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底，水钧韶给水世芳的家书 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提供
近十几年来，关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的中国夫人水世芳女士的家世背景，一直传言不断，却始终未有定论。由于种种机缘，笔者在翻译高罗佩作品和传记的过程中，有幸接触到一些珍贵的一手资料，经过对比、梳理和进一步查考，多少澄清了几点相关事实，在此试述一二。
1946年5月至7月，高罗佩先生在荷兰驻重庆大使馆任职期满、即将离任之际，曾经去苏州和北京旅行，途中也顺路拜访了妻家亲眷，"在苏州时，我和世芳的母亲的家人共度了一周，过得最有意趣"。根据日记里的记录，他于5月9日到达苏州，10日与琴友查阜西同访蒯元治（水世芳的表兄弟），13日早晨去蒯家道别，当天下午离开苏州去上海，5月18日到达北京，一直住到7月6日离开为止。高罗佩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岳父水钧韶，与水家诸多亲眷也曾多次会面。他对水家族谱及历代先祖画像似乎格外有兴趣，专门找摄影师复制画像并亲自核对家谱，万幸有此一举，否则很多资料恐怕就不能留存至今了。
1965年，高罗佩先生应英国出版商海涅曼出版社的要求，撰写了一份英文自传稿，其中附有水世芳父母、祖父母与曾祖父母的图片。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现藏有《黄浦水氏家谱》，从笔迹判断，必是高罗佩亲手抄录而成。这份家谱中记载水钧韶生于1878年，早年留学法国，获得商科学士学位，曾任驻法国、德国商务随员，回国后历任京奉铁路局局长、交通部参事、驻苏联列宁格勒总领事、外交部参事、天津县长等职，其妻蒯氏（1882—1918），江苏吴江黎里人，生三子五女，以世芳最幼；后来又续娶张氏，生一子四女。这位祖籍南皮的张氏夫人，想必正是流传多年的"水世芳是晚清重臣张之洞外孙女"这一说法的源头。莱顿大学图书馆还藏有一封写于1946年的家信，落款是"水钧韶张厚胜同启"，可知张氏夫人名厚胜。1860年7月，张之洞在长子张权（谱名仁权）出生后，曾写下二十字以叙子孙行："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从姓名推测，属于"厚字辈"的张厚胜应是张之洞的孙辈而非子女辈。在1943年12月18日高罗佩水世芳婚礼宾客签名长卷上，可以见到林其煌、张厚图夫妇的名字，而张厚图正是张之洞长子张权之女，另有张厚锺之名，可能亦是张家同辈亲友。另外，张氏夫人的亲生女儿、水世芳的九妹水世嫦在日本去世后，学者石川忠久写给她的挽诗中有云"南皮遗裔世家流"。由此可见，水世芳的继母张氏很可能确为张之洞的孙女或侄孙女，然而就血缘关系而论，水世芳并不是张之洞的后代。
水钧韶是孙宝琦的外甥（或亲属）的说法也是流传已久。孙宝琦（1867—1931），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晚清至民国时期政治家、外交官，曾任民国外交总长、国务总理。至于二人是否有亲属关系，笔者在孙宝琦之弟孙宝瑄的日记里找到了确证。孙宝瑄（1874—1924），比水钧韶仅年长四岁。《孙宝瑄日记》中多次提到水钧韶，如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初十："须臾已日中，余甥水孟庚来视余，余与午饭。……逮暮，孟庚始去。"根据孙宝瑄的记录，其长姊静仪未嫁而卒，四姊卒于1884年，从生年推测，水钧韶之母孙氏（1858—1878）或许是孙宝瑄的二姊。另外，孙宝瑄在日记中记录了许多亲朋好友的婚丧嫁娶之事，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初十："将为六妹（澜如）行聘，部署礼物及灯彩酒宴，择期明日行礼，婿为张勤果之子瑞理（应为端理）。"张勤果，即晚清官员张曜（1832—1891），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人，曾任山东巡抚，其次女端藜嫁与孙宝琦为妻，次子端理后来又娶孙家六女澜如。张曜与蒯家亦有渊源，他的姑父兼岳父蒯贺荪，正是水世芳生母蒯氏夫人的曾祖父。《黄浦水氏家谱》后附苏州黎里蒯家六代七人的简介，对照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民国抄本《蒯氏世系表》，除了水世芳的表兄弟元治、元澄在世系表中为元浩、元瀚之外，其他人名完全相合，足证家谱中所录不谬。
这里必须提到另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就是水世芳女士的生日。根据高罗佩水世芳婚书上的记录，水世芳生于1919年9月24日，然而《黄浦水氏家谱》里记载她的生母蒯氏卒于1918年。另有一个说法，就是水世芳的学士学位证书显示她生于1916年。
高罗佩先生在自传稿中记述了水世芳的早年经历："（1937年）日军入侵北京后，她与许多学生一起撤离，逃难到长沙，然后继续南下到越南河内，最后抵达昆明，在昆明进入流亡大学，后来又到了成都，获得齐鲁大学社会历史学硕士学位。"根据水世芳女士的自述，当年出京南下时，"父亲给了我一笔钱，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但是我进入大学后，从昆明辗转到成都，这笔钱就用完了。我不得不出去求职，在荷兰驻重庆使馆社会事务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英国大使馆的宴会上，一个名叫刘谟仙的女友介绍我认识了一名荷兰外交官。……我们彼此相爱，决定结婚"。
截至1943年9月二人订立婚约时，水世芳别亲离家、在战火中辗转漂泊西南各地已近六载。莱顿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封水钧韶给水世芳的家书，写于1943年底：
世芳女览，前接汝来函，只言拟与荷兰使馆高秘书订婚，余并不知其国籍。兹接世玲函，始悉对方为荷兰人。外国人我也赞同，惟对方既非中国籍，似宜慎重，故结婚最好在教堂或其他公共处所举行，并于婚后向中国法院及荷兰使馆备案，俾留相当之证据。又闻外交界友人云：与外人结婚须依照两国法定方式办理。依我国法律结婚应有公开之仪式及二人以上之证人。荷兰国结婚方式如何，希详细询明后，按其法定要件办理。汝将来婚后，偕高君远游欧陆，以广眼界，不无裨益，惟余希高君常在我国使领馆服务，藉免与家人远隔，是所至盼。至如汝之出嫁费，我可拨兑北京钱一万元，汝可设法托人汇拨，如急需用款，可出利息向友人商借，我均担任照还也。
从信中可见，水钧韶是从六女世玲（水世玲与其夫张守谦当时亦在重庆，因此知情）处方才得知与八女成婚在即的乘龙快婿、"荷兰使馆高秘书"居然是外籍人士，不过仍然表示赞同这桩婚事；接着叮嘱女儿缔结跨国婚姻应格外慎重，务必依照两国法律规定，妥善办理必要的文件和事宜，其异乎寻常的胸襟和识见，想必与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不无关系，或者可以说正是因为做过外交官，方能虑及此处；最后希望女婿以后能长留中国任职，使得女儿不至于远离家人，且结婚所需之费用全由自己负担，却又是传统中国式父母的行事风格，既为子女眼前须办的大事解囊出资，更为其今后的生活做长远筹划，殷殷关爱之情尽在其中，读之令人动容。
作者：张凌
文：张凌 编辑：陈韶旭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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