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与新中国领导层的首次接触，是在毛主席于1949年底至1950年初的历史性访问苏联。当时赫鲁晓夫虽然已是苏共高层成员，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但在党内的权力地位还不够稳固。因此他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相对有限，尤其是在毛主席的第一次苏联之行期间，赫鲁晓夫仅仅是作为斯大林的亲信存在。
1950年1月毛主席与周总理等领导人参加了苏联举行的盛大宴会，以纪念列宁逝世26周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迅速崭露头角，成为了苏联政治的核心人物之一。此时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逐渐加深，尤其是在1953年，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尽管他仍面临马林科夫等人的权力挑战，但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寻求中国的支持。
周总理
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斯大林葬礼时，赫鲁晓夫作为治丧委员会主席与周总理进行了初步的接触。尽管赫鲁晓夫已经占据了苏联最高领导层的核心位置，但周总理敏锐地察觉到，苏联内部依旧充满了派系斗争，周总理也始终保持着外交上的礼节与尊重，简短而正式地向赫鲁晓夫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斯大林去世的哀悼。此时赫鲁晓夫虽然位居高位，但在中国领导人心中，仍不完全是可信赖的盟友。
直到1954年，赫鲁晓夫才开始与中国领导人有了实质性接触。这一时期，赫鲁晓夫的地位愈加稳固，他已经成为苏联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1954年周总理前往日内瓦商讨朝鲜问题，并在赴会前先行访问莫斯科与赫鲁晓夫商议共同立场。这次访问成为中苏两国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勃列日涅夫
在莫斯科，赫鲁晓夫与周总理进行了多次深入对话，气氛比以往更为融洽。尤其是在一次晚宴上，赫鲁晓夫和周总理一同举杯畅饮，赫鲁晓夫更是兴致勃勃地跳起了乌克兰民族舞蹈。周总理也在这场互动中展示了他在外交场合的高超技巧，虽然身为中国的外交重臣，他并未掩饰自己对赫鲁晓夫的好感。酒至微醺，周总理在此次聚会中也难得的喝醉了一次，这一场景无疑加深了两国领导人的友谊。
在谈及中苏合作时，赫鲁晓夫向周总理表示，苏联将尽快兑现对中国的援助项目。他不仅承诺加快各项援助的进度，还特别强调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角色。赫鲁晓夫明确表示，苏联将加强对中国的支持，并确保中国能够在工业化方面取得进展。周总理也借此机会，再次敦促赫鲁晓夫加快援助的步伐，尤其是在中国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
在周总理回国之后，赫鲁晓夫亲自向毛主席写信，重申苏联的承诺，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援助计划。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访问我国，在此之前苏联原本计划派米高扬来参加中国国庆五周年庆典，但赫鲁晓夫决定亲自出马，向毛主席表达支持，尤其是加大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
赫鲁晓夫的到来并非全然顺利。在苏联高层关于是否加大对中国援助的意见并不统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明确反对，但赫鲁晓夫坚决表态：“如果这次访华不加大援助，对中国的支持就没有意义。”在赫鲁晓夫的强硬立场下，伏罗希洛夫最终妥协。
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
9月底赫鲁晓夫抵达北京，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迎接。此次访问，中苏两国的友谊得到了体现：赫鲁晓夫带来了大量承诺，包括将旅顺口海军港口归还中国，四个中苏合资企业完全交给中国管理，并提供5.2亿卢布的贷款。最令毛主席感兴趣的是赫鲁晓夫承诺的进一步扩大对中国工业的援助。
但赫鲁晓夫带来的并非仅是经济援助。他还赠送了一吨纯金的国徽，毛主席幽默回应：“赫鲁晓夫这是行贿来了。”毛主席深知赫鲁晓夫此举意在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希望获得中国的支持。
现存三线建设遗迹
会谈中毛主席提出了对原子能的需求。赫鲁晓夫显然不愿轻易答应，他认为苏联已有足够的核保护伞，认为中国不必自费研发。毛主席沉默，心中已明：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走独立发展的道路。
赫鲁晓夫此行虽然表面是友好访问，但实际上暴露了两国在核心问题上的差异。赫鲁晓夫希望通过援助拉拢中国，但毛主席清楚，尽管中国需要合作，主权和独立始终是中国的底线。
日韩合并条约给了日本全面进攻中国的跳板
1957年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在国内面临巨大压力时，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对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技术援助。这一决定无疑对中国的科技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导弹和核技术方面。赫鲁晓夫同意向中国转让导弹技术，还首次放开了此前被严密保密的核技术，甚至派出了大量专家来华支援中国的军事和核技术发展。这些援助在数量上史无前例，质量上也无可比拟。
然而赫鲁晓夫的援助并非出于单纯的善意。实事求是地说，他这样做更多是为了加强自己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地位。在面对国内反对声音时，赫鲁晓夫选择支持中国，实际上也是在寻求一种外交上的突破，借此稳定自己的领导地位。不过这一系列的援助依然为中国的导弹与核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吉米·卡特任内，中美成功建交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标志着中国在核武器领域的重大突破。毛主席在谈及此事时，幽默地说道：“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1958年7月，赫鲁晓夫向毛主席提出一个看似合作的请求：在中国南海建立一座由中苏共同管理的电台，主要用于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军事通信。然而毛主席一听就知道这背后藏着苏联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他当即拒绝，毫不犹豫。
赫鲁晓夫很快意识到，他的请求被直接打回了。这让他感到不满，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知道毛主席曾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建造核潜艇，于是打起了“利益交换”的主意——提议建立一个中苏联合舰队，由两国共同拥有。赫鲁晓夫指示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主席提议这一方案，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再次施加影响。
毛主席并没有被赫鲁晓夫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心里早有定计的他，一听此话，怒火中烧。第二天一早毛主席召见了尤金，毫不客气地发火：“你们一直不信任中国人，斯大林不信，赫鲁晓夫也不信！你们俄国人就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以为我们是黄种人就低人一等！”
毛主席怒斥道：“你们不过就是掌握了原子弹，就想控制我们！这对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主权是一种侮辱！”尤金无言以对，不知如何回应。毛主席愤然道：“中国是独立的国家，不是苏联的附庸！你们凭什么想控制我们？
毛主席毫不留情地表示：“你去告诉赫鲁晓夫，让他亲自来北京谈！但在主权问题上，我毛主席绝不让步！”尤金满脸尴尬地离开，报告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终于明白，毛主席的态度无法动摇，决定亲自来北京解决问题。经过四轮艰难的谈判，赫鲁晓夫最终认识到，毛主席的底线已定，不容触碰。尽管最终两国关系并未彻底破裂，但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关系中的深层裂痕。
到了195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赫鲁晓夫再次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本应是两国关系的又一次巩固，但实际情况却颇为尴尬。在宴会上赫鲁晓夫一再提起中方炮击金门的事件，显然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心存不满。这一敏感问题使得两国的外交氛围变得冷淡，双方的交流充满了隔阂。这次会谈并未带来预期的和解，反而暴露出中苏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接下来的一年，赫鲁晓夫做出了一个更为激烈的举动——单方面撤回了驻华的所有苏联专家。苏联的专家曾在中国的多个领域提供了重要支持，但赫鲁晓夫的这一撤离，等于断绝了中国与苏联在技术和军事方面的合作。两国关系的裂痕由此进一步加深，紧张局势也让双方的外交关系几乎到了冰点。
毛主席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内部政变推翻，这一变故使得中苏双方都看到了改善关系的契机。虽然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并未完全将中苏关系的恶化归咎于赫鲁晓夫一人，但赫鲁晓夫的下台为苏联高层提供了一个“替罪羊”的机会。苏共中央一致认为，赫鲁晓夫的鲁莽和个人性格导致了两国关系的裂痕，而如今他已下台，双方的矛盾应该迎刃而解。因此，苏联政府在同月向中国发出了邀请，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即将举行的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作为两国关系回暖的象征。
中国对这一邀请作出了积极回应，并派遣了周总理总理领衔的高级代表团前往苏联，计划以此为起点，开启两国关系的新篇章。然而，正当中苏关系看似有望回暖时，一个意外事件却使得这一期望化为泡影，反而将两国关系推向了更加深冷的境地。
毛主席
11月7日，苏联在克里姆林宫为来访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宴会现场气氛本应轻松友好，周总理指示贺龙同志向苏方高层致意。然而随着酒宴的进行，苏联的部分高官表现得越来越放肆，尤其是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马利诺夫斯基，他在酒后不自觉地说出了一番惊人的话：“苏中两国关系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与毛主席关系不好。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你们也该赶走毛主席了。
这番话无疑让在场的中国代表团感到震惊与愤怒。贺龙同志尤其感到愤慨，因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普通官员，他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二战末期作为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的指挥官，马利诺夫斯基曾亲自指挥“八月风暴”行动，解放了中国东北，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在朝鲜战争中，他还负责对中国志愿军的训练与补给。如此背景的高官，竟然在宴会上对毛主席进行如此直接的侮辱，让贺龙等人无法忍受。
毛主席
周总理总理深感冒犯，决定立刻带领代表团退出宴会。中国代表团返回大使馆，表示要等待苏方的正式回应。这一举动无疑是对苏方的不满与抗议。而第二天酒醒后的苏联方面很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勃列日涅夫亲自上门向周总理总理道歉，代表苏共中央为马利诺夫斯基的不当言辞致歉。
周总理并未因此轻易释怀，认为这场宴会中的言论暴露了苏共高层对中国的深层次不满与敌意。随即他要求进行正式会谈，以厘清两国的分歧和未来的合作方向。苏联方面虽然答应了会谈，但令人失望的是苏方在会谈中明确表示，尽管他们与赫鲁晓夫有所不同，但在思想分歧上，他们与赫鲁晓夫并无本质区别。这番言辞无疑令中国代表团深感失望，似乎昭示着中苏关系的裂痕难以修复。
毛主席
1964年11月14日，周总理带领代表团返回中国，标志着此次访问的彻底失败。中苏关系再次跌入冰点，改善的希望彻底破灭。此后尽管苏联方面试图挽回局面，但两国之间的信任裂痕已经难以修补，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双方关系才得以逐步恢复。
参考
《1954年苏联对华援助15项工业企业项目之缘起问题的再探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12月
《推动中苏进入“蜜月期”——1954年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几次接触会面》，《党史纵览》，2011年7月
《赫鲁晓夫为中国做的七件好事》，《党史纵横》，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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