的思想，从而不愿意寻亲。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当庭宣判，二审驳回上诉，维持死刑！”12月19日下午2时许，杨妞花走出法庭，在人群的簇拥中，几乎是嘶吼着宣布上述消息。
等待在法庭外已一上午的寻亲家庭和媒体“炸”了。数十名贵州寻亲团的阿姨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眼含热泪，举起寻亲启事高喊：“判得好！判得好！”她们说：“女儿胜利了，我们高兴。”
“哪里有流量，我就去蹭”
余华英被判死刑第二天，“棉花糖爸爸”买了纸钱和鞭炮，跟随杨妞花一起回到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给父母上坟。他考虑了半天，觉得穿白色的寻亲T恤不太好，穿了一身黑夹克，背上一个黑书包，背面印着女儿走失的信息。
媒体采访杨妞花时，和她拉起家常，有说有笑。他则把黑色的书包背在胸前，露出寻女的信息，沉默地杵在杨妞花背后，一脸严肃。有媒体示意他靠边站，他尴尬地找不到位置。杨妞花自然接过了他的书包，放在了自己面前。
杨妞花上坟时，“棉花糖爸爸”总是抢着干活：或给媒体拿麦、或在一旁撕纸钱、放鞭炮。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站在杨妞花旁边，争取一个镜头。
2006年10月19日，女儿陈杨梅在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新南站广场失踪后，“棉花糖爸爸”陈生梨将寻亲启事贴满五菱宏光面包车，开着它全国各地跑，吃住都在车上。寻亲启事上，陈杨梅的照片是在她失踪前一个月拍的。她眼睛大大的，右边太阳穴下有一颗小黑痣。
如今，他已经跑废了几辆面包车，行程几万公里，其他家长的寻亲启事也贴上了，但女儿仍然像掉进大海里的一根针。
“哪里有流量，我就去蹭”，他直白地对记者说，这几年寻亲的流量减少，自己需要“露出”。
去年贵州村超大火，他和另外几个寻亲家长举着寻亲启事沉默地站在人群中，保安来驱赶、有人指着他骂，他不反抗、不回嘴，换个地方继续举，坚定的眼神被媒体拍下，“棉花糖爸爸”终于“火”了。
“后来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提供线索”，陈生梨很高兴，他更加把希望寄托在流量上，但他补充说：“我们也不是什么流量都蹭，杨妞花对我们好，我们才追着她。”
余华英案重审一审判决时，贵州寻亲团来了一百多号人，有的人“抢镜头”，把寻人启事举到杨妞花前面。寻亲团就定下一个规矩，一律站在杨妞花背后。被人指着鼻子骂“蹭流量”时，陈生梨也不敢回嘴：“我们这样的人，不敢被讨厌。”
杨妞花给父母上坟结束时，陈生梨接到一个来自湖南邵阳的电话提供线索，对方看了杨妞花的直播给他打来，怀疑抱养的女儿可能就是走失的陈杨梅，可是最后期待还是落空：年龄、地点对不上。
这一天是冬至前一天，路上大雾弥漫。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诗歌中旅人该早早归家的日子。陈生梨开车回老家的路上，手机里播放着他去年接受采访的视频：“我太需要有个人，把我女儿带回家。”一直在人前陪笑的他，手握着方向盘默默哭了。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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