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十多年前在《半边天》节目中呐喊“宁愿痛苦，不要麻木”的刘小样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这次采访她的依然是张越。
只不过二十年前的采访，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刘小样那封信的内容展开，二十二年后的采访，所有的问题走向都由张越来主导。
在这种主持人有意主导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岁月静好的刘小样，看到了一个活得自洽的刘小样，看到了一个在镜头面前读加缪的刘小样，看到了一个回归家庭后心满意足后的刘小样。
显然，这种“岁月静好”的刘小样符合某种主流叙事，但这种“岁月静好”并不足以说服生活在现实中的很多女性，尤其是被“宁愿痛苦，不要麻木”这句话所惊醒的那些人，以及还生活在“宁愿痛苦，不要麻木“这种状态中的那些人。
相比之下，三年前，安小庆所写的那篇文章《平原上的娜拉》更能窥见一个真实的刘小样。
在那篇将近2万字的长文中，细写刘小样的二十年来每一次的出走跟归来，以及每次出走跟归来时那种复杂的心情，以及那颗无论怎样安抚都无法停止躁动的心。
第一次出走是在2006年，她在县城的一家服装店找了份工作。
这是年近40的刘小样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而且是她主动谋求的一份工作。
自从一年前从北京参加完《半边天》活动回来后，她就迫切想要一份正式的工作。
其实，在这之前，在2001年张越的那次采访之后，她就想要一份工作，只是她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工作，也不知道去哪找。那次采访之后，她最大的变化就是去别人家地里帮忙，每天都去，她感觉自己就像在上班一样。
从这里你可以看出，家庭主妇的生活根本无法给一个女人带来存在感和价值感。
一是家务劳动本身是一份不被社会认可的工作。
这种不被认可的工作被视为一种无效的、无用的工作，让从事这份工作的女人既无法获得经济报酬，也无法获得社会尊严。正如没有一个人在工作简历那一栏填写“家庭主妇”一样。
二是家务劳动因为本身工作内容的单调乏味，毫无技术性可言，而且总是被困守在家里，与外界隔绝，也不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和价值感。
“一个女人要从她日常所干的种种单调的家庭杂务中得到一种做得很值得、全是创造性工作的感觉，就像一条装配线上的工人，由于拧紧了一只螺栓而庆祝他创制了一辆汽车同样的荒谬。”
所以，作为家庭主妇的刘小样才会感到这种生活的空虚和狭隘，而她所有的呐喊和出走都是在反抗这种家庭主妇的命运。
她在见到张越的第一面，就表达了她想成为张越这样的职业女性。
张越问为什么？她说“你有工作，你有朋友，你有同事，你哪儿都去过，不像我……你看我住的这个地方，去西安只要5块钱，村前头就有汽车站，后头有火车站，但我一辈子就去过一次西安……”
只是当时身处农村的她不知道怎样成为一个职业女性。
于是，她就去地里免费帮人干活。显然这种工作依然无法带来价值感和满足感。
所以，当她去北京看到了真正的职业女性的工作后，就中断了这种“无效工作”。
县城服装店的销售员工作的确给她带来了很大的满足感。尤其这是一份说普通话的工作，她不仅能获得经济报酬，还能跟别人沟通。
对于困守在家中四十年中的刘小样来说，她渴望跟外界交流。所以，她能克服社恐和自卑障碍，欣然接受这份工作。可惜，这份工作只干了两年，最后店面倒闭，她不得不再次返回家里。
这份工作没了之后，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份在贵州化妆品店的工作。
于是，她进行了第二次出走，那是她第一次一个人走出省。
丈夫把她送上火车后，进过两天连夜后，她才到达目的地，一路上她既害怕又兴奋。
可惜这次出走匆匆收场，因为这并不是一份靠谱的工作。
这次出走失败后，她回到家也不甘心，此时她两个孩子都在读高中，于是，她在附近的学校找了份生活老师的工作。
这份看似平静的工作显然并不能满足她，不然她也不会在孩子考上大学后，迫不及待想要去南方闯一闯，“想冲破有些东西，想突破一些东西，想突围出去。”而她之前表现出的平静样子，不过是为了孩子高考做出的权宜之计。
这次出走她最后去江苏，在昆山的工业园区，找到了一份做员工餐的工作。
这样机械式的工作跟她想像中的工作很不一样，每个人都想一个螺丝钉一样做着流水线的工作，她感到很压抑，也感到很失望。
有一天，下班，她看到园区门口开着一片很漂亮的花，她问了周围很多人，都没有知道那种花的名字。
刘小样觉得很奇怪，她想这些人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每天都从这些花面前走过，却都不知道这种花的名字，这样的工作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
在《她的房间》节目上，当她说出这段经历的时候，张越说，“刘小样，别说他们，我和我身边的同事，每天从那些花花草草面前经过，一样也不知道它们的名字”。
这就是理想工作与现实工作之间的落差。
现代社会已经将我们很多人变成一个起早贪黑的螺丝钉，每天行色匆匆，忙碌而疲惫，在这种状态下，很少有人还有精力和时间在一朵花面前停留，这样的生活的确让人丧失了很多对美好的感知力。
刘小样意识到这一点，她最终还是辞了职被迫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里，她努力让自己适应一个家庭主妇的生活，极力让自己平静地过生活。
只是她控制不住自己那颗敏感的心和以及想要对自由美好的向往。
比如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从地里采把花回来，插瓶子里，倒上自己酿的葡萄酒，放着齐豫的歌，喝下午茶。”
比如“夏天的早上，树上的鸟，喳喳喳喳喳，刘小样说，这声音可好听。屋后有片池塘，刘小样说，青蛙叫得可好听，丈夫王树生说，你说那是好听，人家不笑话你。”
因为这样的喜悦无法跟人分享，所以除了家人，她谁也不说。当家人也不能理解时，她就沉默。
这种沉默而平静的生活并没有坚持很久，终于有一天，她再次打破这种平静。
2016的某一天，她突然跟家里人说，她要去西安治病。因为她觉得别人都能忍受这种家庭主妇的生活，而她不能忍受，那可能她“不正常”，需要接受治疗。
为什么，她觉得自己“不正常”呢，因为周围的人一直这样看待她。
虽然她很少跟村子里的人说家事，但在农村是没有秘密的，谁家发生了什么，村子里的人很快都知道。在村民眼中，她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更重要的是，不仅村子里的觉得她“不正常”，家人也这么认为，所以她注定是孤独的。
虽然她的丈夫和孩子这么多年一直支持她“折腾”，但背后却有很多怨言。
孩子们说她“妈妈长不大，太幼稚”。
丈夫王树生感慨“其实她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啊，一生下来就是，俺这村3000多口人，整个县60万人，小小的地区，60万人，关中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这周边哪个村子的人，不是几千年都在这个环境生活，咋没人像她这个样子，这平原上咋就出了一个她？”
她怎么了？她没有任何问题，她只是一个渴望美好自由生活的正常人而已。
但是当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不正常时，你难免也会怀疑自己“不正常”。
所以，刘小样才决定去西安治病。
二十年前，她说“宁愿痛苦，不要麻木”，二十年来，她一直“痛苦”着，一直挣扎着，但是当这份漫长的痛苦挣扎不能为自己带来任何成果时，而自己又不被身边的人理解时，她难免不会动摇。她甚至不再读书，把自己以往写的文字也烧掉了。
在医院治了两年，刘小样还是无法平静，“以往的不甘心，渐渐转化成对自己的失望和否定。”
在这时，她的婆婆病了，她又开始承担起一个儿媳妇的责任。等她婆婆走了，她的孩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此时她已经五十多岁，在农村，这是一个可以当祖母的年纪。
此时，母职的身份规训她不能再折腾。就这样，刘小样不得不平静下来。
这时候，刘小样最大的爱好就是养花，她养了很多花，有些是孩子给她寄的，有些是她自己从外面带过来的。在这个温馨的囚笼里，那些花是她对美好自的向往。
在最近这两期的采访中，上面这些事的复杂性几乎都没有谈到，而谈到的内容无一不奔向一个“回归家庭，岁月静好”的主题，这一点本身就能反映出问题。
二十二年来，在刘小样身上能明显看到一个家庭主妇的觉醒和反抗，同样能到看到社会规训对一个女人的影响有多深。
作为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她不断地读书、不断地汲取知识，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打破偏见、不断地走出村庄、不断地在城市里谋生。从这一点上，她的确就像西西弗斯一为了想要改变自身命运，每天把巨石推上天。
但如果这个巨过于沉重，她最终还是难以成功。
对刘小样来说，这个巨石就是传统社会的规训，当她想要飞翔时，社会各种阻力都把往家里赶，家人也在不断呼唤她“回家”，甚至她自己心里也有一种声音叫她“回家”，最后她不得不妥协，让她说服自己“诗不在外面，就在家里。是她的花园、庄稼地、孩子、家里的一切……
总之，她把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回归到妻子、母亲的身份中，晚年生活重新围绕着家庭和孩子们展开。
在大理的那次谈话中，刘小样说她赞同安小庆的一切生活方式，就是无法接受她“不婚不育”这一点。
她却不知道正是婚育把她牢牢绑在那片土地上，困在那个家庭中，使得她无法摆脱家庭主妇的命运，无法实现一个职业女性的理想。
别说是她这样的普通女性，就是很多知识女性，也会因为婚育被困在家里。
比如《十三邀》中的张赞英奶奶，她本来也有一次突围的经历。
七十年代中期，她曾经去北京林业大学上大学，毕业后，她有机会留校做科研。而她的丈夫和儿子却远在昆明。最后，为了家庭和孩子，她不得不放弃这次职业生涯中的上升机会，最后回到昆明。
这件事成为了她终生的遗憾，所以，她才会对着镜头说：“如果有下辈子，我绝不结婚，我只要有份工作就够了。”
在现代社会，对于一个普通女人来说，婚姻是一种陷阱，生育是一种惩罚，一个孩子就能把你的职业生涯全毁了。
刘小样所希望的那种“月亮和六便士”同时拥有的理想状态，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只要一个女人的命运主要是生儿育女，她就无法获得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由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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