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就无法取得成功，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已经普遍达成的共识。但你想过没有？假如没有周总理，毛主席几乎就没有机会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中国革命也就如镜中之月水中之花，早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在谈及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时，往往会谈到两个人。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辛亥革命的孙、黄、共产党早期的南陈北李；红军时期的朱、毛。在两人之间，一人主导，一人不可或缺，两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如果说新中国从创建到发展也有这么两个人的话，那肯定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了。而且，周总理相较于以上起辅助作用的其它人物，更显得尤为重要！
1925年，周总理旅法归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毛主席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两人相识于广州。可能因为彼此的性格迥异，虽然也有颇多的接触，但相互之间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中央的“九月来信”
周总理第一次支持毛主席是在1929年。当时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成为当时中央的实际负责人。这一年，远在苏区的红四军于福建龙岩召开七大，毛主席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当陈毅到上海汇报工作后，周总理敏锐地发觉毛主席是正确的，在由陈毅执笔起草的《九月来信》中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利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来削弱党的指挥权力。”随后又赞同陈毅的建议，恢复了毛主席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
没有周总理的“九月来信”，毛主席就回不了红四军，红军在刘安恭错误指挥下的烂摊子就没人能够收拾，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也就成了空谈，苏区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央苏区。所以“九月来信”非常重要！
力争毛主席随军长征
周总理第二次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主席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时，周当时据理力争，强烈反对博古、李德欲将毛主席留在苏区的决定。由于周的坚持，毛主席顺利随大军转移，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周总理性格温和，很少与人争执，为什么这次会为了毛主席不顾一切地同博古争执呢？难道是因为私人感情吗？
当然不是！实话实说，在此之前，周总理和毛主席并没有太多的交情。周是当时“三人团”的成员之一，负责军事工作的执行事宜。应该说，第五次反围剿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周是同意了的，至少，没有强烈反对，否则，李德的错误指挥就无法实施。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毛主席在苏区运用的运动战战术，在当时是鲜有人支持的。由于受苏联革命经验的影响，当时中央领导层几乎一致认为整天钻山沟东躲西藏没有出路，他们要攻打大城市，要打阵地战、正规战拒敌人于国门之外。
问题是当时不止中央领导层对毛主席的运动战术有意见，就连基层官兵也大多持反对意见。因为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虽然取得了胜利，可是也累坏了红军战士，他们有时要连续急行军十几天，有时一天要奔跑上百里的路程，很多人脚上都起了血疱，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队伍里就有了“情愿战死，也不愿累死”的不满情绪。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上海临时中央全部转移到苏区。形成了以博古负总责，李德负军事，周总理负军事执行的三人最高指挥团。这是当时中央政治局集体选举的结果，包括朱老总，周总理并没有持反对意见。
但教训总是来的很快，第五次反围剿在三人团的错误指挥下，红军伤亡过半，苏区面积急剧缩小，很多下层官兵和红军高级将领包括彭德怀在内开始反思，认为还是毛主席的战略战术管用，对三人团的瞎指挥越来越抵触。
事实求是地说，周总理也不是完人，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上是负有军事指挥责任的。但周好就好在这里，他是一个极为谨慎的人；一个最善于总结和反思自己的人；更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人。红军在决定战略大转移时，周总理此时已隐隐觉得毛主席对于党、对于红军的重要性，所以他不惜与搏古翻脸，也要坚决支持毛主席随军转移。
支持毛主席“通道转兵”的正确战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特别是血战湘江后，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但在明知前方仍有25万敌人的情况下，博古、李德仍然坚持要率部前往湘西同贺龙肖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湘西革命根据地。
值此情况万分危急之时，毛主席上下呼吁，四方奔走，做了很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的工作，阐明了前往湘西的危险性。好在经过湘江战役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同毛主席对战略局势的判断。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主席的意见，反对红军前往湘西，要求召开会议，重新讨论红军的去向问题。
1934年12月，红军艰难打下湖南通道后，中央负责人在大部分人的主张下，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行军方针问题。在会上，毛主席极力反对中央红军前往湘西自投罗网，建议向西前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毛主席的主张在会上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博古李德仍然极力反对。
当时中央的最高权力集中在三人团手中，如果三人团意见一致，那么既定的战略方针就很难改变。这一次，周总理把自己手中最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毛主席，完全赞同了毛主席的建议，从内部攻破了三人团的堡垒，支持红军西进。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转兵无疑是这个转折点的先决条件。周总理以他敏锐的政治觉悟和高尚的人格坚持了真理，虽然此时他所承受的压力大过了任何人，但他没有像博古李德一样固执己见，而是及时纠正了错误，为毛主席的复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遵义会议主动承认错误，从内部瓦解了“三人团”。将毛主席推进了党和红军的决策层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
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副报告，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请求撤销自己红军总政委职务。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完全赞同毛主席出来指挥军队，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增选毛主席为中央常委，成立新的车事三人领导小组。毛主席虽然是协助周总理的工作，但从遵义会议后，实际成为党和红军的核心。
毛主席后来多次对人说过：“恩来同志当时是受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由此可见周总理支持毛主席的对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性。
遵义会议之后到1976年，周总理一直都是毛主席最坚定的支持者，两人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周总理为人谦和朴诚，聪明睿智，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没有周总理，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就难以施展。所以，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
周总理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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