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对外交往的核心区域是东亚、南亚、东南亚和中亚。尤其与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缅甸等有经常性的经贸文化往来。
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使其自成一体，长期未遇到另外一种高度文明的持续性竞争，形成了开放程度有限的文明体系和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念。
在这种文明体系和世界观念指导下，建立起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维持这种对外关系体系的便是勘合贸易朝贡制度。
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宗主国不干预藩属国内部事务，也不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藩属国国君形式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奉清朝正朔。藩属国要凭勘合，依照贡期、贡道、贡使人数和贡舶数量来朝，献上属国的土特产品，领取价值远远超过贡品价值的赏赐物品。厚往薄来的朝贡制度，满足了清朝统治者虚骄的心理，某种程度上带给清朝一定的政治声望。
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6世纪初，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西欧北欧一些国家鼓励航海探险、开拓海外市场、开辟殖民地，一批早期殖民者、冒险家和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世界各地。
16世纪的中叶，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明清鼎革之后，传教士在华活动没有减少，人员反而增多，有些传教士被清代宫廷聘用，或出任钦天监正，或聘为皇家画师，或作为清廷对外交涉使团的通事。但也有部分传教士把中国的经济、政治，尤其是军事情报传递回西方，在文化交往中充当了间谍角色。
与西方传教士一同来到东方来到中国的还有大批西方投机商人和殖民先驱。最先到来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荷兰人，接踵而至的是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
清初，为切断台湾郑氏与大陆的联系，清廷厉行海禁，下令“片帆不准入海"，又强令沿海居民内迁二十里，中外贸易呈现萎缩之势。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统一台湾，明年开放海禁，允许商民出洋贸贩。表面上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为通商口岸，而实际上外贸活动实集中于广州一处。
继葡、西、荷而起的英国，在17世纪80年代完成“光荣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18世纪中叶开始产业革命，基础科学的数学、理论物理学、基础化学都有突破性飞跃，应用科学技术更有划时代的发明。特别是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轮船制造和其他生产动力上的应用，社会物质财富呈几句基数增长，国力蒸蒸日上，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海上霸主。
18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总值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对华贸易的总和。清王朝对外关系，不可回避的便是以英国为首的欧美殖民主义势力及这些国家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贸易要求。
18世纪后期，清朝由盛转衰，腐朽和虚弱暴露无遗。它缺少汉唐雄风和气度，不了解外部世界，担心西方势力与大清国民的接触会诱发社会骚动，动摇清朝的统治，从而强化了对于国际贸易的控制。
清朝控制国际贸易的措施主要有如下几种：其一，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在别处交易均系违禁；其二，实行行商制度，规定由"十三行"垄断外国进口货物的承销和中国出口货物的代购，控制进出口货物价格，代外商向粤海关纳税；其三，严密防范外商，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每月只能在规定的日子到附近游览，平时不得擅离商馆，外国女人不准来广州；其四，华商出洋每船只准带一口铁锅，每人只准带一柄铁斧，每人每天只准带一升口粮，且根据出洋目的地限定往返时限。
这些规定，严重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导致中国造船与航海业衰落，造成闽粤浙等地民生日蹙，也妨碍了中国人对西方科技和思想文化的学习吸收。
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伯爵为团长的庞大使团，乘坐海军舰“狮子”号，于乾隆五十八年航抵大沽，将所带天体运行仪、望远镜、地理运转全架、天球全图、地球全图、探试气候架、火镜、车辆、毛瑟机、连珠枪、铜炮、榴弹炮、皇家元首号军舰模型等礼品留在北京，主要成员赶赴热河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
使团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通商、减税、划地存货等要求，因为其中事涉中国领土主权，乾隆皇帝断然将其建议全盘拒绝。马戛尔尼等在热河和北京逗留40余天后，打道回国。
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政府又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到中国，重提当年马戛尔尼使团的要求。还是因谒见清朝皇帝的礼仪争议，英国使团没能见到清朝嘉庆帝就被遣送回国。
康熙二十八年（1689）英国商船“防御”号来到广州，开始对华贸易。康熙五十四年（1715）英国人在广州设立商馆，贸易额逐年提升。到18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额已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对华贸易额的总和。到18世纪末，英国对华输入商品总值占到欧美国家对华输入商品总值90%的份额。
在中英贸易中，中国输出的优质茶叶、精美丝绸、坚密土布等，在西方大受青睐，其中以茶叶出口量位居第一。18世纪初，英商购买的茶叶不过500 担，到18世纪中叶增至5万担，增长率达100倍。到19世纪初，更增至20 万担。
中国生丝和土布的对英出口也不断增加。19世初，英商购人生丝不到1200担，到19世纪30年代竟增至8000担以上。
英国商人运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毛纺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这些商品中，毛纺织品生产成本较高，销售价格昂贵，中国的普通消费者无力购买、销路不畅；金属制品以铅制品为多，价格不菲，且不对中国民众的消费思路，颇受冷落；只有棉花一类商品，为长三角、珠三角蓬勃发展的棉纺织业所急需，销售量较大。到19世纪初，英国商人每年运进中国的棉花价银达400多万两。
清英贸易矛盾首先表现在清朝长期保持出超，而英国处于贸易入超地位，逆差巨大。
为平衡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每年必须向中方支付大量的白银货币。在18世纪末，英国输入中国的毛纺织品、金属制品、棉花三类主要商品的价值总和仅相当英国从清朝购入茶叶一项商品的价值。购买清国的生丝、土布、瓷品等大宗商品则要另付白银。
清朝一名高级官员记载当时的情景说：“夷船必待风信，于五、六月间到粤，所戴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中英间贸易冲突的第二点是关于清朝关税的透明度问题。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视对外贸易为羁縻四夷的手段，税率总体不高，但征收混乱，税目繁多，在行商代理下税外有税，弊端重重。
清康熙年间规定关税“正额”为白银四万三千两，超收部分称“盈余”，乾隆年间定为八十五万五千两。随着贸易增长，"盈余"之外又有盈余，鸦片战争前关税总额达150余万两。
征收的第一种税目是船钞，丈量商船大小，分为三等，每艘征银四百两至一千四百两不等。而实征时，又有减二减三征收的名目，即八折七折征收。
第二种税目是货税，按照进出口商品价值征收，一般征收2%。但附加税往往超过正税数倍。进口棉花，每担税则二钱，实征一两五钱；出口茶叶，每担税则二钱，实征八钱。此外则有“规礼”，即清朝官吏差役的非法勒索。
粤海关官缺向被视作肥缺，人欲争而得之。清廷关税制度的混乱，附加税名目的繁杂和不透明性，不仅使英国商人不满，放洋东西的华商亦受害匪浅。
清英之间第三个贸易冲突是“商欠”，即清朝行商所欠外商的债务。最早的“商欠”纠纷发生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英国通事洪任辉越级到天津申诉，控词中指行商黎光华欠公班衙银5万余两不还。清政府受理此案，将黎氏家产查抄赔偿。
乾隆四十四年（1779）发生行商颜时瑛、张天球高达280余万元的巨款商欠，英印政府派军舰到广州索债，并向清政府递交书信要求处理。结果颜、张被发配充军，两家产业变卖抵债，仍旧杯水车薪，清政府命令全体行商分摊余额，立下“商欠”分摊的规矩。
后来，“商欠”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纠纷也越来越难排解，几度出现僵局。"商欠"的发生固然有清朝行商的诚信不佳因素，英商图利亦难逃其咎。一些清朝行商缺少流动现金，在代销洋商货物后不能及时归还货款，而英商也乐于不收货款，以高利率放债于行商，年月既久，利上加利，息上加息，数目庞大，终致行商破家破产也难以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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