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被学生誉为“哲学王子”。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1982年起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任编辑；1987年重回复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8年获博士学位。2021年从复旦哲学系退休。
本文原题《学问与人生》，系王德峰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原载2012年10月8日《文汇报》。
当我们来到大学，生命中就有了一段宝贵的时光叫大学生涯。比起漫长的人生道路，这四年很快就会过去，我们怎么来看待这四年的大学生涯？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我们都会很珍惜这段时光，但在今天，它却成了问题。
因为今天，人们似乎把四年的大学生活看成是谋取好职业的途径和手段，大学俨然变成了一个职业培训所。这样一种大学教学的功利主义倾向到处蔓延，以至于遗失了大学教育的初衷。
倘若我们来到大学是为了接受高等教育，那么，什么是高等教育？如果高等教育仅仅提供应对未来工作的技能培训，仅仅是人们成为专业人才之前的预演和训练，那么大学就不需要了，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职业培训所。
在我看来，University（大学）是一个民族的科学共同体，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心。这里有一批人，守护着民族的精神家园，担当着推动科学进步的使命。一句话，这里是追求真理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在人生的青年阶段，能够有四年的时间来到这样一个追求真理的地方，应当是非常幸运的。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们可以有一段暂时与现实社会的利益体系相脱离的平静时光。这一点在今天这个时代格外宝贵。
我们应当拿这一段跟现实社会脱节的平静时光来做什么？来求学、问学、求真，来追求真理。
倘若人在知识领域中的一切活动都只是为了追求实际的利益，那么天下也就不会有学问和真理了。真理与公理无关，真理从来不是达到利益的手段和工具，真理是人心灵本质上的需要。
人生理想与职业理想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吧。
年轻人会看到许多成功者，他们也许会在富豪榜上留下名字。而我认为，按照当今社会的成功标准，许多成功者其实不一定有生命的幸福感。因此，我们讨论学问与人生的问题，其实关系到每一个年轻人的人生理想。
我很想了解今天的年轻人是怎么看待人生理想的。大家可能会犯一个错误，不知不觉就混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职业理想，一个是人生理想，错把职业理想当成人生理想。
在古典时代，这两个概念经常可以重合：一个人实现了职业理想的同时，也就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比如，一辈子做医生的人，医生就是他的职业，在这个职业中，他也实现了个人的价值、个人生命的意义。一个人的职业理想能够跟人生理想重合，是一种幸运，将来还会由此衍生出敬业精神。
但在今天，这种重合出现的概率很小。
之所以不能树立起敬业精神，就是因为我们从事的职业跟人生理想无关。
当我们在比较目前的职业和将来更好的职业的时候，“更好”的标准是什么？是外在的成功、某种社会地位的提高或者薪水的提高吗?
有的人不断跳槽或者被“炒鱿鱼”，终无止日，每走一步，他都认为自己在前进，就这么度过了一生。我无法想像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历程中，生命的意义会有多大的光辉。
我曾经遇见一位上海重点高中的应届毕业生。当我问他对自己将来的期望是什么时，他的回答是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当我问及这是否是他的人生理想时，他回答正是。我默然。
爱因斯坦的智慧让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来到世界上，不是希望能够得到什么，而是希望能够做到什么。我在少年时期就听说了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并一直以此激励自己。
从希望自己能够做到什么这一点出发，才可能树立起人生理想，人生理想和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没有关系，与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才有关系。
以爱因斯坦本人为例，像他这样一个人物，按照今天的标准可能并不属于英雄或者成功的典范，他不是世界首富，给予他英雄地位的也不是他所拥有的资本的数量。
在大学毕业以后，爱因斯坦去了专利局，做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这是他的职业。这个职业当然不是他的人生理想，继续思考物理学所面对的危机，实现一场物理学的革命来克服物理学的危机，这才是他的人生理想。他坚持了这个理想，所以他能够在专利局工作的这段时间里继续他的科学探索。
我相信，不管今天的时代跟以往的时代有多么不同，人生的基本真理是亘古不变的。大家既然来到了大学，获得了追求真理、推动学问事业进步的机会，那么至少应当在大学四年的生涯中，追逐我刚才讲的那个意义上的人生理想，也就是真正发现自己能够做到什么。
我们往往不得不在大学毕业之后暂时服从某种职业；服从这种职业是没错的，因为这是谋生的需要，谋生总是第一位的事情。鲁迅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好：自由固然不是钱可以买到的，却往往会因为钱而被卖掉。
问题在于，当我们终于可以不需要为谋生而出卖自由的时候，是否还能有理想，还能因为那理想再把自由赎回来。倘若根本没有人生理想，那么就永远不再可能把那个卖掉的自由赎回来了。
学术之精神是高等教育的灵魂
大家一定知道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未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钱老问的并不是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市场经济舞台上的英雄。
今天的高等教育究竟缺失了什么？我认为是缺失了灵魂。什么是高等教育的灵魂？我认为是学术之精神。倘若学术不能和社会保持足够距离，反而沦落为社会一部分利益阶层、利益体系的博弈工具的话，学术就不可能发展，甚至会发生变质。
蔡元培先生做北大校长时，曾经提出“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许多人不理解，认为这是象牙塔里才会有的说法。其实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学术不用为人类的进步而奋斗，但是学术能够为人类进步作贡献，或者为中华民族作贡献，前提就是与社会的利益体系保持足够的距离。学术之独立，也就是蔡元培先生讲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含义。
如今，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阅读这本《蔡元培传》，就是对蔡元培先生最好的缅怀和致敬。书中内容，史实钩沉清晰，叙述文白相兼，史论不落窠臼，精到、客观、周全。欲了解蔡元培先生的一生，本书当为首选。
我们在大学四年当中就要养成这种学术之精神。不管每个人攻读的专业和将来的职业多么紧密或者不够紧密，这并不重要。在大学里学习，并不仅仅为了培训谋职的能力，而是一种探索。
哪怕大家对自己的专业很反感，从来没想到会喜欢上它，甚至是没办法被调剂到这个专业的，我们还是要用四年的时间去研究它。因为研究这门科学，跟老师同学一起探讨该领域里最基本也是很困难的问题时，可以获得这一辈子以后未必能获得的学术经历——体验学术冒险，解决现在所有人都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许最后失败了，但是我们能够从中获得比结果本身多得多的东西。
我一直强调，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校园文化、社团活动，可以谈恋爱，可能被偷自行车，会抱怨食堂伙食不好，还会渐渐感到囊中羞涩，买不起淮海路高档商店里的任何一件豪华商品……这一切都没问题，关键是这四年的主题是什么？
我想起当初我考入复旦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前校长谢希德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她一共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生，祝贺你们考入复旦；第二句话是从现在开始，每一个理科的学生，都要以实验室为家，每一个文科的学生，都要以图书馆为家，珍惜这难得的三年的光阴；第三句话就是谢谢大家。如此简短的开学典礼演讲，我却铭记了一生。
复旦的传统、复旦的精神是由一百多年的历史，以及那么多把一生的光阴投入到复旦的学术研究中的老师积累起来的，大家汇聚在一起，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里就是“知识分子的圣所”。大家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有光环的文凭。如果能够这样看待问题，我们就要对当下时代的种种功利主义采取抵制和拒绝的态度。
我们应该庆幸自己终于获得了一种机会，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以心静观宇宙，静观真际，可以对真际有理智的和同情的了解。真际就是真理的境界，要用心去静观，可以作为通往圣贤境界之门路。
学术精神与人生的关系
学问不仅是智力的成长和能力的提高，它同时是人生境界和生命信念的基础。在我看来，学问与人生之间的关系分七个不同方面。
第一，学术的精神让我们能够真实地形成虚怀若谷的谦逊态度。只要投入过一段时间去探索生命真理，去求学问真，就一定会知道自己是多么无知。知识越多，就会察觉到自己不知道的更多。
所以从学术体验中形成起来的学术精神，让我们一生都能够保持虚怀若谷的谦逊态度。它不是礼貌，不是客气，而是真实的。我永远不会自以为是，好像真理在握；我也许已经知道了很多东西，对学术的某一个领域做出过一点贡献，但我自知不知道的更多。这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在不做学问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这样去思考问题，这是学者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要在大学四年里养成。
第二，学术精神让我们拥有了开放的头脑和善于倾听不同意见的习惯。大家来到大学，跟老师同学一起研究这个学科领域里的重要问题，一定会有很多讨论。在这种讨论的场合，我们不仅要发表自己的见解，更要聆听别人的见解，尤其是自己的观点遭到反对的时候，能否继续用心倾听？能否打开心扉接受不同的意见？
不要认为自己获得的东西就是唯一正确的，很多时候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而已。所以，经过四年的学术探索和学术体验，我们应该形成一个善于倾听不同意见的开放的头脑。
第三，学术精神让我们拥有了自我批判的勇气。一个人要自我批判是很难的，尤其是在成熟了，经历许多人和事之后，会慢慢地失去自我批评的能力。
从这一点而言，我非常佩服梁启超先生，他总是“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总是在自我批判中前进。他本来追随康有为先生时，是推崇君主立宪制的，后来他接受了“共和”的观念。
“以今日之我批昨日之我”，是需要勇气的，这就是自我批判的勇气。在学术研究中，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会让我们受用的。哪怕将来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而是走上社会实践岗位，在取得一些成绩以后，也千万别忘了，还是要保持这种自我批评的勇气。这是四年大学生活带来的一个重要收获。
第四，学术探索的体验让我们总是能够把一个要处理的具体问题，放到学问的意义系统当中去，重新认识和评价它。有时候老百姓也会碰到我们研究的问题，但他们不会学术地去思考，往往只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发问：到底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摆脱困境？当然大家都有这个目标，但是理解问题的性质、来龙去脉，就需要把它放到学问的意义体系中去思考。所以，在大学毕业前完成一篇学位论文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就要求我们把学术问题放在一个意义的背景中去重新考量。
有一个学问体系作为基础，把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问题维度来思考，这是一种很好的习惯。
第五，我们永远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一个问题，这是学术体验也是学术精神对我们将来人生的一个重大意义：系统地谈论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放在一个意义中去严谨地思考，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习惯。
在工作中也是如此，哪怕日后做的事情和大学里学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在面对要处理的现实事情时，我们仍旧保持这种思考习惯，这就是我们将来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有可能成为领导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商人和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明朝的李梦阳有一句话说得好，“诗与商，异术而同心”，就是说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异术”，但“同心”；企业家也是把做企业当做是完成一篇很大的论文，用学问来提炼和提升它的。
第六，四年的大学生活让我们在学术体验的过程中赢得了学术之精神，这种精神让我们在一生中总是怀有精神的饥饿感。
身体健康的标准是什么？胃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对食物有不可抑制的欲望，这就是身体健康的标志。那么，心理健康的标准是什么呢？也是饥饿感。无论对这个世界，还是对所学的专业，总是觉得目前所知是远远不够的，总是满怀着各种好奇心，总是觉得有许多事情更想要去了解，这就是精神上的饥饿感。
牛顿晚年说：我就是一个孩子，在海边捡贝壳，捡了一辈子，每捡到一个贝壳，我就很喜悦。永无餍足的精神饥饿感就是心理健康的根本标志。
所以，一个人太成熟会让人害怕，因为太成熟，会老于世故，会以为自己样样都懂，这基本上也就是成年类人猿的表现。类人猿跟人最相像的阶段是幼年，充满了好奇心，不断模仿、学习，慢慢长大成年了，就觉得自己样样都懂，开始教训起幼年类人猿了。
我们不能像成年类人猿那样。四年的大学生活应当让我们在学术精神的获得过程中形成终身不会去掉的精神资源，无论工作多忙，一有闲暇时光，总是想学到更多更好更高境界的东西。
第七，学术精神总是能够将我们有限的人生与不朽的东西连在一起。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那么人生的意义应当寄托在哪里？我认为不应该寄托在有限人生中所面临的这个或那个东西，因为没有什么是长久不变的。
我们不能依靠其中任何一个自认为特别重要的东西，靠着抓住它，从而使人生有意义。
所以禅宗有一句话：“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自性”，就是“自本性”，也叫“佛性”。佛性呈现，万事万物就向人呈现出它的意义来了。而这万事万物中，没有一件事物可以让你获得生命的意义。
“自性本无一法可得”，“法”就是事物。比如，一个人经过多年努力终于买到了梦寐以求的豪华别墅，他认为，从今天起自己就会很开心，从拥有豪华别墅起，美好人生就开始了。这是不可能的，最起码，豪华别墅将来由谁来居住，这个人就不可能知道，他只是一个暂时的驻留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别墅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座旅馆。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有限、渺小的，那么虚无的人生到底在哪里获得意义呢？我认为只有和不朽的东西连在一起，它才会有意义。
在追求学问和真理的道路上，我们才终于赢得、领会到某种不朽的、超越的存在，它高于每一个“小我”，让每一个“小我”的生命无意义。
比如音乐家，在音乐领域里取得了一点成功，赢得了鲜花和掌声，他会感受到，音乐造就了他的生命意义，倘若世界上没有音乐，他的生命意义就无从寄托。于是音乐家到了晚年，当他在演奏或者表演创造方面的能力开始衰落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培养学生，悉心照料弟子甚于照料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他对不朽的音乐事业的感恩和报答。
而我们在追求学问的道路上，也会领悟到这种超越的东西。
一个人的信念来自哪里？并不是来自某种具体的事物、事物的重要性，甚至于造就这种重要性的东西。人生的信念应该建立在我们对某种不朽的、超越的东西的领悟上，我们知道它无比重要。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领会到这种不朽，就是学术之精神对于我们一生的意义。
大学不应仅仅追求社会精英的培养，而更应该致力于培养能够担当民族、担当天下的脊梁。
竺可桢先生说得好，切莫以为来到大学就是为了将来能做工程师、医生，人们来到大学做学问，应该是为了将来能够担当大任、转移国运。
这些话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沉重，但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我们必须抓住这份沉重。
所以，黑格尔在受邀到柏林大学担任哲学系主任后的第一次讲课上就说，年轻人在大学里面应当干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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