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浙临时省委成立后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闽东和浙南双方不但关系很好，而且很密切。挺进师还抽调了一些干部（军事干部和做肃反工作的保卫局干部）帮助闽东地区和闽东独立师的工作。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内部分歧，主要是在如何坚持斗争的方针问题上的分歧。
刘英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的，一九四二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英勇牺牲。他对敌斗争非常坚决，但在党内斗争中却很“左”。
刘英
此时虽然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和挺进师已经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没有总结经验教训，主要是刘英同志仍然坚持他那一套“左”的做法。
刘英同志批评闽东独立师不到白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是右倾保守主义；提出要闽东独立师（此时已改称闽浙独立第二师）离开闽东到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我和闽东特委的同志都不同意刘英同志的意见，认为如果闽东独立师离开了闽东老区，闽东根据地就无法坚持，有垮台的危险；而闽东独立师如果没有闽东根据地作为依托，也就无法到白区开展游击战争。
粟裕也不同意刘英的意见，赞成我们的意见。有一次，粟裕同志和我个别谈话，详细谈了浙西南斗争的情况。
由于他们在浙西南活动期间，没有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和新区的条件，相应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在龙泉、丽水、龙游一带活动时仍是采取中央苏区时代的工作方式，遭到强大敌人的进攻，无法站稳脚跟，根据地和部队都受到损失，所以部队活动总是被国民党军跟踪追击，摆脱不掉。
粟裕同志问我：“我们‘尾巴’总是甩不掉，你们是怎样甩掉（尾巴）的？”所谓“尾巴”，是指跟踪的敌人。
我一下回答不出来，只能这样告诉他“像你们那样在白区横冲直撞，我们没有这个把握。我们开辟新区，在未巩固以前，党组织是不公开的，也不公开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部队到白区活动时，一般是先派人去同当地党和群众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然后部队才开出去活动。
我们把这叫做‘群众工作在前，部队在后’。”我还告诉他：“我们共有四块根据地，还有大大小小的游击区。每次行动，部队从这块根据地到达活动地区公开活动，任务完成了，敌人调集兵力要来进攻了，部队就回到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都是夜间活动，一夜走七八十里。这样，敌人不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出来，又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有群众，敌人没有群众，所以敌人就找不到我们的行踪。”
粟裕同志深有感慨地说：“这办法好，这叫做‘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据地，没有‘窟’，兔就狡不起来。我们如果有‘窟’，就不会这样被动了！”粟裕同志又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闽东部队不能离开闽东根据地，我们挺进师就是吃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
但是，刘英同志违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违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是坚持他自己的错误意见。这样，闽浙临时省委内部就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可是闽浙临时省委自己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同志就提出只有和闽北地区联得联系，请黄道同志来主持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才有办法解决和纠正刘英同志的错误。
粟裕同志还要我负责设法去同闽北独立师和黄道同志取得联系。黄道同志是闽浙赣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是闽北游击根据地党的负责人。
在成立闽浙临时省委的时候，刘英同志也曾主张设法同闽北地区取得联系，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来领导闽北、闽东、浙西南三个地区的斗争。
我首先和闽北独立师取得联系，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在福建政和县洞宫山与黄道同志会晤。当时在座的除黄道同志和我以外，还有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和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政治委员曾镜冰等同志。
我向黄道同志汇报了闽东和浙西南的斗争情况，并且详述了刘英同志和我们在斗争方针上的原则分歧，建议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请黄道同志担任书记，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浙南的斗争。
黄道同志认为：当前远离中央领导，几个地方统一领导是有利于革命斗争的。他这次出来就是为了与闽东党会合，拟议建立闽赣临时省委的。
但是，鉴于闽浙临时省委当前的情况，要建立统一领导，首先必须闽浙临时省委自己对前一阶段的工作作出总结，指出刘英同志的错误并责成他去恢复浙西南的工作，然后才能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
我当即提出：“我们正是由于临时省委内部对于方针问题争论无法解决，所以请你出来担任领导的。”
黄道同志坚持说：“如果你们本身不能解决问题，闽浙赣临时省委也就无法成立。”
我就进一步说：“我可以向闽东特委和粟裕同志传达这个意见。但是，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则非但浙西南斗争濒临危机，闽东又如何办？”
黄道同志以高度革命责任心，忧心忡忡地说：“是呀，是呀，闽东斗争的成败，你们要对党负责的！”
我提出：“如果不行，我们就受闽赣临时省委领导。”
黄道同志说：“你们必须先退出闽浙临时省委，才能接受闽赣临时省委领导。”
我觉得问题严重，考虑再三后提出：“这样做不是分裂行为么！”
黄道同志也怔住了，他经过慎重考虑后说：“如果正常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采用非常方法，这是斗争的需要，何况临时省委是你们两家协商成立的，未经中央批准，可合可散嘛。”
我说：“今后如和中央接上联系，打起官司来怎么办？”黄道同志毫不犹豫地说：“我一定替你们证明。”
我回到闽东后，刘英同志来了，召开了闽浙临时省委会议，有阮英平、范式人同志参加，粟裕同志未到。平时刘英同志总是和粟裕同志一起行动，这次他却是单独前来。
在闽浙临时省委会议上，我向刘英同志报告了和黄道同志会合，并向他坦率汇报了黄道同志的意见。
刘英同志一反常态，满口承认浙西南工作的错误，但是他不同意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并由黄道同志任书记，虽然他自己过去曾多次提议此事。
他反复声称，错误我们自己纠正，并居然提出要我担任闽浙临时省委书记。他说，我们已建立了闽浙临时省委，何必再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呢，还是我们这个摊子吧。
我当然坚决拒绝。会议毫无结果，闽东特委不得不宣布退出临时省委。
我完全没有料到以后竟在我们自己的队伍内部演出了一场“鸿门宴”。事情发生在浙江省庆元县的南阳村，所以就被称为“南阳事件”。
“南阳事件”
一九三六年初秋，粟裕同志约我到庆元南阳会面。自我们同刘英同志的会议以后，我还没有见到粟裕同志，我也很想同他谈话。我和陈挺同志率一个连，于中午时分到达南阳，与粟裕同志会合。
见到粟裕同志，我很高兴，要向他汇报会见黄道同志的情况和临时省委会议的结果。他说：“好呀，晚上吃过饭再说吧。”
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把陈挺同志也抓了。我的警卫员拔出驳壳枪，打出门去，报告连队冲出去。
我的手脚被捆绑起来，背上还被撑了一根竹竿，不能动弹，就像对待土豪、叛徒一样。在押解我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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