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灵光这个名字,从江北到闽粤,再到神州大地,乃至海外华社,无人不晓。

他年少时投身革命,曾做过教师、记者、编辑,怀抱理想,却在动荡的时局中无奈“上山”,成为了真正的勇士和英雄。

他从厦门市长一路升至广东省省长,近半个世纪的清官生涯,留下的政绩,堪称一部传奇,令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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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品格,传世千年,永载史册,成为后人仰望的高峰。

他历任厦门市长,轻工业部长,广州市长,广东省委书记,享年90岁

出任厦门首任市长

百年之前,中国正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内有战乱,外有压力。

旧秩序崩溃,新思潮风起云涌,四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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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灵光,出自福建梁氏家族,正如无数因战乱而四散的中原遗民,他的祖先曾因避乱而藏身于福建群山。

梁灵光却走上了一条与先人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离开了故乡的山水,回到了汹涌动荡的中原大地,投身到中国现代化的洪流中。

有一晚,梁灵光的大哥梁披云问他:“你究竟想待在家乡,过那种一日三餐、安稳平凡的日子,还是想走出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

尽管母亲曾极力反对,他仍然毅然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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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灵光选择了投身时代的洪流,舍小家为大家。

时光跳至1940年,梁灵光已是24岁。

11月,他自愿向新四军军政委员会申请,最终被任命为南通县县长。

梁灵光的选择并非一时冲动。

他的爱国情怀早在青少年时期便已有显现。

中学时期,他便积极投身上海的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更远赴马来西亚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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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梁灵光毅然回国,从此走上了抗战的前线,投笔从戎。

1937年10月,梁灵光归国投身抗日,彼时距新中国的诞生尚有九年之遥。

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这份决心显得尤为珍贵。

而南通县的原县长,还是国民党的何润章。

梁灵光身边只有两位随行——秘书吴天石和警卫员洪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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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依赖任何外力,仅凭自身与地方势力的博弈、权谋的智慧,以及与国民党县长的矛盾关系,稳步推进,逐步掌控了南通政权的主导权。

抗战胜利之后,年仅30岁的梁灵光,担任新成立的华中九分区司令兼专员。

高大魁梧、气度非凡,他被誉为“军中儒将”。

内战爆发后,局势更加险恶,梁灵光再度临危受命,组建了华中九分区,继续在敌后坚持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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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面临的敌人不止是武力,更有那种不容忍变革的强大旧势力。

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异常艰苦,时刻充满着生死未卜的险境。

在这种严峻的斗争氛围下,梁灵光没有仅仅局限于军事指挥,而是深入开展一系列经济与文化改革,带领解放区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

他在解放区推进了许多让百姓切身受益的改革。

民众的支持,为这一地区的游击运动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南通县奇迹般地坚持到解放,红旗始终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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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梁灵光接到命令,率先入闽。

他率领200人的先遣队,从浙江江山出发,穿越枫岭关,直抵闽北的浦城,完成了为十兵团大部队入闽的准备工作。

这一任务,虽然艰巨,却在梁灵光的带领下圆满完成,为福建解放奠定了基础。接下来的福州战役,梁灵光指挥的二十九军参与其中,为解放福州立下赫赫战功。

同年9月,在厦门解放前夕,梁灵光被任命为厦门市市长。

厦门是闽南重镇,又是侨乡,而梁灵光能够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深得当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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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后,梁灵光迅速打破了国民党的旧有格局,推动厦门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实现了深刻的变革,带来了一股焕然一新的气象。

厦门海堤的修建,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艰难困苦条件下,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力恢复经济与生产建设的历史一页。

这座堤坝,长达2212米,是我国首次尝试跨海修建堤坝。

从动工到竣工,历时两年零三个月,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困难,远非想象之中那么简单。

没有现代化的工程机械,闽南人民却凭借着一股不屈的韧性与勤劳的双手,迎战湍急的海潮与巨大的山石,克服了种种自然的障碍,更要面对来自国民党军机的空中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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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堤坝的建设过程中,梁灵光是亲自参与的建设者之一,作为闽南儿女,他心中涌动着一种自豪与责任。

厦门海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几乎没有现代化装备的情况下,所取得的一个伟大奇迹。

它虽然在堤宽和堤头设计上存在一些不足,但其历史意义非凡,堪称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一项空前绝后的创举——移山填海,开创未来。

新中国刚刚起步,能在如此困境中创造出如此壮丽的景观,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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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梁灵光在厦门的任职仅有三年,但他在厦门人民心中的地位,却是久久难以磨灭的。

轻工业从滞后到崛起

1977年12月,梁灵光被任命为轻工业部部长。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轻工业长期处于国民经济的边缘,几乎被重工业的飞速发展所“挤压”和“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