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

从1931年起，亲自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处于被排斥和打击的局面。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他们照搬苏联红军中政委制的经验，作出了取消红军党委制的决议，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他们利用职权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导致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第三次跌入低谷。1933年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因为罗明同志是按照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办事，抵制了“左”倾错误的指示，因而遭到诬陷和打击。王明等人反对“罗明路线”的本意在于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从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

虽然当时毛泽东处于受打击、被排挤的地位，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他仍然对“左”倾政策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主张进行正确的党内斗争，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团结和依靠大多数同志，相信大多数，服从大多数；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实事求是，抓主要矛盾，防止在个人小节上纠缠不清，而且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团结他们一直前进。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思想，是他在逆境中对党的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

（二）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的李德绝对的掌控了军事指挥权。

1933年9月底，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人。这次“围剿”，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

1933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博古一到，立即把中央苏区内的党、政、军权全部抓到手里，直接领导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博古虽然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但由于他不懂军事，所以对李德非常信任，要他主管红军的军事战略、战术指导、训练部队以及后勤的组织等极其重要的工作，实际上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

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李德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排斥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

（三）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博古负责的临时中央独断专行，排斥打击党内正确意见。

1933年11月20日，围攻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并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协定。这一举动迫使蒋介石从围剿苏区的前线部队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

这一事变应该说是抗战破敌、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机会。因为福建事变爆发之际，正是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遭到重大挫折之时。福建事变的爆发在中央苏区包围圈的东线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如果红军同十九路军能联合起来，不仅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必将破产，而且会对南京政府形成直接威胁。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只好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迅即从“围剿”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这就大大分散了“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打乱了他们的军事部署。

对此，毛泽东提出“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聘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潮、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授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但当时的临时中央置之不理，置若罔闻，而是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驻中共上海军事代表团的指示。

他们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指挥红军东出建宁、黎川、泰宁，去侧击向延平前进的“讨逆军”，反而于12月13日决定将红军主力西调，向着赣江方向活动，去攻击永丰地域的敌人堡垒，企图越过赣江，进逼南昌。

蒋介石把“围剿”红军的部队调往闽西，红一军团在敌人的侧面，看得清清楚楚，一路一路通过，真好打呀！可是博古等人硬是不让打！结果，红军丧失了一次打破敌人“围剿”的极好机会。

而当福建人民政府被镇压下去后，蒋介石重新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了新的进攻。此次敌人一改过去的作战方针，不再长驱直入，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堡垒，平均每天只前进二三公里，一步一步地向根据地的中心和红军主力所在地进逼。然而，博古、李德却命令红军处处设防，推行“以碉垒对碉垒”，又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支持这种消极防御的方针，来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

对此，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的。他气愤地说：“这是最愚蠢的，帮助蒋介石的做法。”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之后，再集中全力“围剿”红军。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加.上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军事方针的指导，使红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仍不能打败第五次“围剿”被迫离开南方的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