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当时在延安,主要的交通方式是骑马。为了适应延安的战时生活,江青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来要学习骑马。

毛泽东很高兴,当即让自己的警卫员王来音做江青的“马术”老师,并把跟随自己多年的大青马牵了出来让江青骑。在王来音悉心教授下,江青的进步很快。

不久,延安的人们就看到在延河边的青草地上,江青骑着大青马,策马扬鞭、疾驰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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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

著名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曾有过这样的记述:我到延安不久,有一次在延安城外,一个女孩骑着白马过来了,有点快,使人感到有点紧张,我不知道是谁,回去一形容,人们齐声说,嗨!那就是主席的夫人。

1939年,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述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了在重庆工作情况和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最新动态。会上,毛泽东决定,就目前的抗战形势和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最新动态,有必要向延安的广大干部做一次深入的、全面的宣讲,大家一致提议由周恩来去做这个报告,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组织部长陈云召集在延安的广大干部在延安大礼堂敬候周副主席的到来,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三位老首长闻讯也来了。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周恩来开始作报告。他引用了大量数据,详细地分析了当前国内的抗战形势和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未来的趋势。他的报告非常精彩,会场上时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

此时,江青也坐在下面认真地听着、记录着。

散会后,周恩来没走,与陈云和“三老”谈了一些党建问题。江青也留了下来,她想和周恩来结伴一起回驻地杨家岭。过了一会,周恩来他们谈完了话,徐老、谢老骑上各自的毛驴告辞而去,林老骑上马也走了。

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王来音牵来了大青马,这匹大青马是毛泽东平时的坐骑,此次,周恩来刚回延安,还没有自己的马。临来开会时,毛泽东叫王来音牵出他平时骑的大青马。毛泽东把缰绳交到周恩来手里说:“恩来,你就先骑我的‘大青马’吧,这个老伙计跟着可我有些年头了!”

毛泽东还有些不放心,他知道周恩来的贴身副官吴志坚牺牲了,带回来的警卫员刘九洲又在党校学习。于是,毛泽东让他的警卫参谋蒋泽民带队随行保护。

据蒋泽民回忆:从大礼堂出来往杨家岭走有一个五十多米长的下坡,我们沿着下坡而行。行走的顺序是:第一个是警卫员,第二个是周副主席,第三个又是警卫员,第四个是骑着马的江青,我在最后。凡是在首长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与首长同行时必须按顺序而行,不得超越,更不准跑马,这是一条纪律。江青也知道,她学骑马时,我们讲过多次。
我们走过下坡,又向左拐,走出了五六十米。周副主席坐在马上思考问题,座下的马慢悠悠地走着,我们缓缓而行。突然,江青把缰绳向左边一提,抽马两鞭子,坐下的唐黄马尥开了四蹄向前冲了过去。大家毫无防备,周副主席的马忽见唐黄马直冲过来急速向右一躲,把周副主席从马上甩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发生的这一切不足一二分钟,等我们反映过来一切都晚矣。
突见此状,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吓出了一身冷汗,飞身跳下马,扑到周副主席身边。两个警卫员也迅即赶到,只见周副主席右臂放在头下,斜着身子躺在地上。我们急忙轻轻地把周副主席扶起,急切地问:“周副主席,摔哪儿啦?怎么样?
周副主席似乎摔晕了,过了一会儿才微弱地说:“胳膊”我一看吓了一跳,他的右肘关节摔坏了,胳膊一动也不能动,豆粒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滚落下来,疼得他右臂直哆嗦……

回到了杨家岭,蒋泽民挂电话请来了有“红色华佗”之称的中央医院傅连暲院长。傅院长马上带着骨科医生赶来,给周恩来做了全面检查,初步判断右肘关节骨折。

毛泽东闻讯后急忙跑过来询问病情:“周副主席把哪儿摔坏了,伤得怎样?怎么摔的?”

蒋泽民和王来音面面相觑,没有回答,怎么回答呀?

“都说话呀,怎么摔坏的?”毛泽东有些生气了,厉声问道。

王来音小声地说了经过。“谁让她去的?她一天骑着个马到处跑,太不像话了。”毛主席满面怒容,嘴唇都有些哆嗦,两个警卫战士吓坏了,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主席发这么大的脾气。他们深深理解毛主席此时的心情,主席是为周副主席胳膊摔伤而着急、难受,也为江青的无理做法而气恼。

此时的江青,自知闯下了大祸,躲了起来一直不敢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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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刘少奇

第二天,周恩来在中央医院拍了片子,进一步确诊为右肘关节骨折。许多领导同志闻讯后,纷纷前来探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周副主席是如何从马上摔下来的?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可能是一年多没骑马了,有些生疏,不小心,掉了下来。”

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刘九洲,得知首长骑马摔伤的消息后,急匆匆赶到医院。他见病房里人多,就站在门口等候。当房间里只剩下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时,他隐约听到:原来,首长的摔伤和江青有瓜葛。

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为了慎重起见,傅连暲院长请来了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给周恩来会诊。柯棣华取下石膏后发现骨折处的愈合很不理想。周恩来的肘关节已经不能动,右臂肌肉开始萎缩。尽管进行了按摩和热敷,右臂仍然无法伸直,只能处于半弯曲状态。

柯棣华建议尽早实施手术,鉴于延安的医疗条件简陋,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治疗。延安方面与国民政府协商,请求派一架专机送周恩来去莫斯科。

在等待出国的日子里,周恩来只能端着打了石膏而不能伸屈的手臂,参加各种会议。有时,手臂的疼痛使他大汗淋漓,他总是一声不吭,面带着标志性的微笑。

宋平同志的夫人陈舜瑶回忆:“刚要毕业,中央组织部给马列学 院写了个条子,找我去谈话,说周副主席受了伤,手不能正常写字了,周副主席口述的话你要记下来,材料要保密——女同志不
多接触人,保密条件好。到杨家岭后,周副主席问了我的简历,给了我一个笔记本,说试试看。先记的是‘八·一 ’报告提纲。他很不习惯他说一句等着别人记一句。他回别人的书信总是一口气说完,我写出来。有时他指出口气不对,就他说一句,让我写一句。他的手不能写字。他伤得非常重 ,医生差不多天天来给他看病、换药。现在有的回忆材料里说,周副主席当时用左手写了一本厚厚的文件提纲,那是不可能的。周副主席口述过许多文件,章句明确,甲、乙、丙、丁层次清楚,好记录,我在的那一段,都是超工作量的工作,没有散步、活动。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不少。那时他是我党驻重庆代表团的负责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又是中共南方局书记,特别是想了解当时大后方情况的人,都来找他。”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给各个方面写了大量的信。当然了,都是周恩来口述,陈舜瑶执笔代写。只有一封他没让陈舜瑶代笔,那就是给邓颖超的信。邓颖超知道消息后,打电报给中央,请求组织批准她陪同周恩来去苏就医,中央考虑到恩来同志的生活需要照料,批准了邓颖超的请求。此时,邓颖超正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担心妻子着急,以惊人的毅力,用左手给她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亲笔信。邓颖超收到这封信后,心中略有安慰,但还是放心不下。她结束了在“八办”的手头工作,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延安,准备陪同周恩来去苏联治疗。

后来,人们都说,周恩来用左手写的这封信,是革命者忠贞爱情的见证。

不久,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护下,携刘少奇的两个孩子刘允斌和刘爱琴,还有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等人,乘坐由蒋介石派来的一家美制道格拉斯飞机飞抵新疆,转机后,顺利到达莫斯科。

周恩来这次赴苏联治病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完成的,当时的斯大林政府还没有完全公开地支持延安。

不过,周恩来一行还是受到了苏联方面的热烈欢迎。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联系,周恩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治疗。

克里姆林宫医院是为苏联领导人看病的高级医院,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专家,他们派出了最好的骨科专家,组成了医疗小组。

当时,有一种说法,苏联的骨科专家曾先后进行了3次大会诊,提出了两个治疗方案,供周恩来选择:

第一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另行接骨。其好处是愈合后胳膊可以运转自如,缺点是所需时间较长,痛苦太大,而且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

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采用按摩治疗的方法。这样做所需时间短,缺点是将来胳膊只能在40 度至60度以内活动。

周恩来考虑到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长期在国外治病,坚持选用第二个方案。

后来,从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现存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邓颖超于1939年10月8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里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周恩来在医院治疗臂伤的经过:手术于9月1 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的。这是一次小手术 ,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过了一周后就可以拆线了,经检查伤口已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起就开始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功能。按照医生们的最初估计,周恩来的手臂将可以弯曲 45 度。经过一周很有成效的治疗,周恩来的手已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已减轻。却整体不甚乐观,邓颖超在信中不无哀伤地指出:“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的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复将是不可能的,这只手最终将是半残疾的。”

强力拉伸是很痛的,多次强力拉伸受的罪就更大了。治疗过程 中,有时在注射麻药后,医生把他的胳膊强行按一定的角度加以

固定,简直是痛苦异常,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病人疼痛难忍。

然而,坚强刚毅的周恩来都以极大的毅力坚持了下来。当时师哲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为周恩来担任翻译,每天陪伴左右。他曾回忆说:“疼啊!是人承受不了的疼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能比上他那样坚强的人,他竭力地忍住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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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周恩来在医院共住了两个多月,出院后,他立即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多次到莫斯科郊外的莫尼诺国际儿童福利院去看望在那里生活和学习的孩子们,他们是党的领导人的后代和祖国的未来。在那里学习的有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蔡和森、向警予的儿子蔡博,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等,周恩来把亲人的问候和父母的嘱托带给他们,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本领,将来为新中国做贡献。

周恩来和邓颖超还专程去看望了在苏联养病的贺子珍同志,邓颖超和她促膝长谈,向她述说了在延安的姐妹们对她的思念,叮嘱她好好养病,注意身体。周恩来把毛泽东的一封信转交给她,信中说:“你好子珍,要爱惜身体,今后我们就是同志了……”贺子珍那年 30岁。

1940 年春天,周恩来回到了延安,他带回了1 架电影放映机和 5 部苏联电影胶片,延安的军民第一次看到了电影,也了解了外面的精彩世界。

在延安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周恩来第一次挥起了受伤的右臂,向欢迎人们打招呼。

建国以后,人们经常看到敬爱的周总理,无论是在国内的大型会议上;还是在外事活动中;乃至出国访问,总理总是面带微笑,挥动着弯曲的右臂向人群致意。周总理优雅的风度,征服了很多人,特别是外国友人。以至于很多人,对总理的这种独特的挥手方式着了迷,把它看成是周总理独有的标志性的问候方式。熟不知,周总理的右臂是受过重伤,近乎于半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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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

周总理一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在延安落马受伤的真相,从来没有向与他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的“大姐”邓颖超吐露半句,直到去世,整整37年。

后来,周总理生前的卫士们在追思总理在延安的岁月时,提起了那段痛苦的经历,许多人才知道:总理受伤,与江青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