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光绪帝召见维新人士（油画）。
核心提示：在他们眼中，张荫桓就是康党，康党就是谋朝篡位想当皇帝的乱党狂徒。那时顽固派造谣“康有为进红丸，谋弑皇上”原属无稽之谈，却在城乡不胫而走，传得沸沸扬扬。
来源：《天朝向左，世界向右》，作者：王龙（华文出版社）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风雨如晦，杀气阴森。戊戌变法失败了，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在这里引颈就戮。
刽子手的屠刀，寒光雪亮。临近午时，行刑时间到了。“六君子”被推上刑场强按在地。谭嗣同大叫：“某有一言!”监斩官军机大臣刚毅扭头不理。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悲愤地仰天长啸：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刚毅提起朱笔，将六个名字全部勾掉，掷笔于地。六名刽子手同时抡起钢刀，六颗头颅同时跌落尘埃。红雨纷飞，遮天蔽日，菜市口一片血腥。其时，杨锐血吼丈余，“冤愤之气，千秋尚凛然矣”。刘光第尸身不倒，观者惊惧不已。
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就此落下苍凉的帷幕。
当“戊戌六君子”就义之日，京城万人空巷，围观民众水泄不通。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行刑过程中，围观的市民百姓纷纷指着六君子叫骂：“乱臣贼子，书生狂徒，割了他们的舌头!不好好读圣贤之书，跑出来祸乱人心!”一些看热闹的等不及了，嚷嚷道：“快杀快杀，别磨磨蹭蹭!”自从六君子被逮捕审判，许多此前与他们来往密切的京官噤若寒蝉，多所避忌，就连他们的亲友故旧也深恐株连自己，吓得多日闭门不出。
红墙内的慈禧太后微笑了--她把这场喋血的表演精心安排在菜市口，就是要公开告诉人们，这六个家伙实是罪不可赦，不杀无以平民愤。而大清子民们也欣然认同了这一判决，目睹这惨烈的一幕后，他们默默地告诫自己乃至子孙：王法无情，谁要想冒犯大清的铁律天条，这些乱党的下场就摆在眼前。
谭嗣同被捕前慷慨吟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是，他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连他们死后的尸体也无人敢来收殓，直到第二年才被送回故乡湖南浏阳，葬于城外石山之下。后人在他墓前的华表上刻有一联：“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山河无语，苍凉浸骨。变法失败后逃至海外的康有为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复生，不复生(谭嗣同字复生)也;有为，安有为哉?”
而在老百姓眼里，“康党”根本不值得半点同情，他们都是一群瞎折腾的“白脸奸臣”，正如维新派也将一般老百姓说成“愚民”、“群盲”不可救药一样。戊戌政变发生后，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的张荫桓也被捕入狱。由于英国公使的干涉，免死远戍新疆。在押解途中，“观者数万，咸呼曰‘看大奸臣!’”还有的人议论纷纷，说从这老头子的面相打扮看，富贵已极，为什么还不知足，竟然想做皇帝呢?众人异口同声要求将他杀了省事。在他们眼中，张荫桓就是康党，康党就是谋朝篡位想当皇帝的乱党狂徒。那时顽固派造谣“康有为进红丸，谋弑皇上”原属无稽之谈，却在城乡不胫而走，传得沸沸扬扬。甲午战败后，北京城里街谈巷议，痛骂李鸿章之余再加上康有为，同斥为“卖国奸贼”。八国联军破城入侵，居然有人传言亲见是康有为带领洋兵进来的!(《庚子纪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的传统政治最怕老百姓知道真相。所以，长此以往，老百姓除了交粮纳税以外，对国家大事向来漠不关心。国民与政府在构成国家政治方面是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反过来，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古典自由主义者密尔在名着《论自由》中有一段话，是对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现实最好的注脚：
从长期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的一切，到头来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为了机器更加顺利地运作而给扼杀掉了。
专制政府必须使人民变得渺小，使人民成为彻底的“孤独的人群”，蜕化为到“沉默的大多数”--而没有健全的个人，所谓人民是不存在的，“人民”只是一个空壳，甚至成为拯救人民者的敌人。
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泱泱神州，从上层顽固官僚，到下层普通百姓，在苍茫的中国大地共同结成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哪怕是石破天惊的狮子吼，一进入这个“黑洞”就变得杳无踪影。他们想代表人民说话，可人民好像并不需要他们代表。行走在这个昏睡的帝国，他们的背影显得那么孤独凄凉。面对这样一个充满荒谬迷惘的国度，1900年12月23日，美国的《纽约时报》以《缺乏民意支持导致维新运动失败》为题报道：
如果让清国人民自己来决定应该做哪些事情的话，那么他们毫无疑问地会把这个难题又打回到那些必须处理这些难题的人们手中，也许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无能的……什么事情都依靠当权者来决定的习惯几乎已成了这个民族的本性。清国人民对当权者在博得人民信任后又反过来对人民进行巨大欺骗并非一无所知，他们祖祖辈辈都毫无例外地忍受过来了。大量过去的事例告诉我们，他们宁愿被欺骗。
当时一般老百姓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体察他们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而维新派也从未将目光投向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平头百姓。人们对戊戌变法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和抵制。在一位中国学者笔下，维新运动是历次重大事件中留给民众印象最淡薄的：
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如《嘉乐县志》对咸丰年间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南洲门设站”，“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匪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
--郑焱《湖湘文化背景对湖南维新运动兴衰的制约》
在维新运动搞得最火红的湖南，民众认为所谓维新还不如大风吹倒了民房重要，此地尚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一场初衷即为富国强兵、为民谋利的变法运动，竟然曲高和寡，应者寥寥，最后演变成无人喝彩的政治独角戏。维新派与一般民众的隔膜之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甚至成为一种敌意。“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许还不如他们夕阳古柳下的一场评书有趣。可见这场维新运动遇到了一个多么复杂尴尬的环境。
同斥为“卖国奸贼”。八国联军破城入侵，居然有人传言亲见是康有为带领洋兵进来的!(《庚子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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